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堆的貨櫃車,滯留在蘇台高速上。
上周末,我帶團隊在長三角考察,恰好碰上了常州和蘇州的散發疫情。
蘇州和無錫,關閉了一半以上的交通要道。剩餘開放的高速口,也設置了疫情檢查點,暫時僅允許「行程碼上只有蘇州」的車輛下高速。
成堆的貨櫃車,滯留在蘇台高速上。
擁堵的車流,綿延不到邊。
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的生活,已經被該死的疫情覆蓋了整整兩年。
那一刻,濃重鬱結憋在心底,壓得我喘不過來氣。
是時候該說點什麼,卻又不知該從何說起。
大疫第三年,眾生皆苦。
1
3月的一天,我看到一個朋友圈。
趙德寶,還是把車賣了。
趙德寶是河南人,50多歲,鬍子拉碴,爽朗健談。
2018年,我因為一篇稿子想找個貨車司機,聊點素材。經朋友介紹,就認識了趙德寶。
一來二去,我和老趙成為了朋友。
我們偶爾會約在鄭州前進路上的胖娃川菜館裏,我聽他講跑長途的各種見聞,也聽他抱怨路政、運費、罰款和偷油。
酒過三巡,一起罵「貨拉拉」這個狗娘養的。
自2015年以來,無數資本湧入貨運行業,試圖培養出一個「貨車版滴滴」。到了2017年底,兩家最大的貨運平台合併,重複滴滴合併快的形成壟斷的故事。
大貨司機們面對資本和互聯網的入侵,毫無抵抗能力,眼睜睜地看着運價被一殺再殺。
老趙的大運重卡是貸款買來的,每月要還5000多。疫情之前,扣去貸款油費輪胎和修車,一年能進賬10多萬。
像這樣的貨運司機,中國有1700多萬名。他們和趙德寶一樣,沒日沒夜的穿梭在中國的高速、國道和省道上,維持着這個龐大國家的經濟系統運轉。
疫情之後,這個龐大經濟系統的陰晴起伏,也投射在老趙的朋友圈裏。
去年1月8日早晨6點半,趙德寶在朋友圈發了段小視頻。
——背景是勁爆的音樂,前方三條車道上塞滿了車,漆黑中閃爍着一片片鬼魅的紅色尾燈。
老趙說,完蛋了,堵車了。
這趟活兒,是從河北香河拉家具,送往河北滄州。兩地均屬於河北省,但之間卻隔着一個天津市。
——行程距離大約234公里,不堵車的話只需要3個小時。
老趙送完貨的返程當天,河北新冠疫情集中爆發。
——河北境內多條公路封路,多地對河北牌照車輛和途經河北車輛進行勸返。
這一天開始,諸多貨車司機就與老趙一樣,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不到3個小時的返程路,老趙開車整整走了5天6夜。1月6號下午返程,1月11日凌晨2兩點抵達。
這趟到滄州的運費是1200元,正常情況下,空車返回只能賺到450元。
這次老趙空車而歸,堵了5天6夜。路上已經一省再省,除非不得已,基本不住旅館。但最終的住宿、吃飯和油費,老趙依然花了1100多。
折騰五六天,賺了100塊。
老趙說,還是虧了,服務區的飯太貴。
趙德寶的兒子,之前一直在新鄉老家種藥材。去年河南發大水,家裏的水沒到腰部,地里的藥材被淹的絕了種,倉庫里的藥材飄在水面上。
老趙兒子坐在臨時安置的塑料棚里,給老趙發了個微信:爹,我真的不想活了。
老趙怕兒子想不開,拉着兒子出來跑車。
下半年,老趙又貸款給兒子買了輛冷藏貨櫃車,想專門跑「綠通」。
結果,又被鄭州樂鴻物流公司給騙了。
買車前說的好好的,只要在他們那高價買車,就能進入他們公司。
公司負責貨源,保證每月純收入1.5萬。
車買了沒半年,鄭州又連續遭遇兩輪疫情。物流公司跑路了,高價買的冷藏貨櫃車,一下子又沒了貨源。
老趙的兒子說,河南的規定太不合理。
——4.2米的冷藏車,國家沒有明文規定必須要資格證和營運證。但開上路只要被路政發現,就要罰款。
——更可氣的是,這麼大的車只能拉貨半噸,否則就按超噸處理,被逮到還是罰款。
去年過年,老趙爺倆都沒回家。
老趙,在四川湖南和湖北跑車。
小趙在上海跑車,遇上了疫情,被作為重點人群隔離在蘇州。
老趙最近一次發朋友圈,還是在罵貨拉拉。
——再這樣壓價,是要把我逼死。
小趙最近一次發朋友圈,是在借錢。馬上要還車貸,貨款還沒結,誰能借我2000塊。配了一張圖,圖上有四個字
——我太累了。
作為一名投資者,我經常告誡自己要客觀。
但目睹老趙和小趙的苦不堪言,讓我的情緒不由自主的站在他們這邊。
在中國——
龐大的人口基**數導致任何一個防疫政策波動和細分行業變動,都會牽扯到數千萬的家庭。**
變幻無常的政策和試圖顛覆的資本,或許僅是為了更宏大的敘事目標,或許是真的能提升運轉效率,但被犧牲掉的一定是底層的司機們。
大疫第三年,貨車司機過的很苦。
2
北京懷柔燕山腳下的渤海鎮,有一家福建茶館。
老闆叫林永如,50多歲,泡得一手好功夫茶。
五年前,我在懷柔出差了兩個月,酒店就在老林的茶館旁。偶爾去喝喝茶,與他還算相熟。
近兩年,老林時常感嘆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自己萬一活到90歲,該怎麼辦。
第二件事是,生意難做。
老林有一對兒女,身體不好的女兒,留在福建。兒子畢業後在北京打拼,有個剛上小學的孫子,日子過得緊緊巴巴。
七八年前,老林從福建來到燕山腳下,經營一家茶館。一方面,做做遊客生意,貼補兒子。另一方面,離得近點,能看看孫子。
福建人信風水,老林常說自家祖墳風水絕佳。
——老爹活了九十一,老娘活了九十二,爺爺活了九十三。
說完這句話,老林的眼神隨即黯淡下來:
現在都快成累贅了,要是也活到90多,該怎麼辦?
老林經營茶館七八年,也不是沒攢下養老錢,只是為了兒子成家,贊助了自己大半輩子的棺材本,還借了幾十萬,幫兒子湊了首付買了房。
現如今兒子兩口,一個月三萬多的收入,扣除房貸教育和日常消費,基本所剩無幾。
老林半生積蓄全空,一把年紀還要幫着還債。
渤海鎮是個度假區,老林的茶館主要做遊客生意。
兩年疫情,大家都懂。
尤其是去年,北京為了冬奧,嚴防死守。每來一次疫情,茶館就要關門。去年一年365天,開門營業不到150天。剩下的時間,哪怕開門,也看不到人。
老林說,前兩年囤的老茶餅都快發霉了。
老林租了台滴滴,跑起了網約車
——茶館還開着只是撐撐場面,維持生活只能靠滴滴。
疫情之前,全北京約有14萬量滴滴。截止2021年底,滴滴司機註冊量增長到37萬量。
新增的20萬名滴滴司機中,有多少人和林永如一樣——
被疫情和現實打敗,沒日沒夜的穿梭在北京的夜幕中。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靈活用工人員」。
自打來到北京,老林的生命中就多了一道紅線:每月淨收入1萬。
他給我算過一筆賬,幫兒子還債、給女兒治病、給自己交上保險,給老家人情往來……每月至少一萬,才能填上窟窿。
茶館有生意,就坐着掙到紅線。茶館沒生意,就得開着滴滴掙到紅線。
老林說,現在想掙到紅線,越來越難。
以前可能每天跑12個小時,一個月就能賺到1萬,現在得跑16個小時。
跑滴滴的人越來越多,單越來越少。
滴滴有個規定,駕駛員的年齡不能超過55歲,老林只能再開不到2年。兩年之後,老林就變成了自己口中的「累贅」。
真恨不得把自己鎖在駕駛座上,老林說。
去年過年,他沒有休息。年三十,我看到他在朋友圈發了張照片。照片是開着車拍的,車窗外是央視的大褲衩,燈火輝煌。
穿過燈火輝煌的大樓,似乎能看到春晚舞台上的笑魘如花。
照片上面,老林敲着一行字——
世界上什麼人最傻,做父母的最傻,我就是那個最傻的人。
最近一次看到老林的消息,是他前兩天發了個朋友圈。
——北京正飄着雪,地上已經積了薄薄的一層。
我跟老林說,下雪路滑,下台階要注意安全。
老林說,沒事,社區雇了鄰居的老太太掃雪。
鄰居老太太跟老林一樣,也是外地過來幫忙照顧子女。家裏條件不寬裕,碰上了疫情,子女收入有點拮据。為了幫兒女減少負擔,她承擔了附近的保潔工作。
最近北京的疫情有點嚴重,老太太卻擴大了工作範圍,承擔了更多保潔工作。
老林問過老太太,不怕被感染麼?
老太太說的一句話,真的有點讓我繃不住了。
——為了賺更多錢,今年還能多存點。
——要是被感染了,也好,不用再攢養老金了。
在那一刻,我感到一陣恍惚:
一個農村的底層家庭,辛勤勞動走出貧困,培養出一個大學生,這是中國波瀾壯闊的城鎮化進程中的無數個故事之一。
現如今,他們年輕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擔着壓力。
而老去的一代,也被捆綁在戰車上,碾着血與肉,轟隆前進。
大疫第三年,為人父母過的很苦。
3
2020年6月12日。
99%的人已經記不起這一天發生了什麼,而張志勇卻永遠記得。
我家樓下有家開了五六年的日料店,老闆張志勇早年間在日本打工。用他的話講,拼不動了,伺候不動小鬼子了,回國開了這家店。
做內容的,時常加班。回家時偶爾看到亮着燈的店,我就會進去喝一杯。
6月12日的深夜,阿勇發了一個朋友圈:事情不妙,明天閉店。
當天,北京新發地爆發疫情中傳出「三文魚切割案板,檢出新冠病毒」的消息。
即便後期有多位專家表示
——沒有任何科學證據證明三文魚本身可以感染並傳播新冠病毒。
儘管後期海關監測數據表明
——對來自高風險國家或地區的15,638個生鮮冷鏈樣品進行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但是,但是,但是!
涉及三文魚,連同進口生鮮和日料的多米諾骨牌,還是被推到了。
第一個下架三文魚的,是永輝超市。
緊接着,北京多家超市和日料店,紛紛緊急下架。
再然後,數家媒體報道「三文魚可能是新冠新宿主」,餐飲協會倡導大眾「不要吃生食」。
到最後,三文魚,甚至日料店,都被直接打上「傳播新冠」的標籤。
自此之後,阿勇的日料店營業額跌到了平日的一成。
——一天能賣七八十,客人打包一碗麵或一份壽司就走了,連店都不進。
有天下班回家,我看到張志勇把自己的核酸報告做成了易拉寶,放在門口。
阿勇說,我還想把店裏的三文魚拿去送檢,但是被拒絕了。
——連人都測不過來,還測魚?
我對張勇說,就算成功自證清白也是徒勞。
我是做內容傳播的,深知自從那條「未經核實且充滿誘導性的報道」發出來,就足以引發公眾對「三文魚和日料」的恐慌。
當天晚上,我看到阿勇發了條朋友圈:人心中的成見,是一座大山。
阿勇說,他這家小店最多也就每天賠個一千多。
更慘的是他的供貨商「老董」,每天賠10萬。
短短十天,老董已經賠了100多萬。
6月13日,老董看到了有關三文魚的消息。看到消息時,新進的1000多件三文魚,已經正在運送途中。
冰鮮三文魚的保質期,只有15天。從原產地運到批發市場的店裏,需要4-5天。
賣不出去,就會臭到店裏。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冰鮮三文魚送到加工廠,變成冷凍三文魚,保質期能長達2年。
為了不讓損失擴大——
老董把進價90元/斤的冰鮮三文魚,變成了30元/斤的冷凍三文魚。
200萬的三文魚進去,60萬的三文魚出來。
一進一出,10天,140萬。
三個月後,阿勇的日料店關門了,老董也發誓「疫情不走,不碰三文魚」。
阿勇說,原本還能再挺一陣子,但是沒意義了。
剛熬過二三四月份的疫情寒冬,感受到疫後的回暖。為了迎接新局面,還專門重新修繕了店面,更新了菜單,就遭遇了一幫傻逼媒體的「誘導宣傳」。
全中國一共有30家的三文魚一級批發商,1000多家的中大經銷商,7萬多家品牌日料店,上百萬生鮮進口和日料從業者……
6月12日的這天,是他們的生死線。
那篇「毫無依據卻充滿誘導的文章」,是斬向他們的刀。
最終的最終——
我不知道有多少批發商、日料店和從業者,如阿勇一樣,倒在了那天,倒在了那篇文章下。
阿勇關店的那天深夜,在朋友圈寫了一段長長的文字:
理性的報道再多,也會淹沒在『日料傳播新冠』的有罪推定中……大眾輿論已經陷入了「日料是元兇」的狂歡中。
今年,阿勇又開了家中餐館,主打小龍蝦。
牆上掛着花枝招展的招牌,上面了一句話:我愛你不後悔,也尊重故事的結尾。
這句話,是於文文在《體面》裏的一句歌詞。與此同時,它也是青年創業者茅侃侃選擇赴死時,給這個世界留下的告別詞。
今天,它在阿勇的中餐館,我想可能是——
一個餐飲中年面對他已經無法預測的後疫情時代,給出的一個最苦澀的告白。
大疫第三年,阿勇創業的第五年,餐飲人過的很苦,中小個體戶過的很苦。
4
過去不做企業,對諸多事情,無法感同身受。
只知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按月領錢,不發就跳槽。
自從前年開始創業,我才知道「創業之艱難,賺錢之不易」。
自打創業後,我們經歷了無數次見不到落日的加班,無數次吵得面紅耳赤的頭腦風暴,無數次沒有尊嚴的市場拓展,無數次披星戴月的考察調研,無數次奔襲在外與疫情擦肩而過,扣扣搜搜節約所有能節約的成本……一年辛辛苦苦,才堪堪勉強有那麼一點利潤。
——這還得是你運氣足夠好,不犯方向性錯誤,不死掉,不被商業以外的麻煩盯上,順利躲過疫情衝擊。
外人看到的大碗,光鮮亮麗。
於我們自身而言,或許千瘡百孔,滿身疲憊。
往日裏,我往往會在一篇文章的收尾,告訴你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案。
遺憾的是,今天在這種「疫情頻發」和「泥沙俱下」相互迭加的大環境系統風險面前,我無法告訴你解決方案。
個人再多的折騰,遭遇大時代的不幸,可能也是螳臂當車。
你越努力、越勤勉,死的可能越快。
甚至臨死那天都不知道——
誰是哪個引致慘禍的執刀手?有沒有辦法讓它停下來?
就好像,我無法預測疫情到底何時結束,你的小店到底何時開門。
我能做的只有「祈禱它早點結束」,祈禱在遙遠的未來——
我們可以不再經歷如此多的殫精竭慮,如此多的惶恐無奈,如此多的波折磨難。我們可以簡單地思考,簡單地賺錢,簡單地去愛,簡單地去生活。
40多年前,北島在《今天》雜誌的創刊詞中寫到:過去的已經過去,未來尚且遙遠,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今天,只有今天!
40多年後,「今天」對與我們來說,像貼面刀鋒一樣冰冷而真實。大貨司機、底層父母、個體商販……我們都被疫情裹挾進這個焦灼的時代,無人獨善其身。
大疫第三年,眾生皆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