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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雨:清零政策是中共對中國人發起的一場戰爭

—中共堅持清零惡政不動搖的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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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中共病毒疫情持續飆升。圖為吉林民眾做核酸檢測。(視頻截圖)

早在新冠流行之初我就預測過:「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早宣佈抗疫成功的國家,但肯定是世界上最後才會正常化的地方」。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新冠演變到奧米克龍,世界各國逐步走向正常化,宣佈與病毒共存,將其視為流感。雖然各國正常化的步伐和力度不同,英美為首的幾個西方國家走在世界前列,但毫無疑問這已成為一個全球大趨勢。

無論世界主流病毒學界的觀點,還是各國衛生部門的數據,都有紮實的科學與醫學證據支持與病毒共存這一做法,多個國家的公共衛生顧問也對西方過去的措施做出反省,儘管任何西方國家實施過的最嚴厲防疫措施,都遠不如中共極端變態。與病毒共存也是不得不面對的客現實,因為人類不可能消滅病毒,但權力可以通過荒唐的防疫措施摧毀財富,消滅就業,最終帶來健康水平的普遍下滑。

這也說明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縱然會出現認知錯誤和決策失誤,但它仍然具備良好的自我糾正能力;即便有錯誤的決策,但因為權力受到監督制約,也很難造成大規模慘劇。

然而在中國大陸卻是另外一道獨特風景線,中共最早宣佈抗疫取得舉世矚目成就,最早聲稱研發出治療新冠神藥蓮花清瘟,自吹非常有效的國產疫苗在各種變相強制接種措施下已經打到90%,發明了世界上最嚴厲的大數據管控措施(註:健康碼、行程碼),三年過去,防疫措施卻一年比一年荒唐變態,沒有任何正常化的跡象。中共實際上是自己狠狠地抽打自己的臉。

現在中共大搞清零防疫,雖然總把「科學防疫」和「精準防控」掛在嘴上,就跟共產黨當年喜歡吹噓自己的社會試驗指導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一樣,其實既不科學也不精準。利益集團綁架整個體制,個人意志凌架於公眾利益之上,上層高強度施壓,官僚體制層層加碼,純粹變成了一場坑害百姓的政治運動,堪比當年的大躍進、除四害,將來必然裁入史冊。

如果發生慘劇,國務院衛建委以前還偶爾出來說一句「地方執行防疫政策不要層層碼」,現在則裝聾作啞,因為大凡不層層加碼的地方,官員可能連烏紗帽都保不住,其實各級地方政府「寧左勿右」根子就出在中共最高層。

有位網友編寫了非常精彩但很快被屏蔽的段子諷刺現狀:飯店經理召集全體廚師開會,鄭重宣佈:「菜咸了不行,淡了不行,必須要精準調味」。接下來一周,兩位廚師因為菜太淡被開除,另兩位被顧客投訴菜太咸,卻沒事兒。這就是為什麼最近顧客都在罵菜太鹹的原因,這些廚師可精了,都往咸了精準,不往淡了精準。

現在中共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司機,一邊開車一邊納悶:「這世界怎麼了,咋所有人都不正常,都在違反交通規則呢」,自豪感油然而生。防疫政治運動之下,奇談怪論不斷翻新,荒唐景象遍地皆是,人間慘劇層出不窮。

只要發生一二個病例,要麼整個小區要麼整個街區甚至整個城區立馬進入停擺狀態——停工停業停課以及禁止外出,「外星人」部隊大量進駐,沒完沒了一輪又一輪的測核酸,有時候把整個街區的人拉出去集中隔離。如果再多發生幾起病例,整個城市就可能進入封城狀態,這個地方的人一旦外出,到處受到監控和歧視,不僅不能進入任何公共場所,還可能被拉走自費集中隔離。

頭兩年這種反覆折騰還僅限於中小城市,今年已經開始蔓延到上海深圳這些一線都市。很多地方封城封區封樓的時候,政府只通知你不許外出,違者嚴懲不貸,但從不告訴你生活費和生活物資從哪兒來。

中國有句古話叫「苛政猛於虎」,共產黨中國把這句話闡釋得淋漓盡致。中國大陸這三年與其說「鬧疫情」還不如說是「鬧特色防疫」,因中共荒唐粗暴防疫政策間接致死致殘人數比新冠死亡只多不少,但具體情況只能等待未來中國變成正常國家後才能得以揭示和研究。

搞笑的是,中共勒令社會停擺,學校不能上課,電影院、健身館、餐廳和理髮店不能營業,理由是為了防止聚集性傳染,但人山人海擠在一起數小時等候測核酸,卻又不在乎聚集傳染了;一個地區發生一例,把幾千上萬人堵在操場、商場或辦公樓,也不再擔心聚集性傳染。實際上人很多人就是聚集檢測核酸時感染了新冠。

特色防疫導致的各種荒唐可笑故事,給民眾帶來的苦痛多不勝數。近期比較著名的就有西安孕婦因為封城導致醫院拒絕接診胎死腹中;吉林四歲女童患有急性喉炎,因為沒有核酸報告遭到推諉,最終無法正常就醫入院而死亡;山東淄博一老人患晚期癌症病危,但小區被封禁,家屬叫來救護車卻被小區工作人員阻攔,冷漠地向家屬索要「待死證明」才能放行。

遭遇防疫封控,腎衰竭病人無法做腎透析,癌症病人不能化療,需要手術救治的病人因醫院封控而被耽擱,急診病人因無核酸報告進不了醫院,這類人間慘劇已經成為一種新常態。只有事情鬧大才會多少引起一點輿論關注,無數的所謂「非正能量消息」在中共嚴密的信息管控體系下,一冒頭就被刪帖封號,從網絡上消聲匿跡。只有讚揚黨的防疫偉大,高唱紅歌,空喊加油的帖子,才可以傳播,連上網叫苦或求助,都屬於被維穩對象。

所以現在中共大陸的情況是,最大的政治任務就是動態清零,炫耀新冠「防疫制度優勢」,你可以死於任何原因,但就是不能死於新冠。只要能完成清零政治任務,可以不惜任何代價,不擇手段,肆無忌憚侵犯人權。

中共各級政府發明了很多奇怪詞彙,比如令人費解的「時空伴隨」;老早吹噓出去的「抗疫世界第一」怕被世界嘲笑,現在不叫封城,叫「全域靜態管理」,具體措施不叫「禁足」「停工」「停業」,叫「人員靜止」「原地靜止」「崗位靜止」。

各級政府與五毛群體發明了各種毫無人性的防疫口號,比如:「留在當地過個年,不給家人添麻煩」「帶病回鄉不孝兒郎,傳染爹娘喪盡天良」「湖北回來的都是定時炸彈」「建設國家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快」「返鄉人員不隔離,親人不死扒層皮」「疫情一天不解除,全民寧願守孤獨」「不帶口罩就出門,這個雜種不是人」「今年上門,明年上墳」「一人出門,全村咔嚓」「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還在電視上說:「控制住靈魂對自由的渴望,出門前先向自己提出三個靈魂拷問」,在網上被傳為笑談。

各地防疫人員給雞鴨鵝豬牛馬測核酸,給植物測核酸,給冷凍食品測核酸,給郵件寄核酸,已經荒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外星人」背着噴霧器朝着每個人身上消毒,有網友打趣說:「上一次見到這種場景還是奧斯維辛吧」。政府把業主拉出去隔離,防疫人員衝進家裏把對方的貓狗殺死,稱為「無害化處理」。很多地方封鎖住宅樓時,用鐵鏈鎖死樓道大門、用木板釘死住戶家門,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火災,或者有人需要急救,只有死路一條。開車外出旅行的路上,你所在的地方只要發生病人例,你很可能就被前封后堵困在路上,無人管你是死是活。

過去兩年,人們的出行,通勤,親友團聚,商業活動都出現了空前巨大的障礙,比當年打路條開介紹信才能外出還要困難。現在很多網友開玩笑說,不要說出差,就是上個班都得帶好行李鋪蓋,洗漱用品,說不定在什麼地方你就被封鎖隔離了。

北京通州區以東有一座河北小鎮叫「燕郊」,因為房價便宜,生活成本低,距離北京市中心40公里,幾十萬上班族在那裏買房或租房安家。每到上下班時間,燕郊與北京的道路上就經常堵得水泄不通,擁堵的原因主要不是因為車多路窄,而是早在七八年前,為了保障「領導安全感」,北京四面八方設置了很多檢查站挨個檢查進京車輛和人員的身份證。在自己國家首都設置大量檢查站查通勤民眾身份證的做法,世界上可能僅此一家。以前大家就嘲笑燕郊人進京比巴勒斯坦人進以色列打工還要困難。

自從鬧特色防疫以後,從燕郊進北京就更加困難了。去年開始,在燕郊居住的人去北京上班,每天需要攜帶五證一碼:身份證、疫苗三針證明、居住證明、工作證明、48小時核酸證明,外加健康碼。最近因多地奧米克龍爆發,燕郊已經封城。

3月18日有網友上傳了一組令人震撼的照片,幾百個居住在燕郊的人滯留北京想要回家,其中有不少人帶着孩子,冒着大雪在通州白廟檢查站等候檢查,要求出示48小時核酸報告,得到居委會批准後才能放行;由於北京和燕郊之間的交通已經中斷,這些人即便獲准通行,也得扶老攜幼冒着風雪步行八九公里回家。這個帖子既未抱怨,也未批評,只是描述了一個事實,博主隨後就接到警察電話勒令他刪帖,博主拒絕後網信辦直接勒令平台刪除。

如果要細數清零荒唐故事,可以說罄竹難書。我們需要深入探討的是,為何中共能堅定不移執行這種禍國殃民的清零政策,不僅洋洋自得還日益變本加厲。我們從「權力結構」、「政策成本」、「財經結構」和「組織行為學」角度來分別闡釋也許能讓人深刻理解。

威權體制還需要考慮一下民意,與民眾之間還有討好和贖買的關係,極權體制則完全沒有這個顧慮。共產黨國家都屬於極權體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權力最不受節制的一種政治系統,共產黨掌控着社會一切資源,組織滲透到所有領域,美其名曰叫「黨領導一切」;它將民眾的所有政治和自由權利剝奪殆盡,而且投入巨大資源建立起一套控制人身,操控信息,監視異己的維穩系統;它的權力完全自上而下產生,可以完完全全,徹徹底底做到無視民意,漠視民生。

共產黨極權體制在高層權力圈子,有時是「集體領導」,即寡頭制,如江胡時代;有時是「個人獨裁」,比如毛澤東時代。無論是哪種情況,寡頭們達成一致還是獨裁核心鐵心要做某事,只能一條道走到黑,沒有任何剎車裝置,除非闖下滔天大禍,才能勉強收手。共產黨極權體下的寡頭制相比獨裁制而言,因為高最層的權力略為分散,不能一人說了算,老百姓的日子相對要好過一些;處於個人獨裁狀態下,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和顏面至高無上,老百姓的生計與死活一文不值。

現在的狀態,就是個人想要證明「親自布署有方」,體現「制度優越勝」,展示「個人領導有力」,保證連任萬無一失,只能一條道走到黑。

全世界多國數據已經顯示,中共自己生產的科興、國藥疫苗對新冠根本沒有防護力,中共自己的特色防疫也證明了它對自己疫苗完全沒有信心,接種率到90%的城市發現幾個病例如臨大敵,說封就封。世界正常國家哪怕打最好的疫苗,都會定期公佈不良反應或死亡比率,唯獨中共的無用疫苗,逼迫國人打了快三十億劑,效用嘛,只要腦子正常的人都能通過直覺判斷,但奇特的是看不到不良反應和死亡的定期數據。實際上政府勒令疫苗注射機構,不得公佈相關信息,甚至可能連統計調查都不允許。在網上只要有人聲稱家人的不良反應或死亡可能跟注射國產疫苗有關的,立即就會遭到網軍圍攻和宣傳部門封殺。

很多人納悶,既然自己的疫苗無效,為什麼死活不引進世界公認有效的疫苗,比如復必泰呢。難道這種特色防疫付出的慘重代價比進口疫苗還貴嗎?打了有效疫苗不就能儘早恢復正常化,避免巨大經濟損失嗎?其實這是正常人思維,剛才說了,在中共組織行為學那裏,最高領導的意志和顏面,黨和政府的利益才是至高無上的。若他們認為洋人的疫苗不安全,打洋人疫苗也體現不出「制度優勢」和「個人領導有力」,寧願付出巨大代價,也堅決不允許引進。

可能上了年紀的人還記得當年的大饑荒和唐山大地震,其實很多歐美國家都表示願意提供救援,連蘇聯也表示可以減免債務,但毛澤東認為這樣做「沒骨氣」,有損制度優勢和領袖魅力,給予嚴辭拒絕。反正代價不由毛和黨來承受,都可以轉嫁給老百姓,現在俗稱為韭菜

中共執行特色防疫的成本其實要遠遠低於正常國家,但是要記住,中國社會付出的高昂防疫成本肯定位居世界第一。中共的成本低和中國社會的成本高,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為高昂的防疫成本和製造的痛苦幾乎都能轉嫁給民眾。

回顧這三年來各個國家的防疫,除了像朝鮮那種徹底閉關鎖國的極端案例,只要是個正常國家,都在疫情期間對老百姓有普惠性的生活補貼,食物發放,免水電費,緩還貸款,緩交房租,甚至對於滯留的外國人也給予救助。中共動輒把一個城市封鎖幾個月,可以做到一分錢不給老百姓,逼迫你買高價菜,然後你還要高唱紅歌讚頌黨,這是正常國家不可比擬的「制度優勢」。

但是中國老百姓經得起這種折騰嗎?我們不妨來了解一些收入方面的事實。

我們知道,中共通過統計方式做手腳,數據造假,控制信息,長期自吹自擺用以證明自己的「優越性」。去年初不怕世界笑話,自行宣佈消滅了貧困人口,成功完成小康社會建設。可別忘了,李克強自己公開說過,有六億人口的收入每月也就一千元。重大數據和敏感數據的造假尤為嚴重,但有時候通過其它非敏感的不同類別數據對比,經常能發現其中的貓膩。通過這種對比方式發現,中國大陸有八億勞動人口,其實能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標準的人口只有六千萬。

在一線城市遠郊,租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隨便也要四到六千不等。就算對那些月入5000以上的少數群體來說,中國大陸大中城市的教育成本,住房成本,醫療成本,生活成本也極其高昂的,何況這十年物價年年暴漲。那麼絕大多數中低收入群體在特色防疫下,日子會苦成什麼樣子可想而知。

新冠疫情前各種苛政打擊下,民營經濟就已經非常蕭條。中共害怕人們了解真相,掀起打擊「唱衰中國經濟虛假消息」的運動,把一切反映經濟真實情況的信息指斥為謠言後刪帖封號。兩年多動態清零折騰下,鐵拳捶打民營企業仍然從未停手,已經造成災難性後果。大多數商業活動陷入停頓,民營經濟哀鴻遍野,失業和破產逐年上升。

只要去接觸一下中國大陸民營企業家,私下無不叫苦連天,普遍已經對這個國家前景感到絕望。就連那些以前日子過得特別滋潤的大互聯網公司,也在專政鐵拳和特色防疫夾擊下日益收縮投資,擴大裁員範圍,就不用說中小企業和個體戶有多悲慘。

中國有數億家庭就靠每月打工或做點小生意掙幾千元餬口,特色防疫動輒封鎖城市、城區,小區,讓所有行業停擺,斷掉大家的生計還不發放補貼和物資,該交的費用一樣不給予免除或暫緩,物價節節攀升的情況下,這些家庭該如何度日?

3月18日,深圳一名男子因被封村失去經濟來源,站在街道上痛苦地對漠然的「外星人」嚎叫:「我要生活我要養家餬口啊,難道我今天就要死了嗎?」另一個男子對着「外星人」大喊:「已經封了16天了,我問你,房租,伙食費誰替他出啊?投訴過幾十次,誰解決過?」「外星人」們最多偶爾說上一句:「有話好好說,不要激動。」

中共官媒以及體制內官僚、專家談起動態清零必要性時,除了沒有科學證據之外頭頭是道,甚至高淡闊論「為了人民群眾的幸福與安全」「體現人道主義關懷」,就是不談那麼多中低收入階層斷掉收入後如何生活。

人們大量失業和破產,面臨生計困難,還能幸福與安全嗎?特色防疫的次生傷害導致的病痛和死亡比奧米克龍嚴重千百倍,又如何幸福與安全?所以有個網友說得好:「專家建議我非必要不要出行,政府讓我崗位靜止,社區讓我原地靜止,正能量網友叫我『加油』,就是沒人說錢從哪裏來。」

近期接觸過很多醫生朋友,他們告訴我,這兩年以來大醫院裏面的精神科看病人數逐年暴增,所以各地不斷傳出被封閉的人群行為失常或自殺的消息。我認為這是合情合理的現象,即便是正常人面臨長期幽閉以及生活壓力都可能抑鬱,而中國原本就有上億的抑鬱症患者,現狀只會加重病情。

那麼我們從中共官媒上能看出經濟蕭條,民營企業慘狀和民生艱難嗎?既不能又能。一方面中共宣傳部門封殺一切反映經濟真實情況的消息;一方面官員們經常藉助媒體大談特談經濟形勢「總體向好」,而且「越來越好」,還要「為人類指明方向」;但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不斷要求各級政府做好過「緊日子」和「苦日子」的準備。如果經濟總體向好,還需要過什麼緊日子和苦日子呢?我們從這三年官方經過「優化」後公佈的人口出生數字與結婚人數,都可以看到了斷崖式下滑,這是社會面臨嚴重危機的徵兆。

南亞、東南亞、中南美洲由於前年受疫情影響,很多本來已經轉移出去的訂單又回流中國,這導致中共在去年上半年出口數字一度比較靚麗,似乎增強了他的「制度自信」。隨着其它國家逐步正常化,國內民營企業生存空間日益逼窄,特色防疫繼續不動搖地一刀切執行,這種強勁的出口狀況不會持續太久,而且還會導致外來投資萎縮,內部資本尋找機會逃跑。

經濟如此蕭條,內政外交屢屢受挫,為什麼中共卻又能堅持禍國殃民的清零政策決不動搖?

道理很簡單,正如前面所說,中共實行這種政策,對它自身來說成本很低,而且在相當長時期反應不到財政上來。正常國家如果碰到大面積的破產和失業,經濟與財政均會遭受重創,一方面政府稅收會減少,另一方面社會救濟開支會增加,所以正常國家無法實行如此變態的政策。

這幾年民營企業日子慘澹,老百姓生活苦痛,但中共的財政收入反而逆勢增長。中共財政部最新公佈的2022年1月和2月財政收入數據顯示,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0.5%,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11.3;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10.1%,非稅收入增長13.7%。

中共財政收入年年逆勢增長,這是否與經濟蕭條的現狀相悖呢?其實不相悖,這就是掠奪性和壓迫性「制度優勢」造成的「世界奇蹟」。中共的稅收增長,是通過近年不斷強化稅收監控體系,加大對企業和個人的稅費追繳力度來實現的,並非經濟發展的結果。用通俗的話說,中共的財政收入增長,是靠加大盤剝與搜刮力度獲得。

中國大陸的稅費負擔本來就是世界最重,如果都按中共的規定去繳納,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得破產,大企業也沒多少利潤。但過去因為規定寬泛,地方自主權較大,技術手段落後,中共對企業和個人的監控力不從心,所以大家可以通過「合理避稅」來增加一點利潤與收入。

以前企業發放給員工的補貼、獎金和福利,可以不用繳稅,現在中共要求必須合併計稅。以前企業採取靈活的社保繳納方式,可繳可不繳的就不繳了,能少繳就少繳,也省下一大筆費用;中共近年對社保異常重視,並非中共關心民生,而是社保相當於變相的財政收入而不用馬上兌付,所以中共不斷提高社保金額,加大對企業社保的征繳和追繳,用以彌補社保虧空。

很多地方政府以前為了招商引資,發展產業,給予企業和個人稅收優惠,現在中共不斷把權力往上集中,地方已民經沒有多少自主權,只能翻臉不認賬,向企業和個人追討稅款,這些舉措已經迫使大量的企業破產,店鋪關門。

中國人創造的財富,原本絕大部分都被中共拿走,現在社會所得份額比以前更小了,自然民不聊生,但中共收入卻上去了,中共財富的增長建立在強化對民間財富的掠奪基礎之上。

有人會納悶,越來越多失業和破產,就真的不會影響中共稅收嗎?失業和破產對西方國家政府稅收影響的確明顯,因為它們中央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消費稅等稅種。但對中共來說,失業與破產相當長時期對其財政影響並不大,這個問題之於中共最多是一種基於維穩的考量。中國大陸絕大多數就業人口,以及失業人口中的絕大多數假如就業,其收入也達不到繳納個稅的標準。民間消費長期增長乏力,水平低下,跟其它正常國家差距非常大,就是因為掠奪性體制導致個人收入增長遠不及財政收入增長,但消費長期不振也未影響中共財政收入年年增長。

其它正常國家沒有哪個政府像中共這樣全面控制着從土地、礦產到山川河澤等所有自然資源,這些資源中共都可以任意支配和變賣;沒有哪個政府像它一樣建立起世界最龐大的黨有企業體系,掌控着全部銀行,可以隨意支配國民儲蓄。理論上中國企業和民眾的財富都是黨的,只要它想要,隨時可以沒收充公。

特色防疫讓中國社會付出的代價有多高昂?官方不會統計和報告,也不准學者去研究,我們無從知道全面數據。除了斷絕生計無法承擔房租和生活開支的龐大人群損失之外,我們可以從深圳的案例管窺一斑。深圳2020年的GDP是2.77萬億,平均每天75億,停擺一周的代價500多億,折騰一番總共查出600多個病例,其中無症狀21%,輕症72%,普通型7%,重症和死亡為0,差不多每揪出一個奧米克龍感染者的成本在一個億左右。

那些支持中共特色防疫的人常掛在嘴上的話是:「我們就算付出經濟代價,但這體現出黨和政府對生命的關愛」。可笑的是,即便按照官方粗糙且有水分的數字,中國大陸一年有8萬人死於流感,12萬人死於自殺(註:2019年),300萬人死於癌症,另有6萬多人死於交通事故,那這些就不是生命嗎?如果讓社會全面停擺,勒令所有人待在家裏,禁止交通工具,這些起死亡數字都會大幅度下降。

曾有朋友問我:「難道最高掌權者就不知道一點真相嗎?」從組織行為學上說,中共近十年不斷向上收權,向個人集中權力,陸續發起整肅運動打擊黨內外異己,壓制不同意見,大搞個人崇拜,結果就是「意見」消失,幹部都變成「Yesman」。掌握最高權力者能聽到的能看到的,都是他喜歡聽到的和喜歡看到的,慢慢的他自己也就生活在了信息繭房之中。

近幾年接觸很多黨內幹部,私底下交心時其實都情緒低落,哀聲嘆氣,牢騷滿腹,聲稱現在自己採取的就是一種「躺平態度」,上面不發話自己就不做事,上面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上面想聽什麼就說什麼,上面想見到什麼樣的報告就寫什麼報告。總之一句話,只要讓上面高興就行了。

特殊的政治、經濟和財政結構,使得中共在執行極端變態政策時,不用太在意財政成本以及對財政的衝擊問題,更不用考慮科學依據和專業意見,只需要考慮掌權者在意什麼就可以。掌權者在意的事兒,一個都不能「死」,反之,死多少都不是問題。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中文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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