1947年5月1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烏蘭夫為內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圖為烏蘭夫與副主席、委員宣誓就職
內容提要：中共前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在主政內蒙古自治區期間，曾在40年代東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中，對中共中央東北局西滿分局的極左政策有所抵制，並及時糾偏，改行比較務實的溫和政策，收到良好效果，並獲中央肯定。到三面紅旗階段，烏以自治為由，繼續堅持相對寬鬆的鄉村「仁政」，惠及內蒙百姓和外省流民，而且，應毛周要求，還向京津滬遼等地緊急調運救命糧，成為大饑荒時期比較罕見的特例。
然而，烏的仁政德政，非但不獲中央表彰，還被毛周及其在內蒙的親信嫉妒懷恨，認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進而上綱成「民族分裂」，必欲除之而後快。到四清運動和文革初期，這種源自土改的政策分歧，最終演變為毛周執意打倒烏蘭夫的導火線之一。文革後期儘管重新覆出，但有家難歸，並無實權，淪為中共統戰工具，直至終老北京。
前言：研究內蒙東部土改，意義何在？
七十多年前的中共土改運動，既有模仿蘇俄的意識形態因素，也有農民造反「均貧富、等貴賤」的歷史慣性，可說是毛時代許多暴政的開端，或始作俑者。研究土改，對理解中共國家行為的內在邏輯，預測中國鄉村未來走勢，都具重要意義。
今天要介紹的內蒙東部土改，是東北解放區土改「大舞台」的一個小插曲。通過放大這滴水，或有利於看清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中共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在主政內蒙20年間（1946-1966年），曾在東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中，成功抵制並及時修正東北局的左傾政策，在自治區範圍內「另搞一套」，溫和政策延續到五六十年代。假如東北局主導的是周立波描寫的「暴風驟雨」式「暴力土改」，那麼，烏蘭夫在內蒙古實行的，則是「慎重穩進」式「溫和土改」。兩者有何本質區別？為何出現這種區別？其後果有何不同？等等，便是本文探討的主要內容。
這個問題，除了涉及民族區域自治政策，還涉及烏蘭夫家族成員的身世沉浮，敏感性至今不衰。所以，除內蒙本地學者偶爾提及，國內外相關研究很少，甚至連知道這回事的人也不多。為此，感謝宋永毅教授提供這次機會，並惠寄文獻資料，讓我能完成這篇論文。
本文研究方法，基本採用歷史文獻法，也加雜個人長期觀察和對比思考。我原籍冀中，屬於晉察冀邊區，沒趕上較早土改。但上小學時，常聽村民議論「這塊地原來屬於張三，如何變到李四名下」等等，可見他們對土改的集體記憶猶新。後來在「第二故鄉」內蒙古生活13年（1959-1972），開始接觸東部土改話題。1965年春，我所在的內蒙師大全校停課，批判校黨委書記特木爾巴根的「民族分裂」問題，他的「罪狀」之一，是在東部土改工作隊期間，包庇其地主父親關布拉罕，不分地，也沒定地主成分。後來才知道，那並非特的個人錯誤，而是當時烏蘭夫和自治政府的特殊政策，名為「慎重緩進」（後被周恩來改為「慎重穩進」，見下文）。深延到牧區和半牧區，則成為著名的「三不兩利」政策（不分、不鬥、不劃成分；牧主、牧工兩利）。
烏蘭夫倒台之後，我們作為在校學生，又遵照北京部署，全面批判「當代王爺烏蘭夫」。此時才知道，烏的「溫和土改」，是經毛、周恩准過的，從四十年代確立，延續到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公社化，和六十年代的大饑荒。該政策對內蒙農牧民，有程度不同的「寬厚仁慈」。儘管烏蘭夫的「溫和土改」，受到某些漢族領導人（如新疆書記王恩茂）挑戰，說它是「階級調和」，最後毛周等人，居然肯定烏蘭夫，否決王恩茂。把內蒙經驗樹為民族地區樣板，進一步向青海、甘肅、新疆、西藏等地推廣（見下文）。
然而，恩准烏的仁政，僅是障眼法或遮羞布，北京高層並非真心認同。因此，烏蘭夫非但無功，反而得禍，引起毛周警惕，懷疑他有民族分裂野心。到六十年代，這種猜忌防範，演變成內蒙高層權爭的聚焦點，最終成為打倒烏的導火線之一。
1966年四五月間，文革來勢洶洶。然而，除了校園大字報熱鬧外，黨政軍機關表面風平浪靜，實際地火運行。先是五月一日，華北局派解學恭率工作組到內蒙，傳達第一書記李雪峰對烏蘭夫的批評，敲打他有「狹隘民族主義」。接着，中央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華北局召開「前門飯店會議」，實為華北區「閉門小文革」。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恆、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唐、張淮三等，先後遭到整肅。內蒙的重頭戲，則是解決烏蘭夫問題。中央派劉、鄧約談烏蘭夫，給他確定五條罪狀，包括「另搞一套」，「階級調和」，「地方民族主義」等等。這些所謂「罪狀」，追根朔源，都跟40年代內蒙東部土改有關。
其後，內蒙跟全國一樣，文革波濤洶湧。「二月逆流」期間，發生首例解放軍開槍屠殺學生（韓桐）事件[1]。滕海清被毛、周臨時點將，從北京軍區空降內蒙，組建革委會，實行大清洗，全面推行極左路線，「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簡稱『挖肅』運動）」成為鬥爭主線，最終演變成「內人黨冤案」，歷時兩年，導致34萬蒙古人遭關押，上百萬受牽連，數萬人死亡（據不同來源，兩到四萬不等），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大醜聞之一。要知道，當時內蒙的人口總數，不過1300萬，蒙族200萬，佔比15%。但他們的受害比例卻非常高，死亡率百分之1-2%，傷殘率4%，關押率17%，株連率50%。
從1966年五月始，烏蘭夫便失去自由，被軟禁多年。到文革後期，毛周為穩定內蒙，不得不逐步給烏蘭夫鬆綁，恢復他部分權力。鄧小平時代，更把烏的名譽地位提升，官拜國家副主席，但不准他重回故鄉。兩次回內蒙短暫訪問，都在嚴密監控下，受種種限制，最終讓烏蘭夫跟陳永貴一樣，在京城窩囊而死。
烏蘭夫死後，他的子女和家族成員，有不少身居高位，但象徵大於實權。如同西藏、新疆一樣，北京再也沒有雅量，讓民族幹部重掌地方大權，最多不過充當漢族書記的配角。從這個意義上說，探討七十多年前的內蒙東部土改，不但有利於思考土改本身的功過是非，也有利於認識「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虛實和利弊得失。
一、內蒙古「自治成功」，解放區如虎添翼
入題之前，先介紹一點地理歷史背景。內蒙幅員遼闊，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佔中國總面積的12%，跨越西北、華北和東北，是僅次於新疆的第二大區。四十年代末的內蒙東部，曾屬於東北解放區一部分。1949年之後，內蒙大多數時間被劃為華北範圍。
轉說歷史。本文無意追蹤內蒙民族運動的久遠歷史，及其錯綜複雜的派系淵源，那需要追蹤到清末民初和北洋時代，還涉及蘇俄分裂中國，策動外蒙獨立，以及後來的兩次國共合作等，跟本文主題關係不大。
這裏重點分析，從日本投降到中共建政前後，在東北解放區與內蒙古自治區建立過程中，犬牙交錯的地緣政治互動、國際局勢變幻、民族恩怨情仇等因素，以便理解，當時烏蘭夫主政的內蒙東部，和中共東北局主導的解放區土改政策之間，為什麼發生摩擦糾紛，以及烏蘭夫最後怎麼說服中央，「緊急糾偏」，最終實行了一套「另類政策」。
眾所周知，中共勢力在東北迅速壯大，跟1945年8月8日，蘇俄對日宣戰，紅軍迅速進入東北有關。一周後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國共開始爭奪東北控制權。斯大林搞了明暗兩手，表面支持國軍接收大中城市，動員共軍退守鄉村；暗地裏，則幫共軍擴充實力，更新裝備，提升戰力。另有十幾萬訓練有素的日本關東軍戰俘（東北境內六萬，蘇聯境內十萬）被紅軍強制改編，加入林彪的四野。當然，國軍也利用日本戰俘，但數量不如共軍。蘇俄當時有何盤算？估計擔心八路打不過老蔣，或者，害怕中國內戰規模不夠大，死人不夠多？
與此同時，原滿洲國治下的蒙古人，受局勢影響和蘇蒙兩國支持，也迅速掀起民族革命潮，爭取「民族獨立」與「內外蒙合併」的呼聲高漲。他們不僅迅速建立了「東蒙自治政府」，還組建了五個騎兵師，兵力數萬，其中許多人經過日偽軍校的正規訓練。然而，面臨國共對峙，這股迅速壯大的民族武裝力量，政治立場和方向並不明朗。
關鍵時刻，烏蘭夫受延安派遣，「單刀赴會」（周恩來贊語），代表西部蒙族各派，到東部蒙區做統戰工作[3]。1946年三月，烏蘭夫先到赤峰，拜會東蒙自治政府負責人博彥滿都、哈豐阿和特木爾巴根[4]，商談內蒙東西部統一問題。經烏蘭夫真誠遊說，三位東蒙領袖同意停止「內人黨」活動，願意參加「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領導工作。4月3日，各路人馬齊集承德，召開著名的「四三會議」，表決通過《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的主要決議》，包括「接受中共領導」，解散「內人黨」，哈豐阿加入共產黨，特木爾巴根由蘇共黨員轉為中共黨員[5]，等等。「內人黨」的外圍組織「內人團」，則集體轉為中共外圍組織「青年團」（共青團前身）。
統戰基礎奠定後，烏蘭夫馬不停蹄，積極籌建由中共領導的「內蒙古自治政府」（內蒙古自治區前身），和「內蒙古自治軍」（內蒙解放軍騎兵）。據《維基百科》的說法，1947年4月23日，內蒙各族代表，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舉行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內蒙古自治政府，烏蘭夫為主席，哈豐阿為副主席，阿思根、特木爾巴根、奎壁等12人為委員。當時轄區包括六個盟（呼納盟、興安盟、哲里木盟、昭烏達盟、錫林郭勒盟和察哈爾盟），即今日內蒙東部和中部（大約佔現在版圖一半），人口兩百多萬，其中50萬蒙族[6]。而位於華北和西北的蒙古族聚居區，當時還鞭長莫及，有些尚在國軍控制下。因此，四十年代末開始的東北土改運動，基本包括內蒙自治區東部大部分農耕區，和多數半農半牧區。
內蒙自治政府的正式建立，是極為隆重的大事。據史料記載，環山抱水的王爺廟市氣象萬千，滿街國旗（應是民國旗）飄揚。主席台中央，並排懸掛著斯大林、毛澤東、喬巴山、烏蘭夫的巨幅畫像。中共西滿分局和西滿軍區代表張平化，遼寧省主席閻寶航，黑嫩省議長於天放等中共東北高官，均到會祝賀。張平化致辭時，還贈送四句話：「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實現自治，爭取自決」。他解釋說，「中共是堅決贊成民族自決權的，願以最大努力協助蒙古民族的解放。」又說，「一年來的自治運動是朝着民族自決的大道（前進），內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更是大進了一步，是為實行自治，爭取自決的必要步驟。」[7]與此同時，以白雲梯為代表的原「內人黨」右翼，則選擇跟蔣介石走，正隨同國府往台灣轉移。
可以看出，在中共領導下，通過烏蘭夫控制的內蒙自治區，不僅充滿獨立傾向立與大一統傾向之間的民族矛盾，還交叉着蘇聯、外蒙與中國之間的國際互動，也包括親共與親蔣勢力之間的明爭暗鬥。因此，剛組建的內蒙自治政府，雖然在中共領導下，但地方和民族特色，起碼錶面上，還受到延安和毛的顧忌，這可從張平化的上述賀詞得到佐證。
幾種因素加到一起，促成烏蘭夫為代表的延安派獲得勝利，主張民族獨立和內外蒙合併的東蒙政治派別，被和平收編，最終統一在烏蘭夫為首的自治政府領導下。經過改編的原東蒙自治軍數萬騎兵，成為解放軍一支勁旅。在共軍機動能力比較差的當年，內蒙騎兵從東北馳騁到廣東，為中共奪天下，衝鋒陷陣，屢建奇功。後來解放軍進藏，遇到困難，毛又說服烏蘭夫，派內蒙騎兵增援，重複歷代王朝「以夷制夷」的套路。儘管烏蘭夫反對鎮壓藏人，也得服從，此是後話。總之，所有這些因素加起來，應該被視為烏蘭夫之所以有膽量，也有能力，可以跟中共東北局據理力爭，在土改問題上「有限度」分庭抗禮的原因所在。
二、東北局暴力土改，衝擊波禍延內蒙
東北解放區土改，大約從1946年冬開始，1948年冬結束，儘管劉少奇在河北西柏坡主持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時間，是半年多以後的1947年7月中旬。換句話說，東北是「先土改，後立法」，起碼在立法前的半年多時間，土改所依據的，僅是中共的黨內指示（1946年5月4日發出的《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嚴格說，沒有法律依據的土改，應屬非法，等同掠奪搶劫。
這裏，不由想到網傳「毛澤東談憲法」的一段講話[8]，其狂妄無恥，令人乍舌。回顧老毛一生所為，結合江青高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那麼，這段講話，實為黨國行為的精彩註解。假如毛共對國家根本大法的態度，都如此虛偽狡詐，那麼，隨意玩弄什麼「土地法大綱」、「民族自治法」等空頭支票，還有什麼好說？
回到東北土改。著名作家周立波（非同名脫口秀演員）1946年9月到黑龍江珠河縣元茂屯（今尚志市元寶鎮）領導土改，收集素材，1947年5月回省城哈爾濱，寫出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後獲「斯大林文學獎」），成為東北土改的樣板作。請注意，《暴風驟雨》寫的故事，離《土地法大綱》正式出台，還有幾個月，說明無法理依據。可是，如今的元茂屯，已經建成「紀念館」，成為紅色旅遊點。為紀念《中國土地法大綱》六十周年，央視製作了系列片。以沒有大綱指引的元茂屯為樣板，紀念大綱六十年，有點滑稽。我粗看了幾集，感覺淨是當年老話套話，空話廢話，沒有絲毫歷史反思。
當然，由於缺乏研究，我無意對中共土改做整體評價，只想籠統說說感覺。如果站在「打江山坐江山」的紅二代血統論立場，土改當然功在千秋，利黨利國；但如果站在文明進步與普世價值立場，尤其在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看，我認為台灣的「民國土改」更應該肯定，而中共的暴力土改，則需深刻反思，全盤否定。
我同意清華教授秦暉對中國歷代土地問題的基本判斷：中國農耕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官民衝突，而非土地兼併與貧富分化。農民起義的原因多為「官逼民反」，而非「無地造反」。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中國農村的土地兼併與集中程度並不高，基本是小農經濟汪洋大海。若採用減租減息和國家贖買等懷柔政策，避免「暴風驟雨」，同樣能實現「耕者有其田」。在土地私有下，通過農會扶植，興辦產供銷信貸合作等非政府組織，照樣可以實現農業的規模化與現代化，日本、韓國和台灣，都是這個路數。只要參觀對比元茂屯的《暴風驟雨紀念館》和位於台北松山區的《土地改革紀念館》，就不難看出兩種土改的優劣高下。
至於中共為什麼非要「一邊倒」學習蘇聯，消滅地富，走集體化道路？這當然涉及階級鬥爭、消滅私有、計劃經濟，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因素，但更為精明的實用主義算計，也是重要原因。比方說，通過搶浮財分土地虐殺地富，強化階級意識，激化社群對立，為打內戰擴充兵源，補充糧草等等，暴力土改確實發揮過很大作用。至於天下歸一、政權到手之後，再換個口號，收回土地，走「集體富裕（實為集體貧窮）」之路，那麼，面對規模細小的個體農戶，要比蘇聯消滅富農，容易得多。列寧當年搜刮糧食，需武裝下鄉，跟富農打仗；而中共從農民口裏奪糧，基本不費力氣，下個通知就行。中國農民一盤散沙，三年饑荒連討飯都不讓，餓死數千萬，也沒公開抗糧造反。記得政治課討論合作化時，有個論調說，中國合作化之所以比蘇聯順利，就是因為先分土地，後搞集體，從而減少了阻力（經濟學叫「交易成本」）。
以今天眼光看，中共土改的整體設計，本來無法可依，已經左得出奇，到具體執行時，基層還要進一步左傾，得寸進尺，添油加醋，寧左勿右，加倍胡來。搶奪糧食浮財，瓜分土地房產，對地富家人批鬥羞辱，遊街示眾，甚至肉體消滅，這些花樣，在我們老家1946年土改中，司空見慣。
據中國科大前校長管惟炎先生回憶，他參加東北土改的時候，曾見證過兩次離奇的極左狂潮，一次發生在丹東市寬甸縣，在搶分浮財時，逼死、打死人的比例非常之高。當時該縣人口只有兩萬，打死兩千，死亡率百分之十。另一次發生在遼源市東豐縣。貧農出身的縣委書記和公安局長，突發奇想，在縣城大搞所謂「貧下中農坐天下大會」，把全縣地主通通綁起來，從農村押到城裏，在十字街口的東西南北四面，跪成兩排，貧下中農浩浩蕩蕩列隊，從四面進城，地主跪着磕頭。這樣做的目的，據說是「把幾千年來殘餘的封建勢力徹底打垮」。其實這種行為本身，跟老毛《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的「躺在少奶奶牙床上滾一滾」，或李自成佔領北京後，把崇禎皇帝的叔叔煮熟吃肉一樣，本來屬於變本加厲的「封建回潮」。
這裏再介紹一種連土共自己都看不下去的新花樣，叫「掃堂子」，類似文革「紅八月」的反覆抄家批鬥。據央視說，「掃堂子」一般以村屯為單位，由貧僱農組織掃蕩大軍，到其它村屯揪鬥地主、富農、甚至上中農，對他們反覆過堂（就像掃地一樣，來回掃反覆掃），搶分地富的土地財產，不講政策，一切由貧下中農說了算。可以重定成分，把已經分掉的財物收回來重分，把中農劃成富農，富農劃成地主，等等。有的甚至成群結隊，進城去分「浮財」，陸續發生哄搶城鎮工商戶的行為。當時在《東北日報》上，還報道了這種做法，為之歡呼，說什麼「群眾真正起來了」，「革命高潮到來了」。「極左」的「掃堂子」風，還刮到學校。學生成立貧農團，把地主子弟拉到農村，交給貧下中農批鬥。有的中學，把老師都拉回村去批鬥，學校不能上課，關門了。因為蔣南翔曾對「掃堂子」有所抵制，在東北教育工作會議上，還遭到圍攻批判，說他「太右」[9]。「極左」之風，一直刮到1948年春土改後期，東北「政委會」才在《東北日報》上發表社論，開始「批左糾偏」。
有趣的是，周立波寫《暴風驟雨》的時間，跟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時間一致，而且接受同一個東北局領導，儘管不是同一分局（內蒙屬西滿分局，元茂屯歸東滿分局），但大政策不會兩樣。因此，暴力土改，經過黨媒渲染和文件吹噓，自然要禍延內蒙。下面是我熟知的一個案例。
內師大同學包卻吉（蒙名卻吉扎拉森），出生在興安盟扎賚特旗一個地主家庭，土改那年，六兄弟姐妹都很小（從一歲到十歲），雖然父親當過偽滿旗長，但暗中幫助革命黨和抗日聯軍，本屬統戰人士，理應受到保護。家人主動交出大部財物，也分掉了多餘的土地耕畜，徹底變為自耕農，可勉強維持溫飽，自以為平安過關了。沒料到，一場大規模的「掃堂子」歪風，從臨省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吹來，數百外來暴民，不知道包家歷史，也不管他威望高低，只顧斂財呈威，手段特別殘忍。不但把他家翻箱倒櫃，挖地三尺，抄走像樣衣物，還把他父親掛上黑牌，戴上高帽，當眾批鬥。最後動手打人，捆綁雙腳，套上繩索，在地上拉着跑。這個方法在我們老家叫「拉地主」。一幫人拉累了，再換另一幫人，直到把活生生的壯漢，拉成一具殭屍。等家屬去收屍才看清，父親的半個腦袋血肉模糊，另半個已經化為泥土。
父親死後，全家淪為赤貧，寡母只好變賣剩餘家當，帶子女遷居到海拉爾，靠給人拆洗縫補艱難度日。後來自治政府落實政策，眾弟妹才靠助學金完成學業。
其實，東北土改的極左風暴，並非局限在扎賚特旗，其它區域也相當嚴重。客觀而言，自治政府成立不久，百廢待興，人才和經驗不足，未能充分認識內蒙農村的階級特點和民族特點，尤其是蒙古族農民經營農業的特殊情況，更不知道土改怎麼搞，只能遵照上級（西滿分局）指示，照搬漢族地區經驗，因此，難免左傾之害。
結果之一發生在農區。在鬥地主和劃階級時，各地普遍出現打擊面過寬現象，傷害了群眾的利益。中共中央規定，被分被鬥的打擊面，不超過人口的10%，戶數的8%。而興安、呼倫貝爾、納文穆仁三個盟的打擊面，平均佔到戶數的20.8%，人口的25.6%，超額一兩倍。個別嚴重地區，更超額兩三倍。例如興安盟西科中旗西太本區，地富被分被鬥者，占戶數的20.97%，人口的29.76%[10]。哲里木盟大部分旗縣，也出現打擊面過寬問題，其中通遼縣打擊面竟占人口的29%[11]。
結果之二發生在牧區。內蒙牧區佔全區面積五分之三，人口只有20多萬，以蒙古族為主。根據中央和自治區的規定，因為自由放牧的歷史傳統，牧場土地從不私有，所以牧區不搞土改，只搞民主改革，也就是「減少剝削，合理負擔」。然而，1948年內蒙民主改革開始，派往錫林郭勒盟、哲里木盟、和昭烏達盟的工作團，盲目搬用農區土改，提出「牧者有其畜」「徹底消滅封建」「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等錯誤口號，對牧主和召廟的牲畜財產一律沒收，平均分配，還對牧主採取體罰鬥爭，各地不同程度出現亂打亂殺現象，使日趨穩定的牧區社會，再度出現緊張局面，造成牧業生產混亂，導致牲畜頭數急劇下降。據統計，昭烏達盟牧畜總數，由1946年的146萬頭（只），下降到1948年的93萬頭（只），損失近三分之一。察哈爾盟的正白旗，在短短几個月內，便損失牲畜5萬餘頭（只）[12]。
三、烏蘭夫「中流砥柱」，改「穩進」終獲肯定
烏蘭夫及其同事，面對「暴風驟雨」給內蒙帶來的傷害，自然不會無動於衷。他們經過調查研究，拿出充分理由，認為以內蒙特殊的自然、歷史與社會狀況，不應照搬其它漢族地區的土改經驗，必須因地制宜，事實求是，反左糾偏，改行符合內蒙實際情況的「溫和土改」。具體而言，他們把內蒙特殊情況歸納為以下幾條：
第一，歷史傳統：蒙古人習慣遊牧，不尚農耕，沒有土地私有觀念。漢族移民到蒙區務農，沿用租佃關係，並無土地所有權，更沒土地買賣，這跟漢族農區有很大區別。
第二，「蒙租」與「二地主」現象：清朝晚期，官府鼓勵農耕，賜給蒙族士兵和臣民一些「戶口地」，導致蒙古人佔地較多。但他們不善耕種，於是包租給漢族「二地主」，僅收較少「蒙租」；二地主再轉包給漢族農戶，收較高地租。因此，漢族「二地主」的生活，往往比蒙族「大地主」更為富裕。因此，單看擁有土地多少，並不能準確判斷剝削量大小。
第三，召廟土地：內蒙跟西藏都盛行喇嘛黃教（藏傳佛教），因此內蒙東部召廟很多，其主要經濟來源，靠官府賜給的廟地，多以招租方式經營。這部分土地怎麼分配？涉及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慎重處理。
第四，畜牧和農耕的區別：在純牧區和半農半牧區，牛羊牲畜，既是牧民的生產資料，又是他們的生活資料，如果牧民辛辛苦苦提高出欄數，卻因「富裕」而被清算，自然會多吃少養，造成牧業生產停滯或下降。
經烏蘭夫和自治區向中央呈送報告，據理力爭，中央最終同意內蒙的意見。於是，1948年7月，在哈爾濱召開了由東北局主持的「內蒙古幹部會議」，總結農村土改和牧區、半牧區民主改革的經驗教訓。烏蘭夫在會上強調：「蒙古族農民農業勞動技能比較落後，上升為富農是不容易的，不宜鬥爭。蒙古人由牧業轉入農業是被迫的，因為不會種地等原因，出租自己的戶口地、生計地、撫養地的小地主，也不宜鬥爭。至於蒙古族中農為數很少，更應特別注意，絕對不許侵犯。」
根據會議精神，自治區政府隨即制定六項「糾偏」政策：
1、大中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分給農民，同時必須給家人保留與農民同等的一份，只有蒙奸、惡霸本人不分。
2、對出租戶口地之蒙古族小地主，不鬥，也不分其土地財產。
3、蒙族富農，剝削不超過總收入50%的，財產一般不動，土地只分多餘部分。
4、中農堅決不動，只許增加財產，不許減少。
5、對喇嘛和召廟佔有的土地，一部分收歸公有，一部分減租減息；對喇嘛實行團結改造方針，鼓勵喇嘛從事生產勞動。
6、在牧區實行「三不兩利」政策，就是「不分牧主的牲畜，不鬥爭牧主，不公開劃分階級成分」。大牧主的（零散）牲畜可以分給牧民，但牧群不分，分畜不分群，避免牧業生產下降[13]。
隨着新政策出台，各地迅速貫徹落實，凡執行過極左政策的，必須按新政策「糾偏」，很快退賠改正。錯劃錯鬥錯分的，經濟上要賠償，政治上要賠禮道歉。比如興安盟突泉縣水泉區，被鬥218戶，佔總戶數的16%，其中112戶被錯劃為地主和富農。經過「糾偏劃正」，全區被鬥戶降至96戶，佔總戶數的5.3%，退回原分走的土地6394.3畝，對錯分的房屋、耕畜、農具及衣物等，也限期退還。突泉縣的例證說明，「糾偏」幅度之大，超過百分之五十[14]。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哲里木盟，經過重劃階級之後，打擊面由原來的百分之二十幾，下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糾偏幅度，也超過百分之五十[15]。這麼大的調整幅度，說「糾偏」其實不准，應該算「推倒重來」了。
1949年中共建政後，原由國軍控制的綏遠省，以和平方式轉手，華北和西北許多蒙漢聚居的區域，轉交自治區管轄。1951至1952年，包括烏蘭夫故鄉土默特旗在內的大片農區，開始土改。這裏靠近黃河、水利方便、土質肥沃，在農耕集中的土默川平原與河套平原，漢族人口比重較大。原來內蒙東部制定的土改政策，到這裏又進一步演變，主要表現為對蒙族農民的照顧。這包括「分走」和「分進」兩個方面。比方「分走」，蒙族地主要比漢族地主降一個檔次：「凡剝削收入相當於漢族一般中地主的，劃為小地主；相當於漢族大地主的，劃為中地主；超過漢族大地主的，劃為大地主。」在「分進」成果時，無地少地的蒙族農民（貧下中農），要比漢族貧下中農「多分一份至兩份」的土地和生產資料[16]。
換句話說，在「分出」的時候，蒙族降一個等級；在「分進」時，蒙族則高一到兩個檔次，分到的利益，可以是漢族農民的兩至三倍。有點類似於美國少數族裔的平權計劃，出發點是減少不平等，實際結果可能導致另一種形式的不平等。我當記者的1968年，內蒙開始全面清算烏蘭夫的「三反罪行」，在採訪河套漢族農民時，我曾私下問他們，怎麼看烏蘭夫土改中照顧蒙族的政策？沒想到，他們異口同聲：「咱們得將心比心說實話，這裏本是人家蒙古人的地方，人家多分多佔點是應該的。咱們口裏外來戶，逃荒要飯到此地，人家不攆，讓咱們活下來，就不賴了，何必還爭什麼你多我少？」
「按民族區別對待」，究竟合不合理？可能人言人殊。類似於「美國原住民和外來移民」應不應該平等？如何平等？非常覆雜，沒有簡單答案，容易挑起種族情緒，所以還是繞開它，順着主題往下說。總之，烏蘭夫和自治區的「溫和土改」，最終不但獲中央認可，也受到各族百姓擁護，產量明顯提高，牲畜頭數增加，等等，都可預期。回顧中共建政以來，每次社會創傷，都是鬼抽筋的結果，只要少分少鬥不折騰，社會自然和諧，安居樂業不難，這容易理解。
比較奇怪的是，毛共高層，對烏蘭夫「另搞一套」，居然投了贊成票，前後有過三次「明確無誤」的表態支持。第一次是上文提到的1948年7月，在哈爾濱召開「內蒙古幹部會議」，全面總結內蒙東部土改的經驗教訓，特別強調內蒙與其它漢族地區的區別。雖然整個東北土改，也有過「寧左勿右」和「糾偏調整」，但範圍和程度，與內蒙的「特立獨行」，不在同一個層次。這是毛共高層，少有的「開恩」，給「溫和土改」開綠燈。會議由東北局主持，把內蒙各級幹部，請到東北局所在地哈爾濱，中央安撫地方、漢族安撫蒙族的意圖，十分明顯。
第二次是1950年5月，在總結內蒙東部土改經驗的時候，烏蘭夫在報告上提出「慎重緩進」策略[17]，被周恩來修改為「慎重穩進」。宰相一字之改，「緩」變成「穩」，似乎表明「穩中求進」，其實烏蘭夫的「緩進」語義類似，在實際執行上，更無區別。但可說明，周恩來和毛共中央，對內蒙古特立獨行的土改政策，在效果上是滿意的，所以才表態支持。
第三次是1956年，在中央召開的「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大會上，烏蘭夫和新疆書記王恩茂發生分歧。討論牧區的階級路線，究竟「依靠什麼人」的時候，王恩茂提出依靠「貧苦牧民」，烏蘭夫則主張依靠「勞動牧民」（包括牧主在內，因為他們也參加勞動），兩種意見爭執不下。毛澤東徵求烏蘭夫、劉少奇等人意見後，明確表示，「關於牧區社會主義改造，以內蒙古的提法為宜。」於是，到同年7月25日，「中央批轉《關於新疆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的報告》，對新疆提出的『依靠貧苦牧民』這個口號，認為是不妥當的。」「少數民族的畜牧業，跟農業區的情況很不相同，……提出這個口號，容易使牧主和牲畜較多的牧民誤解為『貧苦好』，因而就可能發生屠宰牲畜的現象。既然我們在牧區不準備公開劃分階級成分，就不必提出這個口號。內蒙古提出的『依靠勞動牧民』中央認為這個口號是適當的，你們可以採用。」從此之後，包括新疆、甘肅、青海、西藏、四川等省區在內的草原牧區，都遵照中央指示，採用了烏蘭夫的提法和政策[18]。
四、「行仁政」惠及全國，「黑社教」風向突變
從1957到1959這三年，儘管經歷整風反右、合作化、公社化、大躍進等一系列瘋狂，但對內蒙古來說，仍然經濟發展較快，日子相對好過。因為此後三年是大饑荒，再往後是四清、文革，最終折騰到「崩潰邊緣」。
1959年我升初三，從河北農村轉學到呼和浩特，趕上農村戶口准許遷入城市的最後一班車。我對內蒙的印象是，「三面紅旗」緊跟中央，「大煉鋼鐵」和「工業上馬」，比河北省不差，甚至更左，包鋼、二冶，一機、二機等大型項目，都是那時候搞起來的。城市工業膨脹過快，一度無節制吸收外來人口，出現糧油緊張。但在農村牧區，烏蘭夫繼續推行寬鬆政策，有利於緩解食品短缺，對嗷嗷待哺的千百萬饑民，雪中送炭。有三個事例可以說明，為什麼烏蘭夫在土改中奠定的仁政，到三年大饑荒當中，更加顯示出優越性，因此，至今被百姓懷念不忘。
第一件，死亡邊緣，救人無數：內蒙原本地廣人稀，加上土改政策寬鬆，閒散土地容易找，只要肯下辛苦，填飽肚子不難。所以當大躍進失敗，工業下馬的時候，內蒙並沒有逼迫那些 大陸農村來的勞動力（俗稱盲流）返回原籍，而是允許他們在內蒙自謀職業，或者下鄉務農，因此，等於挽救了許多來自 大陸的農民及其家人，如果返回原籍，其中許多人難逃凍餓而死。最令人感動的一幕，當數內蒙牧民，帶頭收養「上海孤兒」的事，我在草原採訪時，曾見過幾個。以下是維基百科的介紹：
所謂上海孤兒，是指大饑荒時期，被拋擲在常州、無錫、蘇州和上海各大城市，之後被轉移至華北地區收養的大量棄嬰……
時任全國婦聯主席的康克清，為此問題找到烏蘭夫，希望他能從牧區調撥一些奶粉。烏蘭夫在請示了總理周恩來之後，做出更大決定：發動整個內蒙古，將一批孤兒接到牧區，交給牧民撫養。此後，僅僅在1960年，內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來的孤兒。號稱三千「上海孤兒」，就這樣在內蒙草原找到了新家。
之後，陝西、河北、河南、山東等省，也陸續接受了江南棄嬰。這次大轉移，直到1963年糧食形勢好轉之後，才逐漸停息。據有限材料推斷，總人數當在萬人以上。[19]
除了有組織接收上海孤兒，還有大批自發流動人口（統稱「盲流」），繼續從 大陸鄉村進入內蒙。其實他們根本不「盲目」，大都經過親友指引，到內蒙逃難謀生，屬於經濟難民。儘管在接收還是拒絕的問題上，內蒙歷來有同情、容忍和反對等不同觀點，但總體說，「走西口」的歷史傳統，從來沒有停止過。據一份新華社內參透露，截至1960年4月，內蒙共接受 大陸流民28萬[20]，其後數量應該更多，沒查到準確資料。
例如巴彥淖爾盟烏拉特中旗，與我生活過的烏拉特前旗交界，面積兩萬三千平方公里，半農半牧，現有人口14萬（當時人口不足十萬），據《烏拉特中旗志》中記載：「1957年至1961年，由外省各地流入旗內的人員達2萬餘名，以山東、山西、河北、陝西、河南等省居多。對上述流入人員，通過說服動員，共遣返2000餘名（十分之一），並使他們的生產、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21]。這樣一個小旗縣，可安置近兩萬外來移民，那麼，全自治區百餘個旗縣級行政區，其中許多，農牧業條件都比烏特特中旗更好，因此，估計總共接收上百萬，應該可能。據我採訪過的移民說，他們到村里後，先借住在村民的小土房（涼房）里，從生產隊借幾十斤救命糧，在隊裏指定的閒散地上隨便種點什麼，也到隊裏掙點工分，到秋季歸還借糧，慢慢也就成了沒有戶口的「編外」社員。幾年以後，上級有政策時，允許他們把農村戶口從原籍遷來，甚至還把年邁父母一同接來，慢慢落地生根，成了內蒙農民。可見，比較而言，內蒙農村牧區，還是容易生存的地方。這跟烏蘭夫在土改中實行溫和政策，給農牧民留有比較寬鬆的生存空間，應該有因果關係。
第二件，內蒙雖然也餓，但明顯好於 大陸：我本人1959年遷到呼和浩特，但每年暑假都會返回河北農村，探望母親弟弟，參加集體勞動，幫他們掙點工分。為觀察不同地區，我經常從呼和乘火車到北京，在親戚家住幾天，然後，改乘公交車，途經保定或天津及滄州，返回饒陽。許多人想當然認為，北京天津等直轄市的食品供應，一定比其它省市好。真實情況並非如此，我通過多次對比，覺得京津兩地供應情況，略好於河北的保定和滄州，但明顯沒有呼和浩特好。唯一區別是呼和浩特細糧比例少，雜糧比例高。但那個年頭，只要能混飽肚子，品種花樣退求其次。比方說，呼和浩特供應莜麥面，屬於雜糧，但比較好吃，且熱量高，經餓。這是內蒙常見作物，抗寒耐旱，但產量較低。農民說它「地里產量低，肚裏產量高」，所以很受歡迎。
另外，北京天津的蔬菜市場，憑副食本供應，精確到每人幾斤幾兩，像南瓜、蘿蔔、茄子等大點蔬菜，有時需要切開賣。呼和浩特沒這種情況，都是論斤，取整數，多幾兩少幾兩，就四捨五入了。
除了市場供應，內蒙還有兩種代食品，值得一提。一種比較難吃的是甜菜渣（也叫糖菜渣），是甜菜軋糖後的下腳料，通常摻在動物飼料中。困難時期，人們也偶爾加在糧食中，當飯吃。雖營養不多，有股怪味，但比吃草根樹皮觀音土，還好許多。1961年寒假，我回河北，在滄州火車站，看見裝卸工人，正從內蒙來的車皮上卸甜菜渣。據呼和浩特糖廠幹部說，困難時期，他們的糖菜渣，曾免費運往 大陸許多省份，河南、山東、安徽最多。
另一種代食品比較稀罕，叫蒙古黃羊。是邊境草原常見的野生動物，樣子有點像麅子，繁殖快，成群結夥。當時沒有保護野生動物觀念，所以鼓勵人們去打。一般夜晚圍堵。車燈一開，黃羊群不辨方向，容易獵獲。打黃羊是邊防部隊開的頭，經驗傳到地方，凡有槍彈和機動車的機關、民兵、體育部門等，都紛紛去草原打黃羊。我父親所在的呼和運輸公司，也打過幾次，我家分到一隻，味道介於山羊肉跟麅子肉中間。
1960年冬天，應北京軍區要求，內蒙往北京運送了幾車皮冷凍黃羊，北京軍區還送給中央首長「嘗鮮」。此後，北京不少單位，紛紛到內蒙獵殺黃羊，一時成風。因為不進市場，只在單位內部分配，所以，經常有機會吃到黃羊肉的人並不多。有消息說，上世紀70年代，內蒙草原尚有野生黃羊300多萬頭。到世紀末，僅剩百餘萬頭。最近20年，由於過度開發，生態惡化，加上非法盜獵，儘管列為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有人估計整個內蒙古，也只剩數千頭了。[22]
從直轄市沒有特惠這一點看，當時的毛周高層，尚存一點點「共甘苦」理念。至於高幹「特供」、「內部商店」和「僑匯商店」等等，據我所知，大都發生在大饑荒以後，此處不贅。
第三件，應中央要求，緊急調運救命糧：如果說上述兩件事（接收孤兒和支援副食品），不過是小打小鬧，聊勝於無的話。那麼，再看看內蒙向 大陸支援救命糧的事。要知道，內蒙雖然面積遼闊，但勞力少，氣候差，技術落後，並非產糧大區，加上工業發展迅猛，城市膨脹過快，糧食基本不能自給，要靠 大陸省份支援。然而，拜託「溫和土改」和比較寬鬆的「三自一包」等惠民政策，大饑荒的肆虐程度，沒有某些 大陸省區那麼嚴重，於是，烏蘭夫在最困難的1959到1960年，應中央要求，居然能動員民眾，向京、津、滬直轄市和傳統產糧大省遼寧，緊急調撥救命糧11億斤。當時內蒙人口1300萬，相當於每個居民貢獻85斤，以平均定量28斤算，大約是三個月口糧。這個看似不可能的怪事，居然發生了。要不是宋永毅教授提供資料，我這半個內蒙人，還從來沒聽說過。
信息來自毛純禮於1960年4月26日寫的一篇《新華社內參》，題目是「內蒙古積極調運糧食支援京津滬等地」，摘引如下：
1959——1960糧食年度，全區上調任務為十一億斤（貿易糧），到3月底已經上調糧食六億六千萬斤，占計劃的60%，下余的四億多斤必須在5月10日前完成。
目前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集運問題。……採取上述措施後，仍然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是各地增添的車輛還沒有達到任務數量。其次，請求中央調入的汽車尚未落實。……第三，汽車零件不足，出車率很低，由於缺乏零件，基本上不能工作。
（二）鐵道部門的配車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呼和浩特鐵路局，已經出現不能按期完成配車計劃的現象。
（三）內蒙古大批外調糧食以後，在工礦城市供應方面可能出現品種單調現象。同時，當前全區有外省流入人口二十八萬左右，加上擴大耕地面積和基本建設規模的增加，糧食的需要在不斷增加，因此完成上調任務後，庫存是很緊的。內蒙古希望中央在安排第三季度計劃時，為自治區調進一部分糧食。[23]
編印材料的這個「批烏聯絡站」我很熟悉。在滕海清支持下，最早拼湊烏蘭夫罪證，往「挖新內人黨」方向引的這幫人，包括蒙族作家烏蘭巴干，和我熟悉的兩位報社同事。奇怪的是，這明明是給烏蘭夫表功，怎麼倒成了他的「罪狀」？至於說烏強調某些困難，那也不是胡編，只不過講了實話。豈不進一步說明，內蒙面對困難，自己勒緊褲腰帶，也要對中央和 大陸無私奉獻嗎？我就此事詢問過許多內蒙朋友，他們也沒聽說過此事。這份內參，很可能被滕辦以泄密為由，扣住沒發，也說不定。
言歸正傳，就在烏蘭夫無私支援 大陸糧食之後，不過兩三年，隨着經濟狀況好轉，政治氣候開始改變，中蘇、中蒙關係公開破裂，重新強調階級鬥爭，開始「四清」和「社教」（全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下鄉的叫四清，留城的叫社教，也叫「城市四清」，都是階級鬥爭。四清未完，接着文革。現在回憶，匪夷所思。這裏只撿跟東北土改相關部分，略做介紹。
文革初期，批判劉鄧，有種觀點，說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整「黨內走資派」，而四清、社教是逆流，把鬥爭矛頭指向普通幹部群眾，比如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因此稱為「黑社教」。我本人，就是在黑社教中被整的反動學生之一。
要是站在中間立場，客觀評價烏蘭夫政績，應該說功過相當，或者過大於功。溫和土改是主要功績，其它左傾害民的壞事，也沒少干。起碼在文革前，幾乎所有毛共在內蒙造的罪孽，都有烏蘭夫一份。在對待前國民黨軍政人員上，烏蘭夫比北京更左。比如，同樣跟隨傅作義、董其武起義的國軍將領，在北京算「革命軍人」，在內蒙算「反動軍官」，屢遭迫害。烏蘭夫的同鄉，抗日名將高理亭將軍，原國軍騎兵旅長，起義後任解放軍36軍副軍長。在鎮反運動中，以莫須有罪名遭槍決[24]。另外，以反「地方民族主義」為名，在整肅東部蒙古人方面，他也毫不手軟，只有少數上層統戰對象例外。
記得從大二到大三（1964到1965）這兩年，包括內蒙師大在內的各高校，都參加了這場運動。除我們外語系之外，師大各系輪流下鄉四清，講蒙語的到牧區，講漢語的到農區，半年到一年。留校者則半天上課，半天社教。其中一個學期，內蒙師大集中搞「民族政策學習」，專門批判已被停職的黨委書記特木爾巴根，和他包庇的蒙族師生。彎腰、低頭、檢查、聲討，除了沒戴高帽遊街，其它陣勢，跟57年打右派完全一樣。當時，烏蘭夫尚在台上，表面地位穩固，還對四清社教頻發指示，聲稱「既反對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從印發的材料看，我們隱約感到事態嚴重，因為文件精神互相矛盾，好像中央和華北局，已經插手內蒙具體工作，華北局派龐大的工作組（清一色漢族老革命），到內蒙參加四清，不少人都留在內蒙當了領導，有明顯的「摻沙子」味道。
另外，還有東西部蒙族的關係問題。我校批判的特木爾巴根，跟內蒙高院院長同名，也是東部蒙族，參加過自治政府和東部土改的領導工作。在批特過程中，內蒙黨委派來以潮洛濛為首的工作組坐鎮。潮是土旗蒙族，延安民族學院出身，屬於烏蘭夫親信。而跟隨特木爾巴根一起被批判的兩個學生，也是東部蒙族。其中之一滿都格其，特意安排在批判大會亮相，被公安廳當場逮捕，做秀味十足。同學們私下議論，這是一場東西部蒙族的內鬥。烏蘭夫試圖通過公開整肅幾個有「民族分裂」傾向的東部蒙族，來證明他所代表的西部「延安派」是正確的，而東部的前「內人黨」或「東蒙自治派」，則跟中央對着幹，因而是錯誤的。
其實，烏蘭夫試圖強調的東西「路線分歧」，在北京看來，是非常表面，甚至毫無意義的，因此才說他是「舍車馬保將帥」。因為在北京眼裏，從東部土改開始，在一系列經濟社會與文化路線上，烏蘭夫都試圖「標新立異」「另搞一套」，說好聽點，是「維護自治」，難聽點，就是「跟毛主席革命路線唱反調」。中央一再姑息容忍，現在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程度。因此，從「四清」「社教」開始的新一輪折騰，應該是烏蘭夫和自治區命運盛極而衰的轉折點。
五、毛、周、鄧秋後算賬，烏蘭夫如夢初醒
本節轉談中央如何對烏蘭夫秋後算賬，徹底整肅。中央對烏的態度，其實經歷了一個從基本信任，到部分懷疑，再到基本否定，最後徹底打倒的轉變過程。另外，毛周對烏的態度，有所區別。但如果毛要「清君側」，打倒一大批革命元老，周別無選擇。就連「劉鄧陶譚，彭羅陸楊」都如此，何況一個地方官員烏蘭夫？所以，在整肅烏的過程中，周劉鄧三人，都是毛的幫凶。
中央態度的轉變過程，大致經歷了以下五個不同程度（或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跟華北局的路線分歧，由暗轉明。1963年10月，烏蘭夫公開表示對中央的階級路線不滿，說「沒有劃階級完成了民主改革的任務，公社化以後，社會主義時期，為什麼非劃階級不可？牧民腦子裏是沒有階級的，硬給人家劃階級是主觀主義。」1964年夏天，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到內蒙視察，指名批評烏蘭夫，說「內蒙一潭死水」「在民族問題上右傾」等等。此時，「三不兩利」政策，已經成為「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對立面。在中央壓力下，烏蘭夫只好讓步，到1965年，自治區才發了一個「牧區劃階級的《規定》」[25]。據牧區四清的蒙族同學說，那個《規定》其實也是走過場，並沒有認真執行。
第二階段：為爭取民族「自治」，跟中央頂牛，導致關係惡化。烏蘭夫雖然已經漢化，不會講蒙語，但他所受的教育，包括蒙藏學校和留學俄國，還基本屬於傳統薰陶和原教旨訓練，而非儒法之道，對權術不夠精通，所以真心信仰毛共對民族自治、自決的虛假宣傳。他也用這套理念收編東蒙領袖，以為他領導下的自治區，真可以高度自治，實現振興蒙古民族的夢想。因此說到底，他太天真，「太過認真」或「太過理想」，所以釀成大禍，栽了跟頭。
既然連憲法都當兒戲，何況民族自治法？烏蘭夫和自治區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哪些需要報批，哪些不用？都是糊塗賬。實踐證明，事無大小都請示，比較穩妥。就算自治條文白紙黑字，說某某不用報批，但你要真自作主張，聖上哪天要整你，必是罪過。這是王朝政治的「優良傳統」，至今依然。這裏點評四件比較重大的「頂牛」事件。
第一，對藏區「平叛」的態度。早在1955年平定所謂「川藏叛亂」，烏蘭夫就說過「對少數民族打仗是下策」[26]，但人微言輕，沒人聽他。到1959年事態鬧大，內蒙也不得已派騎兵參與，回來之後，有些「英雄」還巡迴演講，我感到頭皮發麻，見識了什麼叫「以夷制夷」。烏蘭夫當時的矛盾心理，在毛周心目中，已經留下芥蒂，後來也成了他的罪過之一。
第二，對蒙文改革的立場。還記得自治政府成立時的主席台領袖像嗎？外蒙的喬巴山跟內蒙的烏蘭夫並排懸掛，這個鏡頭顯示了內外蒙古一家親。在蘇聯殖民下，外蒙把從上往下寫的老蒙文，改成從左往右寫的斯拉夫字母（新蒙文）。老烏覺得，新蒙文有利於統一各地蒙語方言，所以主張學習推廣。但北京堅決反對，表面理由是漢語拼音採用拉丁字母，其它民族語言，也應該拉丁化[27]。真實理由，還是不希望他們文字統一，防止為內外蒙合併提供方便。最後結果如何？當然是烏蘭夫宣佈放棄。
第三，反對草場亂開墾。這個問題歷史悠久，一向是漢蒙矛盾，農牧矛盾的聚焦點。烏蘭夫其實知道，完全固守自然遊牧，絕對禁止農地開墾，不但在內蒙行不通，也不利於經濟文化發展，甚至不利於草原現代化建設。他所反對的，是不管條件好壞，不搞科學論證，無規劃的「胡亂開墾」。於是1962年，經過調研考察，烏下令關閉19個國營農場中的7個，把已開墾但不宜耕的200多萬畝土地，還草還林[28]。這件事觸怒了王震和北京高層，成為烏蘭夫搞「獨立王國」的新罪證。
第四，擴大自治版圖，與鄰省爭地。自治區成立後，有數次擴大版圖行動，特別在中部和西部，許多漢人省份的蒙古人聚居區，陸續劃歸內蒙，例如察哈爾、綏遠、熱河、甘肅或寧夏的部分地區，也劃入內蒙。具體執行中，難免有省區之間的爭議。但當時可是執行毛的聖旨《三五宣言》，他曾放言「恢復內蒙古歷史的本來面貌」，烏蘭夫當然願意。但到了要整肅他的時候，原本的聖旨也就沒人提了。
第三階段：反對「大漢族主義」，重印《三五宣言》，觸犯大忌。上述種種摩擦，讓烏蘭夫痛感內蒙古難以「自治」，阻力來自「大漢族主義」肆虐，所以，他誤判自己，1965年底，下令重印《三五宣言》，即有名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是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於1935年12月20日，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名義發表的。主要五條內容：1，歸還原來屬於蒙古人的所有土地；2，蒙古人有權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權與其他民族結成聯邦，也有權完全分立起來；3，內蒙古境內的其他民族，享有跟蒙古族同樣的權利；4，把漢族佔領的鹽池交還給蒙族，在長城附近開闢貿易區；5，中共不進攻內蒙草原，願與其他民族締結同盟，共同對付日寇和中國軍閥，等等。[29]
當時我們也曾人手一份。讀完之後，不敢公開議論，只好請黨史課老師輔導。記得他說，基本精神是共產黨信仰列寧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論，尊重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和自決權。但不能機械理解，必須歷史地看。現在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各民族已經平等，所以還是要維護多民族的大家庭，云云。烏蘭夫當年的大膽盲動，其實觸犯了一個王朝大忌，那就是用過去的老聖旨，給今日朝廷臉上抹黑。這就像前幾年，有人編輯《歷史的先聲》，讓北京臉上無光一樣。
第四階段：改組黨政機構，重用親信，最終招致強烈反彈。如果說，前面三個階段，烏蘭夫與北京的摩擦，主要表現在具體事務上，觸及靈魂的程度，還不足以讓毛周下決心拿下烏蘭夫，那麼，到第四階段，發展到政府重組和人事安排的關口，就一發不可收拾，逼得內蒙受到排擠的幹部，非向中央告狀不可，而中央也就斷然決定收拾烏蘭夫了。所以說，1966年初，烏蘭夫改組政府架構的冒失舉動，終於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從1965夏年到1966春，烏蘭夫做了四項改組內蒙黨政機構的重大決定：
1、把秘書室與黨委調研室合併，任命夫人云麗文為主任，頗有「舉賢不避親」意味；
2、更換黨委秘書長，將原秘書長周明調離，由副秘書長張魯代理，準備讓土旗蒙族浩帆接任；
3、虛化架空原常委，新設代常委13人，其中六人（包括兒子布赫）是土旗蒙族；
4、撤銷原廳局，成立5大委（農、計、財、工、文），原35個廳局的主要領導大幅變更。新任組織部長陳炳宇，準備對更多幹部做進一步調整。[30]
如此傷筋動骨，逼迫受到威脅的幹部們，別無選擇，只好群起行動，向華北局和中央告狀，揭發烏蘭夫「排斥異己，包庇壞人，任人唯親，個人專權」等問題，終於促使中央下決心，對烏蘭夫採取行動。
第五階段：《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烏蘭夫的滑鐵盧。1966年4月25，自治區召開黨委擴大會，主要領導82人出席。烏蘭夫主導會議，大批「大漢族主義」，高錦明、權星垣、周明等人成為批判對象。烏蘭夫和他的親信意氣風發，認為大權終於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豈不知，這竟是他們的最後盛宴。五天後，華北局派解學恭率工作組赴內蒙，傳達李雪峰（代表中央）對烏蘭夫的批評，說他「狹隘民族主義」。接着，工作組找告狀人談話，之後，於5月3日做出裁決：說「烏蘭夫犯了嚴重錯誤，其性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一夜之間，烏蘭夫就成了「三反份子」。[31]
烏蘭夫當然委屈、疑惑、滿腹牢騷，立刻赴北京，借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的機會，向中央陳情。此次北京之行，竟然是他「失去自由」的開始。這恐怕是包括烏蘭夫在內的絕大多數人，都始料不及的。
政治局擴大會議（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主題，是討論通過《五一六通知》，宣佈文革開始。不等擴大會議結束，緊接着就召開《華北局前門飯店會議》（從5月22到7月25），歷史64天，解決華北五省區的領導班子問題，而內蒙的焦點，就是清算烏蘭夫及其親信。會議規模之大（146人出席），時間之長，變化之快，鬥爭之烈，令人乍舌。[32]
前文說過，前門飯店的鬥爭目標，並非烏蘭夫一個，華北五省市區，都有務實派高官下台，但內蒙的鬥爭似乎更為激烈，除了路線之爭，還夾雜着蒙漢民族的派系之爭和權力之爭，所以更為覆雜。兩個多月唇槍舌戰，經歷了五個驚心動魄的鬥爭階段：
1、前兩周學文件，包括《五一六通知》，《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等等，統一思想，營造鬥爭氣氛；
2、第三周是「揭蓋子」。經過周密策劃，讓積極份子們，把準備好的「炮彈」甩出來。解學恭指出，自治區問題的要害，是不抓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和走資派，反而宣傳「民族鬥爭是階級鬥爭的本質」，「反大漢族主義，不反修正主義」。反烏左派（王再天、權星垣、高錦明、雷代夫、郭以青、寶音巴圖、高萬寶扎布等）緊跟華北局定的調子，揭發烏蘭夫和自治區更多問題。當然，也有保烏右派（李貴、陳炳宇等土旗蒙族）為烏蘭夫評功擺好，保駕護航；
3、第四周是「挖根子」，由華北局領導李雪峰、解學恭、李樹德親自掛帥，對烏蘭夫問題上綱上線，批評定調。李雪峰指出，「內蒙古黨委的錯誤相當嚴重，鬧民族分裂主義就是鬧獨立王國，就是反共。……我懷疑內蒙黨委有一幫修正主義份子在那裏操縱。」區黨委書記處隨即做出組織決定，「取消代常委，停止浩帆黨委副秘書長的職務，隔離反省，收繳所有槍支」等等。隨着壓力增加，保烏派開始分化，有的降低調門，有的開脫自己，說本人也是烏蘭夫的受害者。烏蘭夫本人也開始軟化，於6月14日忍氣吞聲做檢查，給自己扣上兩頂帽子，一是民族偏見；二是自卑感。這樣的所謂檢查，反而招致更大批判火力。
4、第五和第六周，進入「深揭狠批」階段。21人大會發言，26人書面發言。批判會由內蒙黨委擴大到全體成員，批判對象也從烏蘭夫本人擴大到他的「死黨」李貴，陳炳宇、石光華、墨志清、奇俊山、李文精、雲瑞等。烏蘭夫做第二次檢查，把自己的錯誤升級，承認近半年來所犯的重大錯誤。
5、第七、八兩周，是「窮追猛打」階段。反烏左派對他的第二次檢查進行面對面鬥爭，說他「假檢查真進攻」「對要害問題避而不談」，開始觸及他的歷史問題，生活作風，以及私人交往，包括跟楊尚昆、習仲勛、張聞天、李維漢等人的關係問題。
6、最後兩周是「收尾」，反烏派全面勝利，保烏派徹底失敗。烏本人做最後檢查，上綱上線更高，可謂「唾面自乾」。7月25，會議結束。四天之後，華北局起草的《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央，確認烏五大錯誤：(1)反毛澤東思想，自立體系；(2)反對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3)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4)以《三五宣言》為綱領，搞民族分裂和獨立王國；(5)安插親信，篡黨奪權。最後結論是「五頂帽子」：三反份子，民族分裂份子，修正主義份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33]。從此，「當代王爺烏蘭夫」的稱號不脛而走。
回望53年前的鬥爭，不難發現，促使烏蘭夫繳械投降的決定因素，除了毛周精心佈置的前門飯店會議，還有會議期間，劉少奇、鄧小平代表中央，對烏蘭夫的當面約談（訓話）（康生、劉春、奎壁在坐）。
談話圍繞一個中心議題：民族主義。劉少奇說：「中央強調的不是你說的那個反對大漢族主義，而是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民族問題，不外是地方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兩者都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都要反對，都要肅清。」
鄧小平更為直截了當：「牧區階級劃分問題，內蒙落後於新疆、寧夏、青海、四川，還會落後於西藏。……你不如賽福鼎同志，他還站起來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你現在走的路是包爾漢的路，劉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獨立王國。再走，就走到達賴、班禪的路上去了。有這個危險。你拼命強調地方民族主義，哪裏是前線，面對蘇修、蒙修，不搞階級鬥爭，你把內蒙引向什麼方向？你不從這個地方深挖，是極其危險的。」[34]
對劉、鄧代表中央對烏蘭夫的定調，我有三點感觸：
第一，尷尬滑稽的歷史場景：中國的兩個「最大走資派」，此時已陷入毛的天羅地網，他們主導的「資反路線」正在肆虐，試圖重複五七年「反右」，把貼大字報的學生打成反革命。沒料到毛很快反擊，讓他們遭滅頂之災。就在這當口，他倆卻代表中央，鄭重其事教訓內蒙的「最大走資派」。他們不久的下場，甚至不如烏蘭夫。因為民族身份護佑，烏蘭夫沒遭劉少奇的殺身之禍。這種滑稽安排，不知是歷史巧合，還是毛周的巧妙盤算。
第二，違背事實的前後矛盾：曾幾何時，毛周和中央，讚揚烏蘭夫的「溫和土改」和「三不兩利」，適合少數民族草原牧區，還號召新疆、寧夏、青海學習內蒙。怎麼一轉眼，內蒙又落後了？不搞階級鬥爭，不正是內蒙的長處嗎？是好是壞，什麼標準？不合邏輯，自相矛盾。
第三，因果顛倒的內外關係：把內蒙和烏蘭夫的事，拉抬到與蘇蒙對抗，對於恐嚇烏蘭夫和蒙古人當然管用，誰也害怕「通敵叛國」罪名，為身家性命計，只能低頭。但問題是，當年為打日本，中共停止土改，改用「減租減息」和「三三制」，把土豪劣紳都團結起來。為什麼蘇蒙外敵當前，就不能緩和國內階級矛盾，非要強化不可？當然，被告席上的烏蘭夫及其同夥，除了接受「宗教裁判」，別無選擇。至於心裏服不服，就無從追蹤了。
接下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烏蘭夫及其親密戰友，從此失去權力和自由。烏蘭夫一家，先被「監護」在北京，後被移送湖南。所謂「監護」就是「監督、保護」的意思吧，跟軟禁類似。反烏左派書記們，返回內蒙之後，在對待造反派上，又分化改組，形成兩大對立派系。一直鬧到解放軍開槍殺人，周恩來直接介入，派滕海清中將空降內蒙，組建革委會，事態才逐漸平息。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滕海清在中央授意下，隨即施展「雄才大略」，要通過「挖肅」，把烏蘭夫的社會基礎連根拔掉。於是，朝「挖新內人黨」方向發展，把蒙古人整得雞飛狗跳，「家家聞哭聲，處處設牢房」，最終造成人間慘劇，死亡率百分之1-2%，傷殘率4%，關押率17%，株連率50%。[35]
最後物極必反，毛周終於意識到釀成大禍，邊平反昭雪，邊調兵遣將，以「準備打仗」為由，全面軍管並肢解內蒙，把五分之三的面積和五分之二的人口，分割出去，併入東北的黑吉遼和西北的甘寧，以防內蒙更大動亂。在這一新背景下，1972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烏蘭夫才被毛周逐步「解放」，回到北京，當選中央委員，恢復部分權力，出任統戰部長等職。
烏蘭夫回憶他的復出過程，說是周說服毛，念及他當年「單刀赴會」，去東部統戰蒙古人，為中共打天下有功，云云，我認為他言過其實。論功勞，烏能比過劉少奇、彭德懷、賀龍？他們還不照樣被整死？關鍵是穩定內蒙凝聚人心的作用，無人替代烏蘭夫。挖肅和內人黨冤案，把內蒙搞亂，難以收拾，只好請烏蘭夫重出江湖，充當偶像，不讓他擁有實權。這才是毛、周、鄧的如意算盤。烏蘭夫的名義地位，到鄧時代繼續上升，到委員長和國家副主席，但統戰意味濃厚，防範之心不減，也不給他充分自由。僅有兩次破例，特許他短暫回鄉訪問。
關於烏蘭夫最後一次內蒙之行，我寫過另一篇文章，引證如下：
（女兒）雲杉還提到，他父親獲准去成陵祭拜，並受到守靈馬隊的隆重迎送。但她不便說的是，實現祭掃成陵的強烈願望，是在多次據理力爭之下，才獲得北京恩准。更鮮為人知的是，烏蘭夫屏退左右，獨自一人，在成吉思汗塑像前默哀良久，痛哭流涕。此時此刻的他，內心想些什麼？口中默念什麼？怕鮮有人知。據筆者揣摩，他不會不想到「四三會議」那場路線之爭，內蒙東部的「溫和土改」和「三不兩利」，以及後來發生的「挖肅」與「內人黨」冤案；更不會不想到，成千上萬親密戰友和蒙族精英，僥倖躲過戰爭浩劫，卻在和平年代，遭受酷刑折磨，含冤而死，情何以堪？
回京之後，他思鄉之情更重，也更加鬱鬱寡歡。每逢有熟人去內蒙，或者有內蒙親友來看他，他都要求帶點家鄉的土特產，像筱麥面、山藥蛋、酪蛋子、奶豆腐、沙蔥、苦菜之類東西，雖然不出名也不值錢，但可聊慰鄉愁。
就這樣涯到八八年底，終於一病不起，與世長辭。[36]
六、三條簡短結論
從東部土改政策的不同思路與不同後果，到民族自治的假戲真演，再到烏蘭夫的鬱鬱而終，我認為起碼可以得出如下三點結論：
第一，「溫和土改」與「暴力土改」孰優孰劣，不難判斷。兩種土改的各自後果，在大饑荒中突現出來，對比明顯。一向缺糧的內蒙，居然能緊急動員，迅速援助京津滬和遼寧十一億斤救命糧，很說明問題。內蒙古之所以有條件「另搞一套」，自有其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由當時的天時、地利、人和促成，其它漢族地區的土改官員，未必都缺乏人性與常識，不知道「暴風驟雨」對鄉村經濟的破壞與族群關係的撕裂，但他們沒有烏蘭夫的有利條件；
第二，從中共對烏蘭夫「溫和土改」先容忍後清算，也能反思共產黨「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虛實。漢族大一統觀念，不但始終佔據「頂層設計」的主導地位，也是多數漢族幹部的亞文化和潛意識。一紙「自治空文」，沒有法治基礎，缺乏監督與糾偏機制，並不能有效保障合法權益。烏蘭夫的教訓是過於認真，甚至天真，深信延安承諾，執著於早年信仰，所以身受其害，直到晚年經歷慘痛教訓之後，才參透其中奧妙；
第三，通過東部土改與烏蘭夫的遭遇，再次驗證一個規律：即共產極權暴政，對治國人才實行倒篩選，「媚上緊跟」與「求真務實」難以兼容，不分民族。而「非我族類」的民族幹部，就更加如此，無論如何忠心耿耿，都不會獲得真正信賴。越有才幹的民族幹部，水平越高，政績越好，其仕途也就越發兇險。
或許，這就是我們從內蒙東部土改的歷史軌跡中，可以引申出來的三條經驗教訓。
【注釋】
[1]參見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220-229頁。
[2]參見圖門、祝東力：《康生與內人黨》，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第2頁，數字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6萬人被關押，1.6222萬人被迫害致死，8.1808萬人致殘；另有兩種非官方說法：一是蒙古族學者巴赫的說法：逮捕關押了80萬人，50萬人致殘，5萬人被迫害致死；二是內蒙古大學編寫的《內蒙古自治區史》的說法：2.79萬人被迫害致死，12萬多人致殘。目前學術界比較公認的數字是：致死兩三萬，致殘12萬，關押50萬。參見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內人黨事件。
[3]「單刀赴會」是指1945年10月，延安派烏蘭夫去錫盟蘇尼特左旗，解決那裏出現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問題，周恩來稱讚烏機智勇敢。後來，也泛指烏成功收服東部蒙古民族各派系。參見烏蘭夫革命史資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第251頁。
[4]這位特木爾巴根，跟我校書記同名，但地位更高，資格更老。1901年，特木爾巴根生於卓索圖盟喀喇沁旗。192510月，進入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國際班。1928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45年8月，任內人黨東蒙黨部執行委員，1946年1月，任東蒙自治政府委員兼經濟部長。1946年4月，參加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由蘇共黨員轉為中共黨員，同年5月，任興安省政府主席、興安省工委委員。1947年5月，被選為內蒙自治政府委員兼經濟部長。中共建政後，歷任自治區財政部長，政協副主席，中央民委委員，內蒙高級法院院長。文革期間，受殘酷迫害。1969年1月30日，死於呼和浩特獄中，終年68歲。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特木爾巴根。
[5]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內蒙古自治政府。1946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承德召開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會議上，以博彥滿都、哈豐阿為代表的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與以烏蘭夫、劉春為代表的「中共延安派」，就東西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整合、如何實現自治、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未來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4月3日，確定了東西內蒙古自治運動的合併。解散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停止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活動等一系列決議，史稱《四三會議》。
[6]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內蒙古自治區，剛成立時，自治政府轄呼倫貝爾、納文慕仁、興安、錫林郭勒、察哈爾五個盟，下設34個旗（市）、1個縣，總面積8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200萬，其中約50萬人為蒙古族。
[7]參見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編：《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檔案史料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9年，第226頁。
[8]參見毛澤東論憲法（未公開發表的講話）：「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轉引自https://newsabeta.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_579.html，毛1954年，在憲法討論會上的發言。
[9]參見CCTV央視紀錄片，2007年12月29日《暴風驟雨》——東北土改紀實，第四集「砍挖」運動，解說詞，來源：http://www.cctv.com/history/special/C20441/20071229/101546.shtml。
[10]參見《內蒙古日報》1948年3月21日第2版。
[11]參見李鴻範、徐鶴京、丁修：《哲里木盟農村牧區的民主改革》，見《曙光照耀哲里木》，民族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29頁。
[12]參見賽航：「內蒙古牧業區的民主改革」，載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上），第457頁。亦請參考哈斯木仁：「解放戰爭時期內蒙東部地區的土地政策與土地改革」，載《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3月，第40卷第二期，第20-25頁。
[13]參見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58頁。
[14]參見突泉縣人民政府編《突泉縣誌》，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34頁。
[15]同注[10]。
[16]參見郝維民主編：《內蒙古自治區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第90頁。
[17]參見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160頁。
[18]參見錢占元：「從科學發展觀的角度看烏蘭夫領導牧區工作」，載《內蒙古統戰理論研究》，2006年第6期。
[19]參見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上海孤兒。
[20]參見《新華社內參》，來源：《毒草集——烏蘭夫反革命言論選編：第二集（1955——1964）》，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聯絡總部「批鬥烏蘭夫反黨集團聯絡站」編印，1967年10月。
[21]引自網刊《蒙古新聞》http://mongoliinmedee1.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23.html。
[22]參見網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ec87b41a0102v2rr.html「草原精靈內蒙古黃羊哪去了？——天地自然志願者內蒙東北考察記(1)」。
[23]參見新華社記者毛純禮：「內蒙古積極調運糧食支援京津滬等地」，新華社《內部參考》，1960年4月27日。轉引自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聯絡總部「批鬥烏蘭夫反黨集團聯絡站」編印：《毒草集——烏蘭夫反革命言論選編：第二集（1955——1964）》，1967年10月。
[24]參見高樹華、程鐵軍：《內蒙文革風雷》，明鏡出版社，2007年，第441-442頁。
[25]參見王樹盛等著《烏蘭夫傳》（1906-198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521頁。
[26]參見文革出版物《學習材料》，1967年，無出版單位，無頁碼。
[27]烏蘭夫：《關於蒙文改革的講話》（1956年），載呼和浩特革命造反聯絡總部「批鬥烏蘭夫反黨集團聯絡站」編印：《毒草集——烏蘭夫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摘編：（四），1967年10月。
[28]參見王樹盛等著《烏蘭夫傳》（1906-1988），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528頁。
[29]參見毛澤東：《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全文，1935年12月20日，轉引自《南蒙古時事評論》，http://smglnc.blogspot.com/2008/11/blog-post_1799.html。
[30]烏蘭夫未經中央批准，擅自變更內蒙黨政機構，發生在文革前夕，我曾親歷。亦可參見華北局《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詳見注[32]。
[31]參見文革出版物《『當代王爺』烏蘭夫反革命『宮廷政變』大事記》，無頁碼。
[32]《前門飯店會議》大致過程，可參見巴彥泰著《挖肅災難實錄》，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整理，網站：https://www.smhric.org/IMPRP.pdf。
[33]中共中央華北局：《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1966年7月27日，以及1967年1月20日，內蒙黨委請求華北局轉發該《報告》，華北局1月23日請示中央，中央最終於1967年1月27日批轉。文件可參見啟之：《內蒙文革實錄——「民族分裂」與「挖肅」運動》，天行健出版社，香港，2010年，第152-164頁。從華北局報告出籠，層層請示轉發，到北京批轉全國，中間有半年空檔，什麼原因？耐人尋味。
[34]參見劉少奇、鄧小平：《與烏蘭夫的談話記錄》，原載「內蒙古黨委機關紅旗聯合總部」編印的《文革資料》(2)，1967年8月。
[35]「內人黨冤案」悲慘結果，參見注2。另見哈斯格爾勒：「『內人黨』冤案親歷記」，載《炎黃春秋》網刊http://www.yhcqw.com/34/4029.html。
[36]參見程鐵軍：「烏蘭夫蓋棺論定」，載《中國時報周刊》，1990年6月17日，第76-80頁，署名彭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