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做"蘇聯被美國給拖垮了"。這個說法顯然不夠有說服力，最簡單的反問是：兩國競爭，為什麼被拖垮的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如果蘇聯真的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代表了未來，那麼被拖垮的理應是美國對不對？
還有一個常見的解釋，是"蘇聯被戈爾巴喬夫給搞垮了"。這個說法同樣站不住腳。就算戈爾巴喬夫是個壞人，想搞垮蘇聯，問題是："人民群眾"怎麼就答應了呢？如果民眾"不答應"，他一個人無論如何也搞不垮一個國家對不對？在蘇聯崩潰的過程中，無論是政權的倒台、還是各個共和國的獨立，都沒有遭遇民意的大規模抵抗。哪怕沙皇政權當年倒台的時候，都還有幾十萬人加入白軍，為舊政權而戰，但是蘇聯政權崩潰的時候，絕大多數民眾的態度基本上就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責任推到戈爾巴喬夫一個人身上，也是說不通的。
蘇聯的瓦解，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其國家能力過於強大。
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這個國家失去了剎車機制，無法調整自己的方向，導致它一條道開到了懸崖。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它消滅了社會，從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饋機制和壓力機制，最後只能靠"死機"來實現"重啟"。因為過於強大的國家能力，它走向了過度擴張，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過度擴張，最後耗盡了資源、也耗盡了民心。總之，無節制的國家能力導致過於龐大、沉重的政府，最後這個國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壓垮。
為什麼這麼說？為什麼說蘇聯的崩潰恰恰是因為"國家能力過於強大"？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我們來看蘇聯的秩序。的確，在蘇聯，暴力是高度壟斷的，不存在當代墨西哥式的分散暴力，更看不到任何力可敵國的武裝叛軍。但是，當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完全被抹殺，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實力對比完全不對稱，結果是什麼？結果是社會失去了談判能力，成為任人宰割的魚肉。
蘇聯1932年左右的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因為強制性的過度糧食徵收，加上對人口流動的限制，烏克蘭發生了慘烈的饑荒，導致3-7百萬人死亡。政治迫害更是舉世聞名。據保守的估計，從斯大林接管黨權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約有2500萬人受到政權的迫害，占人口大約八分之一。僅在1937和1938年，至少有68萬人因為"危害國家罪"被槍決。甚至黨內高幹也不能倖免。1934年蘇共17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102人遭槍決。這就是蘇聯式"秩序"的代價。我們可以想像，在這些冷冰冰的數字後面，有多少淚水、掙扎、恐懼與絕望。所以，回到我們剛才提的那個問題，當蘇聯走向解體的時候，為什麼人民群眾就"答應了"呢？答案恐怕就在這些掙扎和恐懼中。
暴力的過度擴張不僅僅是在蘇聯國內，也向國外蔓延。大家可能都聽說過"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對其衛星國捷克的民眾抗議，蘇聯一口氣把兩千個坦克給開了過去，撲滅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克之春"只是類似霸權的一個例子，無論是東德1953年的風波，還是匈牙利1956年風波，它們難以掀起風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蘇聯的軍事威脅。但是，蘇聯最嚴重的一次過度擴張，則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種意義上，阿富汗對於蘇聯，就像是越南對於美國，一個超級大國踏進一個弱小國家，以為自己可以輕鬆搞定，結果是自己給自己挖了一個坑，怎麼也跳不出來了。關於這一點，後面講到阿富汗的時候，我們會再涉及。
（布拉格之春）
再來看蘇聯經濟。超強的國家能力有沒有帶來蘇聯的經濟發展？有。至少在一個階段內如此。斯大林上台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時間去實現西方國家100年的工業化成果。於是，政府利用其強大的動員能力發動了經濟引擎。1928-1940年，蘇聯的經濟增長率是年均5.8%，1950-60年是5.7%，所以赫魯曉夫在台上的時候，才會宣佈蘇聯1970年人均GDP將要趕超美國。不但他這麼自信，當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學者也認為蘇聯趕超美國指日可待。但是，從6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經濟發展開始減速。1960年代經濟增速跌至百分之4點幾，1970年代跌至百分之2點幾，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點幾，而它的全要素生產率已經跌到了負數。
為什麼蘇聯的經濟發展會先加速、後減速？同樣是因為國家能力的過度拉伸。簡單來說，第一，過強的國家能力扭曲了經濟結構；第二，"發展型國家"一旦過度，就成了"掠奪型國家"。因為國家指哪打哪，蘇聯經濟模式被扭曲，重投資、輕消費；重軍工，輕生活；重模仿，輕創新；這一系列扭曲的後果就是經濟發展失去了後勁，陷入"短缺經濟"的陷阱。而且，在全盤的計劃經濟和國有經濟下，整個蛋糕都是國家的，對普通人來說，干多干少、干好干壞都一個樣，他們為什麼要積極生產和創新？在所有的蘇聯笑話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條，是以一個工人的視角說的，他說：We pretend to work, and they pretend to pay。"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發工資。"短短一句話，道盡了蘇聯經濟的全部問題：勞動者根本沒有動力生產，而政府發的錢什麼也買不到。
再來看蘇聯的思想改造。的確，蘇聯一度成功地改造了無數人的頭腦，但是，這種成功同樣是自掘墳墓式的。為什麼？因為這種思想改造的核心，是號召人們為了集體放棄個體、為了國家放棄家庭、為了理想放棄利益、為了理念放棄情感……可以說，它是向人性開戰。人性是什麼？人性是複雜，是多變，是魔鬼和天使混合體。而思想改造是什麼？是消滅複雜，消滅變化，讓人類完全變成天使。這可能成功嗎？不可能。如果要強行把現實按到理想中去，結果就是假大空。這就像吹氣球，你可以把一個普通的氣球吹到西瓜那麼大，但是再吹下去，它隨時就可能爆破。
《耳語者》裏面，有一個情節我非常難忘。裏面講到一個所謂反革命教師，他被槍斃後，他的遺孀和孩子為了生計投奔這個教師的媽媽，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兩層樓的房子，卻拒絕收容他們，甚至不願給長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飯吃，他們只好在村子裏租了一個小房子住。而在他們住在村子裏的15年裏，奶奶家的親戚從來不和他們來往。這個孩子後來回憶說："最痛苦的是看到他們走過我們的街道——哪怕周圍肯定沒有人監聽——仍然不跟我們說話，甚至連一聲招呼都不打。"人際關係如此的扭曲，連奶奶都不再憐惜孫女，或許能證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國家更強大的是人性。人們渴望親情、渴望友誼、渴望舒適、渴望美……或許人們會因為理想的感召而暫時放下這些渴望，但是，最終，人類通過幾百萬年進化出來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會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後重新浮出水面。所以，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國家能力越強越好嗎？顯然，並非如此。或許，國家能力和治理績效之間存在一個"倒U型"的關係：在一個區間裏，強大的國家能力有助於經濟發展、公共服務和政治秩序，但是過了某個點之後，國家則可能因為失去任何韁繩而變成破壞性力量。經濟學者Acemoglu在《狹窄的通道》這本書里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用的詞叫"被縛的利維坦"。什麼意思呢？他說國家狀態有三種：一種是國家缺失，一種是國家強大，第三種則是"被縛的利維坦"。沒有利維坦就不會有秩序，但是利維坦過於強大又可能反噬社會，只有"戴上鐐銬的利維坦"，就像被套上韁繩的馬匹一樣，既能幹活，又不會隨意踩壞莊稼。
其實，蘇聯的故事何止發生在蘇聯。歷史上，有過許多類似的情節：一個強大的國家走向過度擴張、最後因為過度拉伸而脆斷。中國歷史上的秦朝、隋朝，蒙古帝國、日本帝國，德意志第三帝國，紅色高棉時期的柬埔寨……國家建構都可以說登峰造極。但是，當擴張變成過度擴張，河流變成洪流，細雨變成暴雨，國家能力就成為一種詛咒。
不奇怪的是，這些國家都有兩個共同點，一個是強大，另一個是短暫。大一統的秦朝只存在了14年，隋朝只存在了38年，德意志第三帝國只存在了12年，紅色高棉執政只有4年。相比之下，蘇聯還算是長壽的了。當然，在歷史的長河中，71年也不過是過眼雲煙。顯然，這些國家的曇花一現並非偶然，水至清則無魚，國至強則易斷，在強大和短暫之間，或許存在着一種悲劇性的聯繫。當一個國家所向披靡，失去制約，或許沒有人可以戰勝它，但是，它可以成為自己最強大的敵人。
好，今天就講到這裏，感謝收聽，我們下次再見！
（本文為"看理想"音頻節目《可能性的藝術》的第16講文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