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胡克(Sidney Hook)從美國校園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轉變為美國知識界最有影響的反左鬥士和冷戰期間美國保守思想界的中堅，胡克的思想歷程對我們認識20世紀西方學術界和意識形態以及政治鬥爭的關係很有價值。
我是通過保羅·荷蘭德教授(Paul Hollander)的介紹在90年代後期對胡克的生平感興趣的，儘管出國前就看到過他翻譯為中文的《理性、社會神話與民主》和《歷史中的英雄》等書。荷蘭德教授是我論文指導老師之一，他原是匈牙利的猶太人，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逃往西方，成為美國知名社會學家，和胡克是美國學界「物以類聚」的忘年交，都是左派和自由派眼中的「冷戰鬥士」。順帶說一句，荷蘭德的《政治朝聖者——西方知識分子尋找『好社會』之旅》、《理解反美主義——它在西方內外的起源和影響》、《政治意志和個人信念——蘇聯共產主義的衰落和滅亡》、《承諾的終結：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革命家和政治道德》等書顯示了他對西方和蘇聯社會都有深刻的了解。他是一個社會學家，但其寫作和歷史學家非常類似。
1933年歲暮，當美國仍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掙扎求生時，在紐約大學哲學系，有一個名叫悉尼·胡克(Sidney Hook)的年青助理教授寫了一份政治報告，內容是建立一個新的美國共產黨。胡克說：現在的美國共產黨「既沒有想方設法把群眾引向革命，也沒有為勞動大眾謀取眼前的利益」，因此「給共產主義這個詞帶來了恥辱。」不久這個新的美國共產黨問世了，取名為美國工人黨。
美國工人黨成立後不久，胡克成了人們眼中的「紅色教授」，也是美國右翼和保守勢力的眼中釘。尤其是當時在美國新聞業中首屈一指的大亨赫斯特和他掌控的報業集團，他們甚至發起了一場詆毀胡克的運動，要求紐約大學把紅色教授胡克和他的同黨從校園裏驅逐出去。
然而20年後，1953年，時為紐約大學哲學系主任的胡克出版了一本向美國大學中左派力量宣戰的書，書名叫做《做異端可以，搞陰謀不行》(Heresy，Yes-Conspiracy，No)。書中說美國的左派勢力利用大學的自由和開放，以保護不同意見為名發展美共組織。胡克甚至象20年前右翼勢力對付自己那樣，號召大學當局把加入美共的教授開除出去。
胡克還積極加入選戰，為堅決反共的保守派陣營搖旗吶喊。60年代末他支持共和黨的尼克遜，70年代支持同樣是共和黨右派的里根。1982年在他80歲生日時，當時的里根總統向他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在自由派佔優勢的美國學術界，很多人都對尼克遜和里根這樣的右派政客嗤之以鼻，更不用說和他們握手言歡了，但胡克卻以和他們交往為榮。
胡克是美國20世紀屈指可數的幾位哲學大師之一。他的導師是杜威，他也被認為是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出版的著作不下20種，早期他研究馬克思，出版了《怎樣理解馬克思》和《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翻譯了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美國學術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權威，蘇聯當時還邀請他去訪問。
胡克後來出版的著作和文章覆蓋了當代西方哲學的許多重要方面，其中《理性，社會神話與民主》作為當代西方評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早在文革前就被翻譯成中文，同時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的還有《歷史中的英雄》。他的這兩本書在文革時期思想活躍的青年中曾經有一定影響。
從美國校園中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教授，轉變為美國知識界最有影響的反左鬥士和冷戰期間美國保守思想界的中堅，胡克的思想歷程對我們認識20世紀西方學術界和意識形態以及政治鬥爭的關係很有價值。
曾經的紅色少年
胡克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一個貧窮的猶太移民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在社會下層的猶太移民社群中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進入高中後，他的思想已經十分左傾，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套術語和思維方式很熟悉，用他自己話來說，他在14歲時就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了。
胡克上高中時正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使他認為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競爭的結果，而社會上流行的愛國主義情緒不過是被政客們所利用罷了。他的這些想法使他很快就成為學校里眾所側目的人物。
當時，美國人對德國潛艇擊沉美國客輪魯西塔尼亞號都切齒痛恨，因而贊成政府對德國宣戰。而胡克卻在課堂上說那艘美國客輪裝運的是軍火而不是旅客，他的歷史老師聽到後站到他面前舉起拳頭咆哮道：「你敢再替德國人的謊言做宣傳嗎？」
又有一次，在英文課上，老師出了一個作文題目：「愛國」。當同學們把愛國的大道理慷慨激昂地陳述了一遍後，胡克舉手說他有一點不同看法。他說：「愛國常常對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帶來貶損和破壞性的後果。」胡克話音剛落，英文老師就漲紅了臉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把教室門打開對他說：「你不屬於這裏，滾出去！」
後來，這個英文老師一直盯着胡克的言行。一年以後，有一次在升旗和唱國歌時，這個英文老師忽然從後面拍了一下胡克的肩膀，要他跟自己到校長室去一下。當他把莫名其妙的胡克帶到助理校長那裏後，他報告說胡克沒有唱國歌《星條旗》。胡克說他唱了，但這個英文老師說他站在背後觀察了他很久，他沒有唱。他要校長把胡克開除出去。幸虧這個助理校長是個開明的人，他對英文老師說即使胡克真的沒有唱國歌，也不構成開除的理由。
胡克的社會主義思想還使他對教科書上許多早就有定論的問題提出懷疑。一次在拉丁文課上，當討論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時，胡克說他不欣賞西塞羅，因為他代表了奴隸主剝削階級，而他的論敵卡特林倒是代表了值得同情的貧苦農民。拉丁文老師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盯着胡克過了好久才叫道：「我教了多少年西塞羅了，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些胡言亂語！滾出去，你這個布爾什維克！」
在戰爭期間，美國政府用發行政府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叫做「自由債券」，而認購債券被認為是愛國的表現。胡克卻在一篇作文中提出用徵收資本稅取代發行債券，因為他覺得富人應該為戰爭出更多的錢。胡克的老師在給他打分數由於過度氣憤，一連圈了好幾個零，鉛筆把紙都戳穿了。
胡克的這些異端邪說使得他不但成為很多教師的眼中釘，而且常常受到同學的圍攻。有好幾次胡克受到毆打，而教師卻裝作沒有看見。當力主對外擴張的前總統老羅斯福去世時，胡克的英文老師是個羅斯福的崇拜者，他把英文課變成悼念羅斯福的儀式，讓學生起立默哀。下課後，站在胡克周圍的學生說胡克起立的時候故意很慢，臉上還帶著笑。他們摩拳擦掌要教訓胡克，胡克只得飛跑着逃走。
研究馬列主義和訪問蘇聯
胡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拜杜威為師。杜威是美國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對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深惡痛絕。他的教育學理論主張發展學生個性，讓社會活動和學校教育相結合，這些在當時的美國受到保守的教育界的拒絕，但和20年代蘇聯正在開展的教育改革非常相似。
1928年杜威去了一趟蘇聯，回來後寫了很多文章，誇獎蘇聯的教育制度。在杜威的影響下，胡克對馬克思主義和蘇聯的興趣更加濃厚了。他在哥倫比亞讀書期間，和一個同學合作，把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翻譯成英文，於1928年在美國出版。這是列寧的主要哲學著作在西方第一次出版，引起了蘇聯方面的注意，於是他們以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長雅扎諾夫的名義邀請胡克去訪問，具體研究項目是馬克思的早期思想。
1929夏天，胡克來到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聖地蘇聯。當時大清洗還沒有展開，強迫集體化運動也還在醞釀之中，蘇聯社會應該說是比較平靜的。但胡克已經在這種平靜中察覺出了很多令他困惑的現象。比如，當他在蘇聯飯店裏吃飯時，外面常常有衣衫襤褸的兒童把鼻子緊緊貼在窗子上貪婪地盯着飯桌，他們不時被飯店的保安人員驅趕走。有時當他約一些蘇聯姑娘出去吃飯時，她們往往比他吃得更多更快，並告訴他說很多給外國人的食品是普通蘇聯人想都想不到的。
但更使胡克不滿的是蘇聯社會政治氣氛的壓抑和緊張。幾乎沒有人敢和他談論政治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探討也充滿了教條主義和陳詞濫調。胡克在美國時就希望和蘇聯最著名的哲學家德波林談談早期馬克思的思想，但當他和這位蘇聯哲學權威見面時，他的平庸和謹慎使胡克大失所望。
當胡克帶着複雜的感受離開蘇聯後，那些他曾經見過面的蘇聯知識分子中，德波林一年後成了斯大林整頓蘇聯哲學界的靶子，「德波林學派」幾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詞，他本人從此銷聲匿跡。邀請胡克去訪問的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長和付所長都在大清洗中失蹤了。
雖然對蘇聯的訪問給胡克留下了種種困惑，但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他的左翼信念。恰好在那個時候，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大危機，這使胡克更相信只有共產主義才是人類的前途。1932年在總統選舉中，胡克在學術界中為美共造勢，並投了美共候選人的票。1933年他出版了一本題為《怎樣理解卡爾·馬克思》的學術著作，雖然在美國保守的知識界沒有引起很大的反響，但在英國，這本書被紅色書商戈倫茨(斯諾《西行漫記》的出版商)看中後出版，在劍橋和牛津的左派學生中很受歡迎。
不願當間諜——和美共的決裂
胡克的這些親共活動使得他成為美國學術界裏左派的風雲人物，美共對他十分重視。當時美共受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指揮，要在美國知識界中發展親蘇勢力，建立黨外組織和統一戰線。在美國文化知識界中，很有一些左翼親蘇的組織，如職業團體聯盟和保衛政治犯全國委員會。一些著名作家如多斯·帕索斯和瓦爾多·佛蘭克以及愛德蒙·威爾遜等就是其成員。
美共根據政治態度把知識分子劃為不同的集團，從右到左，離美共比較近的被稱為「誠實的自由派」，胡克的導師杜威就被劃入這一派。當時美共為了把杜威拉得離黨更近曾化了一些力氣，他們指望先發展胡克，再通過他去影響杜威。
1932年底美共幾位領導人約胡克去位於紐約13大街的美共總部談話，當面了解他的政治態度和哲學主張。1933年3月，美共領導人之一的白勞德又約見胡克。白勞德告訴胡克，現在法西斯已經在德國上台，西方反蘇勢力隨時都可能發動對蘇聯的進攻。在這種情況下，全世界左派力量都應該起來保衛蘇聯。由於美國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大本營，美共要求胡克在大學裏收集最先進的科技情報提供給蘇聯。
胡克雖然思想上親蘇親共，但他從來沒有想到蘇聯會招募自己做間諜。大吃一驚之後，他以自己還不是一個正式的黨員為理由拒絕了這個要求。這次談話給胡克留下極不愉快的印象。
不久之後，他讀到了美共另一位主要領導人福斯特新出版的書《為建立蘇維埃美國而奮鬥》。在書中福斯特不但要工人組織紅色衛兵，建立黨的絕對領導，而且有這樣一段讓胡克恐懼的話：福斯特說，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
「所有資本主義政黨——共和黨、民主黨、進步黨、社會黨等等——都將被消滅，只有美共才代表勞動階級掌權。同樣地，那些為資產階級的統治作政治道具的組織也將被解散，包括商會、僱主協會、扶輪社、美國軍團、基督教青年會，以及類似的宗教組織如共濟會，哥倫布騎士團等等。」
作為一個左派知識分子，胡克雖然對這些政黨和組織沒有什麼好感，但從來也沒有想到要把他們統統消滅。如果這樣的話，那麼和納粹德國正在做的有什麼不同呢？消滅了這些政黨和組織，民主制度還能剩下什麼呢？
當時在美國，很多左派知識分子幼稚地把美共看作是美國民主的奠基人之一傑佛遜的革命傳統在20世紀的繼續，雖然有點激進，但卻為窮人說話，主張平等，反對大資本和權勢集團，因此會對美國民主起促進作用。然而胡克在讀了福斯特的書之後，就象出了一身冷汗，開始對美共抱懷疑態度。
除了思想上對美共持保留甚至懷疑態度之外，胡克在行動上也有和美共直接衝突的地方。例如，1932年，美國的托洛茨基組織派人找到胡克，說托洛茨基和一些老布爾什維克受到斯大林的迫害，生活上十分困難，急需西方進步知識分子的支持。胡克看不出托洛茨基的理論有什麼反動的地方，更不滿斯大林把托洛茨基流放，於是答應擔任一個叫做「遭流放的老布爾什維克」組織的財政部長，為他們在美國文化知識界中募捐。他的參與雖然並沒有給這個托派組織帶來多少經濟的收益，但明顯地引起了跟隨莫斯科的美共的不滿。因此，1932到1933這兩年，既是胡克思想上最左的時候，也是他和左派分裂的開始。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和蘇聯大審判對着幹
1936年到1937年，全世界目睹了一場人類有史以來最不可思議的審判：幾十個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其中許多是十月革命和隨後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人——在莫斯科的特別法庭上被判處死刑，其罪名是叛徒、間諜、特務、企圖顛覆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場莫斯科大審判在美國親蘇親共的自由派中引起了分裂。胡克不相信這些老布爾什維克會是反蘇分子，他把這場審判看成是斯大林迫害異己的又一例證。
當時在西方自由派的圈子裏也有很多人出於常識，懷疑這場審判的真實性，因為如果這麼多領導人都是反革命的話，那麼他們當初為什麼會讓十月革命成功呢？於是他們組織了一個「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來和莫斯科唱對台戲，要在海外獨立收集證據，看看托洛茨基到底是否象蘇聯官方說的那樣十惡不赦。
這個委員會建立後，又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調查委員會，要到墨西哥去，就蘇聯方面提出的指控和當時流亡在那裏的托洛茨基對質。胡克是這個委員會中的積極分子。面對人多勢眾的親蘇自由派，這個為托洛茨基辯護的委員會想找一個知識界的權威人士出來壓陣。
胡克想到了自己的老師杜威。杜威曾經對蘇聯着迷，是蘇聯和美共的統戰對象，但到了30年代中期以後，他對蘇聯的態度漸漸變得保守起來，但還保持着聯繫。莫斯科大審判開始後，杜威也急切地要了解真相，於是他答應了胡克的請求，放下手邊正在撰寫的最後一部著作《邏輯——理論與探詢》以將近80歲的高齡出任調查委員會主席，並親自前往墨西哥城和托洛茨基會面。
對於杜威的這一舉動，蘇聯方面自然非常惱怒。杜威的一個兒子和蘇聯關係很好，有一次他見到胡克時對他破口大罵，說要不是胡克，自己的父親根本不會去見托洛茨基。胡克後來聽說，杜威的這個兒子之所以火氣這麼大，是因為蘇聯方面得知他父親的決定後取消了和他本人訂下的報酬豐厚的出版合同。
以杜威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後，於1937年2月9日在紐約舉行了一場聽證會，主要是公佈收集到的對托洛茨基有利的證據。當時有六千多人出席。聽證會開始後先安排一場托洛茨基的電話訪談，但通信線路被人破壞。對蘇聯特工機構的伎倆了如指掌的托洛茨基早就料到這一招，他另外準備了一份文稿，由委員會在聽證會上宣讀。調查委員會後來作出了托洛茨基無罪的裁定。
悉尼·胡克在公開課上講話
捍衛自由——創立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
胡克的這些行動，使得他從一個紅色教授轉變為美國知識界親蘇親共人士的眼中釘。有一次在學校的書店裏，一個人忽然指着他的紅色領帶說：「你根本沒有資格打紅色領帶！你這個專門詆毀紅色的人！」胡克的一些學生在一些學術場合聽到別人說胡克是個法西斯時，為自己老師辯白了幾句，也落得個被歧視和遭孤立的下場。
在三十年代，蘇聯和第三國際利用美國文化知識界的左派和親蘇氣氛在美國滲透，大搞統一戰線。當時美國很多著名文化團體都具有親蘇背景，或者直接就由蘇聯操縱。例如美國作家大會和下屬的美國作家聯盟就和蘇聯操縱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有組織關係，公開跟隨美共的路線。由於這個組織包括了很多著名作家，因此在美國文化界十分有影響，它甚至把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拉攏到其中，算作它的一個會員。當胡克得知這個消息後，他立刻寫信給羅斯福，詢問是否屬實，羅斯福秘書的回信間接證實了這個消息。
為了平衡文化知識界的政治潮流，胡克和一批著名人士，包括杜威，發起成立了一個文化自由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宗旨是捍衛思想和文化的絕對自由，不以任何階級，民族和種族的利益為標準。
然而，當胡克帶着這個想法找到一些對斯大林和蘇聯幻滅的前左派和自由派人士時，很多人竟然反對這種超越特定政治立場的自由，正像他們不相信有超階級的正義和超階級的民主一樣。有人甚至認為真理和科學也是有階級性的。這種論調在反對蘇聯和斯大林的陣營中也竟然如此廣泛，這使得胡克相信以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極權主義思想並不僅僅局限於某個特定的政權或者主義，要和極權主義作鬥爭，必須從重申一些基本的原理做起。
1939年春天，美國文化自由委員會宣告成立，發表了一個宣言。宣言說：「我們面臨着極權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崛起，它正在把文化和創作自由連同其它人類獨立理性的表達統統掃除掉。在現代歷史上，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的獨立存在從來沒有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宣言把蘇聯和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並列，作為思想自由受到仇視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裏藝術，科學和教育都成為政治的附庸，它們被公開說成是都是為特定的民族或階級服務的。
宣言說，這些國家利用民主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危機，通過宣傳，派遣人員，挑選代理人，施加政治壓力等手段，企圖動搖這些國家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獨立立場，事實證明這並不是徒勞的。已經有很多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從自由立場上後退，用種種理由為思想控制辯護，最常見的說法是為了社會穩定和安全，人們必須暫時放棄或者擱置思想自由的某些形式。宣言最後要求美國知識分子團結起來為捍衛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而鬥爭。
和愛因斯坦關於民主自由問題的爭論
在胡克的政治和社會活動中，他和愛因斯坦有關自由和人權的爭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科學家，俄國十月革命後他曾經和許多西方文化名人一樣對蘇俄的社會試驗充滿興趣甚至好感。胡克和他的爭論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美國文化界上個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的狀況。
胡克和愛因斯坦的關係最早可以追述到1937年。當胡克和杜威等人成立了「保衛托洛茨基委員會」的時候，為了使這個委員會有更大的號召力，胡克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加入這個委員會。愛因斯坦遭受過法西斯主義的迫害，被迫離開了德國，納粹指控他在家中非法收集武器，其實所謂武器只是幾把廚刀而已，但愛因斯坦卻根本無法在德國為自己辯護。這和托洛茨基當時在墨西哥的處境十分相似，也是為什麼胡克會想到向他求援的原因。
1937年2月胡克寫信給愛因斯坦後立刻得到了他的回信。愛因斯坦表示他也認為每個被告都應該有公正的證明自己無辜的機會，包括托洛茨基。但他認為舉行這樣的公開聽證會很可能只會起到替托洛茨基的政治觀點做宣傳的作用，而他對這樣的活動沒有興趣。
胡克受到愛因斯坦的回信後立刻再寫信給他，企圖打消他的顧慮，並於不久後面見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再次婉言拒絕了胡克的請求，說他認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是政治黑幫。胡克回答說在文明社會裏，即使黑幫也應該受到公正的對待。愛因斯坦回答說：你說得對，但我不想當這個警察。話說到這裏，胡克明白愛因斯坦不可能如他所願為這個委員會增添聲望，於是轉移話題談了一陣納粹德國後告辭，愛因斯坦把他送出很遠，非常友好。
雖然胡克對愛因斯坦拒絕自己的請求十分失望，但他卻理解愛因斯坦為什麼這麼做。他也對愛因斯坦的既不偏袒托洛茨基，也不為斯大林辯護的立場而感到欣慰。但是多年後，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讓胡克看愛因斯坦在拒絕他請求的第二年，即1938年寫給一位朋友的信，其中說他改變了對莫斯科大審判的看法，現在他認為那場審判是真實的。
1940年，胡克和這位物理學大師又發生過一段交往。事情要從1928年說起。那年胡克到歐洲和蘇聯訪問。他先去德國，見到了第二國際還健在的名人，被列寧罵為修正主義老祖宗的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告訴胡克，他曾經把恩格斯尚未出版的《自然辯證法》手稿交給愛因斯坦審讀，看看有多少科學價值，因為那是本用馬克思主義指導科學的書。愛因斯坦讀了後寫信告訴他，這本書或許在給恩格斯寫傳記時有用，至於對當代科學，或者即使是對物理學史來說，都談不上有什麼意義。
但是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可以指導科學的教條，蘇聯方面後來說伯恩斯坦給愛因斯坦看的僅僅是關於電的一部分，其它關於辯證法，運動形式，熱能等等都沒有送給愛因斯坦。為了澄清這個問題，胡克於1940年寫信給愛因斯坦，把蘇聯方面的反應告訴他，並詢問他究竟看了多少恩格斯的手稿。愛因斯坦很快回信說：「愛德華·伯恩斯坦把所有手稿都交給了我，我的評論正是針對全部手稿的。我確信，如果恩格斯看到隔了這麼長的時間，他的那一點微薄的努力竟然還被認為有這麼重要，他一定會覺得十分可笑的。」
一直到那時為止，胡克和愛因斯坦的關係還是很友好的。但到了冷戰時，當愛因斯坦積極參加西方反戰運動和支持蘇聯時，胡克和他就個人自由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當時美蘇核大戰的陰雲籠罩着世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和戰爭與和平問題聯繫在了一起。在知識分子圈子裏，很多人本來就有左派傾向，現在他們又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在軍事上比蘇聯強大，是有侵略傾向的一方，所以他們把反戰和反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愛因斯坦也加入了這個反戰運動。
1948年春天，胡克在紐約時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愛因斯坦表態，支持美國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華萊士。華萊士是前羅斯福的副總統，在杜魯門政府內也曾擔任內閣要員，但後來因他的親蘇立場和政府的冷戰方針不合，被杜魯門解職後自己組織了進步黨。胡克看了這條新聞後大吃一驚，因為華萊士為蘇聯在東歐的擴張辯護，說蘇聯對捷克的控制是對美國在那裏的干涉所採取的自衛行動，他拒絕譴責蘇聯的集中營制度，他還說美國人權泛濫，正在自嘗惡果，而蘇聯人雖然沒有那麼多政治民主卻享受着經濟民主。
胡克覺得作為個人，對這些問題完全可以有各自的看法，但這些話如果出自一個前付總統，現正參加總統競選的有影響的政治家，那是不符合美國民主和立國原則的。胡克覺得以愛因斯坦的社會影響，他無論如何不能支持這樣的政治主張。聯想到愛因斯坦近來發表的認為蘇聯沒有擴張傾向，是美國的政策在威脅和平的言論，胡克立刻寫信給愛因斯坦，指出華萊士觀點的謬誤，歷數斯大林對外政策的擴張性。胡克還請求面見愛因斯坦，進一步交換意見。
胡克很快得到了愛因斯坦的回信。愛因斯坦說他認為華萊士的觀點是對的，現在毫無疑問是美國而不是蘇聯在威脅和平。關於社會制度問題，他說他很清楚蘇聯社會的種種弊端，他決不想生活在那樣一個制度下。但蘇聯的制度也有極大的優越性，如果換一個比較仁慈的政府，俄國人能否生存下去也還是個問題。他說胡克的觀點太片面，因此不想和他會面。
胡克很快又給愛因斯坦寫了幾封信，除了爭辯美蘇外交政策的是非，更指出愛因斯坦在俄國難以實行仁慈的統治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問道：「有什麼證據說明在天文，生物，藝術，音樂，文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清洗有助於俄國人生存？有誰能說整死了數百萬人的集中營，更不用說成批處決犧牲者的大審判使得俄國戰勝了希特拉？」
愛因斯坦沒有回答胡克的這些信。不久，胡克應邀為愛因斯坦的一本回顧自己近年來生活的書寫書評，他為此又寫信給愛因斯坦，指出他書中一些令人困惑的說法。愛因斯坦說自由表達和自由意志和人道主義是不可分隔的，他全心全意地擁護這些觀念。但在談到俄國時他又說人們必須知道，俄國人缺乏政治教育，社會改革在那裏無法由多數人來實行，只能由少數精英來完成。他還說如果自己生活在俄國的話，他也必須調整自己以適應這個環境。
胡克說這兩段話表面上沒有矛盾，但在精神實質上是相衝突的。特別是考慮到在俄國實行了多年的文化壓制政策，在那裏根本談不上有什麼自由意志和表達。胡克還問愛因斯坦為什麼在書中譴責了阿根廷和西班牙的獨裁制度，但對更為獨裁的斯大林主義一字不提。這一次愛因斯坦給胡克回了信。他在信中明確說：經過長時間的考慮，他確信在俄國，社會變革只能由少數人來實行，多數人必須服從，「毫無疑問，對於個人來說這意味着痛苦地暫時放棄個人自由。我個人相信我自己也會接受這種暫時的犧牲。」
堅定的「冷戰鬥士」
胡克鮮明的政治立場使他在美國學術界被劃入「冷戰鬥士」這一陣營，這是一個帶有譏諷色彩的稱呼。但是比這個稱呼更難聽的，是自由派人士說他在40和50年代策劃了對美國校園中美共黨員教師的調查和清洗，製造了學術界中的「女巫迫害」和「麥卡錫主義」。胡克自己毫不諱言他在發起這一運動中的作用，但他始終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正是為了捍衛美國民主和學術自由。
很多人認為雖然美國共產黨的名聲不好，但它畢竟是個合法政黨，就象民主黨，共和黨，社會黨一樣，那麼，為什麼別的黨的黨員可以正大光明地在大學任教，美共就不可以呢？
胡克說，校園中的美共成員和其它政黨的成員有一個根本的不同：他們從組織上接受指令，在教學中宣傳本黨意識形態和黨的政策，同時隱瞞自己的黨員身份，讓學生以為他們是在接受客觀真理或真相。
例如，1938年五月美共刊物《共產黨員》有這樣幾段明白無誤的話：
「各個班級和各系的黨員、青年團員必須利用課堂討論和小冊子等方法和課程設置中的資產階級偏見和歪曲作鬥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必須被灌輸到每一節課中」，「共產黨員教師必須利用他們的教學崗位，在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盡其所能地給學生以工人階級的思想教育」，以及「只有當教師們真正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才能熟練地在教學中灌輸馬克思主義，指導校園裏的鬥爭，同時儘可能地隱瞞自己的身份。」
美共在美國校園中的活動還不止於在課堂上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他們利用大學校園的組織和通訊手段組織支部，秘密發展成員，散發匿名印刷品，詆毀那些和他們政治傾向不合的教師。這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黨活動。
胡克認為美共的這種思想灌輸和組織活動無疑違背了美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根本原則：對知識的客觀介紹和各種思想的自由競爭。大學當局並沒有權利從法律上處理這些美共成員，但他們的行為明顯不符合教師的職業規範。因此，對那些接受黨的指示在教學中灌輸本黨意識形態和路線的教師必須被解職。他們可以利用各自的專長去開辦自己的私人學校或者訓練班，在那裏他們可以公開自己的黨派身份，隨心所欲地宣傳其政治主張。
因此，胡克堅決主張大學校園裏的美共成員公開他們的身份，不然，大學當局有權利進行調查。對於那些利用講台和校園進行政治宣傳的人必須讓他們離職。他在自己1953年出版的《做異端可以，搞陰謀不行》的書中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胡克認為問題並不在於某個意識形態或者信仰，甚至也不是黨員的身份，這些都屬於社會不能干涉的私人自由。問題在於美共把大學變成搞政治活動的場所，把教學變成散佈黨的意識形態並和其它政党進行不正當競爭的機會，這是在利用自由的教育制度去創造毀滅這種自由的條件，這是不能允許的。
「人類自由的掘墓人」——胡克眼中的新左派
60年代下半期，美國和西方的校園和知識分子圈子裏出現了新左派的政治和文化運動，這個運動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武器，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所造成的人的異化，也和反戰以及黑人的民權要求結合在一起。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美國的大學生掀起了造反熱潮，他們衝擊教學，圍攻教授，甚至佔領校園，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一切權威和現存社會的所有方面。在這個聲勢浩大的造反運動和咄咄逼人的學生面前，很多教授不得不隱藏起自己的政治和文化觀點，大學的正常教學秩序無法維持，更嚴重的是美國大學中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傳統面臨着造反學生語言和行為暴力的威脅。
這種局面引起了胡克的憂慮，特別是看到加州伯克利大學的造反學生掀起了一場運動，名為「自由言論」，實際上是只讓學生享有暢所欲言的權利。為了捍衛自由，胡克又一次站了出來，聯絡了一些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理性選擇中心」。當時「言論自由」這個詞在造反學生的濫用下已經淪為言論獨霸的代名詞，因此胡克他們不得不用另外一個詞來捍衛真正的言論自由。
這個組織的宣言就當園的狀況提出了幾個必須堅持的原則：第一，在一個自由的大學中所有問題都必須用探討和爭論來解決，而不能使用威脅和暴力；第二，教什麼和怎麼教是教師的自由，任何剝奪這種自由的企圖，例如打斷教學，故意發出噪音，或者在校園內外騷擾教師，都是對學術自由的侵犯；第三，教師通過自己的代表對大學的重要問題達成共識並參與管理也是不可剝奪的自由。針對當時非理性和大眾暴力泛濫的局面，胡克強調用理性來對抗極端主義，捍衛民主程序。作為對新左派運動的反思，胡克在1971年出版了《捍衛學術自由》一書。
胡克的言行引起了新左派的憤怒。麻省理工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喬姆斯基就是其中的一個。喬姆斯基以反政府和反體制而著名，他曾經說美國已經成了一個法西斯國家，必須來一場「非納粹化」。在他的筆下，胡克對校園秩序和學術自由的維護成了「邪惡而危險」的陰謀，最終將導向對學生的壓迫。
胡克對新左派的態度使他在海外也成了很多極端分子的眼中釘。1971年他訪問澳大利亞，在悉尼大學發表演講。胡克對左派激進學生用各種噪音和怪異行為騷擾演講早就有所準備，然而他卻沒有想到，當他逐一回答那些帶有挑釁性的問題時，大廳後排一個學生忽然站了起來，拔出手槍朝他開了一槍，然後穿過整個大廳跑了出去。子彈沒有擊中胡克。使胡克大為震驚的還不僅僅是這種囂張的暴力行為，而是當時沒有任何人攔截那個開槍後逃跑的學生，悉尼大學當局事後也沒有懲處他。當胡克繼續他的澳大利亞之旅時，他把這件事告訴其它大學中的左派教授，誰知這些教授並不認為這起事件有什麼大不了，真正重要的是——他們告訴胡克——他對待這件事缺乏幽默感。
當時新左派重量級人物馬爾庫塞和胡克是思想界的死對頭，有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出重金想安排一場他們兩個人的辯論，但都被馬爾庫塞拒絕了。1965年，當馬爾庫塞有一次作演講時，胡克在場並向他提出了問題，引起了一場非正式的辯論。馬爾庫塞演講的主題是新左派的老調子：美國工人的中產階級化和新的異化，意思是說美國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的物質生活所收買，接受了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所以不想革命了。
胡克向他提出的問題是他是不是承認美國社會近年來多少有一點進步，特別是在確保黑人選舉權的法案通過後。馬爾庫塞的回答是：黑人的選舉權得到保障絲毫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黑人已經接受了白人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價值觀並按照白人的意向去投票了。胡克於是接着問到：那麼哪一種情況你認為是可取的：是黑人沒有選舉權，還是他們有選舉權，但選錯了對象？馬爾庫塞說：如果他們錯誤地運用了選舉自由，我當然不希望他們有這種自由。
胡克後來不無諷刺地說：這大概就是馬爾庫塞的追隨者中很少有黑人學生的緣故。
對於西方學院中的左派，胡克最尖刻的用詞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英國有個著名的左派經濟史學家E. P.湯普遜，著有《英國工人階級史》一書，是西方校園中史學和經濟史學的重要參考書。湯普遜冷戰時積極參加反戰運動，表面上對美蘇各打五十大板，實際上譴責的是美國和西方世界。他曾經說西方和蘇聯一樣，都把自己國家中的和平人士打為叛徒。對這種毫無根據的說法，胡克質問道，就在湯普遜生活的英國，西方最著名的反戰人士哲學家羅素被英國王室授予最高榮譽勳章，其言論和行動自由不受任何干預，相反在蘇聯，只要是異議分子，即使是著名的氫彈之父薩哈羅夫也被流放出國，更不要說那些名聲稍遜的人士的命運了。
胡克說，要是蘇聯征服西方，湯普遜和那些「人類自由的掘墓人」的知識分子毫無疑問會成為斯大林主義恐怖的第一批犧牲品。他說，即使這種前景沒有變成現實，這也絲毫不能減輕這些知識分子「道義上的不負責任。」
捍衛自由的學術騎士
胡克生於1902年，卒於1989年。他早年追求社會公平和正義，這使他一度被左派意識形態所吸引。但二十世紀各種政治制度的實踐使得他認識到沒有個人自由，任何以追求公平和正義自詡的制度都不可能實現公平和正義。在此意義上個人自由是最基本的也是終極的價值。
他的一生因此是一個學術騎士捍衛個人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一生。
(寫於2002年1月。本文材料主要來源於胡克自傳Out of Step：An Unquiet Life in the20th Centu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