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睏惑。隨着年齡的增長，有些往事難以忘懷，尤其是我在1957年被定為勾結歷史反革命的極右分子的坎坷經歷，總是浮現在腦海里，揮之不去！
我是出生在一個佃農家的窮孩子，本來上不起學，由於族上的資助勉強念到高中。一九四九年長沙一解放，就考入了湖南軍政大學，由於家裏窮，雖然對共產黨沒有認識，但從對「共產」兩個字的理解，也是有好感的。軍大畢業後分配到部隊，從繕寫員、書記員而升任參謀、秘書等職務，1950年入團，1951年入黨，工作上一帆風順。為了感謝黨的培養教育，努力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力爭做到萬無一失。1954年部隊從朝鮮調回祖國，到旅大空三軍高炮指揮部任秘書，1955年部隊走向正規化，實行了軍銜制，同時也開始有探親假了。1957年的夏天，我帶着與我一起參軍的妻子及剛滿一周歲的兒子回湖南桃江老家探親。
回到闊別了近八年的家鄉，親朋鄰里相見，都感到無比親切和高興。寒暄之中，有的老鄉竟含着眼淚向我訴說幾年來的家鄉變化：解放頭幾年，分到土地的農民基本上過上了溫飽的日子，但隨着生產合作化，從初級社到高級社，農民又失去了分得的田地，加上幹部作風浮誇，不走群眾路線，糧食產量一年不如一年，農民辛苦一年的工分，掙不回口糧錢，自然積極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地里茅草叢生，人民面黃肌瘦。統購統銷按幹部虛報的產量徵購之後，社員的口糧就不夠了，又沒有副業收入，終年見不到一分錢，必需的零用開支也只能等老母雞下了蛋換幾角錢來買火柴、食鹽等物。我怎麼也想不到新社會的農村，還過着這樣的日子？！
本村有個所謂的「歷史反革命」也來到我家。先說這個歷史反革命的來歷。他是湖南桃江縣農村的一個普通老百姓，一九五七年就已經七十多歲了。我和他是同鄉，大我五十多歲，在我童年的記憶里，他曾經做過木材生意。此人性直，好打抱不平。他看到農村某些幹部欺上瞞下，作風不民主，生產上瞎指揮，村民們怨聲載道，就經常提意見，村幹部不接受，就把意見寫在紙上，貼到村口路旁。村幹部拿他沒辦法，就將他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並加以管制。但他自知沒幹過反革命的事，依然我行我素，滿不在乎。因為我已經從別人的談話中知道了他的遭遇，就安慰他不要着急，事情總會得到解決的。並把他所掌握的一些情況記錄下來，告訴他，我要直接向湖南省委反映。
回到部隊後，這些農村的實際情況總在腦海里縈迴。為什麼黨的政策這麼好，到農村就對不上號呢？我天真地認為可能是地處偏僻，黨的政策難免鞭長莫及，從內心感到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決不能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我必須原原本本地向黨匯報，以求儘快得到妥善解決，使群眾早日解脫困境。
正當我整理上報材料之時，我愛人提醒我說：「現在報紙上常看到右派向党進攻的文章，你可要小心啊」。我笑以對之：「我是共產黨員，向黨反映情況是我的義務，也是出於對黨的愛護，如果我默不做聲，於良心也過不去呀！」她和我一同回鄉，也是事實的見證者，聽我說的在理，也就不再言語了。
給湖南省委的信發走了，但事情總是掛在心上，和單位的同志也嘮，就像一個解不開的疙瘩在思想上怎麼也撂不下。
我在單位是黨支部的組織委員，每次支部會都由我召集，可那天單位領導突然通知我參加已經到齊了的黨員支部大會，內容是叫我談回鄉探親感受。這下我預感到大難臨頭了，原來我愛人提醒我要小心，已經來不及了。要我談感受是假，要我的口供是真，我在支部會上的發言記錄報告了空三軍黨委。又過了一天，通知我參加軍直機關全體幹部大會。一進會場，一切都明白了。一千多人的大禮堂，鴉雀無聲，四面牆上掛滿了大字報，內容是：「徹底批判右派分子盧菊生的反黨罪行。盧菊生反對農業合作化！與人民為敵的右派分子沒有好下場！……」我做夢也想不到滿懷赤誠對黨反映情況會出現這樣的惡果。大會由軍保衛處處長主持，早已安排好的幾名積極分子，相繼發言，嚴厲批判我給湖南省委寫信反映的情況不是事實，全國形勢一派大好，只有右派才說合作化搞糟了，這是給社會主義社會抹黑，是別有用心的污衊，是惡毒攻擊黨的農業合作化政策，故意說農民生活苦，是站在地主、富農的立場上瘋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總之，寫給省委的信是射向黨的一支毒箭，這是右派盧菊生無論如何也推脫不了的鐵證……
一陣狂風暴雨般的批判之後，保衛處長叫我站出來進行答辯。我確實矇頭轉向了。我說：「我一個窮孩子，能有今天，感謝黨還來不及，怎麼會反黨呢？我反映的問題，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絕無半點虛假，我是把黨視為母親一樣來愛護，才向組織說出這些心裏話的……」沒等我說完，看我全然沒有檢討的意思，軍長劉豐、政委栗在山也發言了：認為我想矇混過關，拒不認罪，告訴我不許再狡辯，必須低頭認罪，才能得到寬大處理。要大家繼續批判，狠狠打擊右派分子盧菊生的囂張氣焰。這時會場上一片打倒右派分子盧菊生的口號聲，讓會議進入了高潮。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縱有八張嘴也說不明白。我說：「事有事在，請組織調查，不管怎樣，把我骨頭燒成灰，我也不反黨。」這句話可能有點硬，惹怒了政委栗在山，他說：「會議到此不要往下進行了，看來盧菊生不但不老老實實交代問題，還要負隅頑抗到底，現在我就硬性地給他作結論：『盧菊生不僅是個右派，而且是個極右』，這不是我們送給他的，是他自己賺來的，是他自絕於人民的可恥下場。必須開除他的黨籍、軍籍，遣送農場勞動教養。」這場荒唐的辯論會就這樣結束了。事後經過調查，農村幹部發現我告了他們的狀，也對我恨之入骨，馬上把我的家庭成分由佃農上升為富農，還誣陷我勾結歷史反革命，意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以致最後給我的結論材料中，除了「極右分子」之外，又加上了「勾結歷史反革命」這頂廉價的桂冠。
這些莫須有的罪名，這種滅絕人性的結論，使我感到一下子從天上掉進了十八層地獄，這是什麼世道呀！這難道就是我剛入伍時所唱的「解放區的天，是朗朗的天」嗎？一個黨員履行黨章所賦予他的權利和義務，怎麼就是反黨呢？即令是我提出的意見有出入或者提錯了，毛老爺不是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
現在回想起來，在那樣專制的體制下，只能有一個聲音，這個聲音，既是權又是黨，是至高無上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毛自認為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比秦始皇還秦始皇。」作為軍政委的栗在山，不正是這種和尚的化身嗎？！
接下來是組織找我愛人談話，叫她與右派丈夫離婚，否則也必須離開部隊。我愛人的心裏有桿秤，她知道我說的是實話，也知道我是熱愛黨的，所以她堅定地選擇了後者，同意離開部隊，但不離婚。這樣的回答出乎組織的意料，可等待她的是留黨查看兩年的黨紀處分，復員到農村去。從此我們就開始了妻離子散的生活。
二十多年煉獄般的生活，苦不堪言，特別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間，凡是對待黑五類所能採取的各種殘酷手段，我通通領教了，在逆境中不僅讓我看透了那些醜惡的嘴臉，也磨練了我的意志，增強了我活下來討還公道的信心。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胡耀邦同志力主平反一切冤假錯案，我又回到了人民之中。但毛的階級鬥爭這個「法寶」，在某些人的腦子里根子扎得太深。1979年我回到部隊落實政策，軍保衛處的一個助理，承認我反映農村情況不算右派言論，但是當時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勾結歷史反革命是立場問題，還想抓住這一條不放過。我說：「『勾結歷史反革命』這頂帽子扣在我頭上二十多年，可我的反革命事實呢？你有嗎？從頭到尾，我就是反映農村情況，那個所謂的歷史反革命如果也是空三軍的人，他也會和我一起來找你落實政策。」這位助理大人，無言以對，只好說再請示黨委複議。事實勝於雄辯，複議結果是所有不實之詞，一筆勾銷。以上就是我當「勾結歷史反革命的極右分子」的全部經過，也可算是共產黨專政下，無數怪胎中的一個吧。
往事不堪回首，雖然已經過去了多年，但這一切在歷史上，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更在親身經歷了這場浩劫的人的心裏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感謝《往事微痕》給我一個直抒胸臆的平台。慨嘆之餘賦七絕一首：
整風鳴放大宣傳，號召全民廣進言，向黨忠誠提建議，陰謀枉煞萬千賢。
1998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