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農民開始到大城市裏打工,以期擺脫貧困。圖為1997年9月24日幾個剛到北京的農民工走在天安門附近。
中共欲通過擴大國內消費扭轉經濟下行,並把重點放在農民身上。在3月中共人大會議《2022年政府報告》中,中共提出要加強縣城商業體系,發展農村電商和快遞物流配送。專業人士認為,想通過刺激整體生活水平最低的農民的消費水平,可行性不大。
中國城鄉生活差別很大,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約為城鎮居民的40%。2021年,中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5倍,遠高出一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1.5倍,並且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仍在逐年擴大。在過去21年裏(2000-2021),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已從4千元(約合640美元)擴至約2.85萬元(約合4,560美元),增長了7.1倍。
在消費支出上,中國農村居民只是城鎮居民的一半。2021年,中國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為15,916元(約合2,647美元),城鎮居民為30,307元(約合4,849美元),比例為52.5%。2020年,中國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的家用汽車、空調和計算機的數量分別只有城鎮居民的58.8%、49.3%和38.8%。
香港金融分析師蔣天明(Katherine Jiang)對大紀元表示「中共遇到困境時總是希望靠農民來解困,之前鼓勵農民買房,現又希望農民增加消費,而處在中國底層的大部分農民,既收入低得可憐,又缺乏基本權益的保障,能指望他們增加多大的消費能力?」
以中國最富有浙江省為例。2021年,浙江省農村居民收入連續37年位居各省區第一。浙江省統計局在2018年曾做過浙江農村居民消費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從消費的數量、結構還是質量上看,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比城鎮居民落後10年左右。
此外,農民的收入具有非自主性。留在農村種地的或養殖的,其收入直接受到收購價格的影響。對於進城務工的農民,也面臨着包工頭拖欠工資風險。特別是這兩年疫情影響,許多農民工更苦不堪言。
目前,中國有近2.93億農民工,50歲以上的佔比是26.4%,比2016年的19.1%高出了7.3%;21至30歲年齡段的佔比已從2016年的29%降至21%——顯示農民工群體的老年化已是趨勢。
2021年11月,中共國家發展改革委(發改委)經濟所的姜雪在發改委期刊《中國經貿導刊》上發文,坦承農民工面臨的「三難」困境。所謂「三難」即生存難、就業難和權益保證難。文中舉例蘇北某農村,長期在村中的60歲以上人口的佔比超過40%,王大爺是其中之一。王大爺說,年輕時一直在外打工,長年累月搬磚導致身體不好,只能回家養老,每月養老金僅190元(約合30.4美元),壓力很大。
中國農民生活困境典型例子
近兩年,有二位農民受到網民的極大關注。他們是2022年1月的「流調中最辛苦的人」岳某某和2020年1月去世的女大學生吳花燕。這二人除都出身並成長在農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貧困。
「流調中最辛苦的人」是位在北京邊打工、邊找尋失蹤兒子的父親,18天內輾轉了各區打零工31次,扛一袋水泥一塊錢(約合0.16美元),多爬一層樓梯多加一塊錢。
吳花燕出生於貧困的貴州農村,為了幫助照顧弟弟,生活費僅夠每天能吃兩塊錢(約合0.32美元)的米飯,5年多的時間內靠米飯拌糟辣椒度日。長期營養不足導致她發育不良,身高僅1.35米(4.43英尺),體重不到23公斤(約50磅)。雖社會上好心人為她籌款治病,但終因身體不具備手術條件於2020年1月13日離世,年僅24歲。
對此,獨立撰稿人諸葛明陽對大紀元表示,「這兩個例子肯定不是中國農民的整體生活狀態,但絕對是一部分中國農民的真實寫照,就像『鐵鏈女』,她不是中國婦女的整體狀態,但卻是那些被拐賣的婦女的典型。」
他說:「雖然地理環境等客觀因素造成了一定的貧富差距,但造成中國農民貧窮的真正原因是中共體制,這個體制是漠視人性的。」
政策和現實的落差
為拉動消費,中共多地出台政策,鼓勵農民在城裏買房。
3月2日的中共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中共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說,中國目前約有3億多的「新市民」,即沒有戶口但已在城鎮居住,或剛拿到戶口不足兩年、三年的原農村居民。這些「新市民」離開農村,但沒有確定的工作,有的是個體工商戶,有的是農民工,而農民工平均在一個單位或一個崗位上工作的時間只有半年左右,因此這些人到銀行申請貸款都有困難。
2021年7月28日,吉林省松原市政府印發了《松原市鼓勵農民進城購房優惠政策補貼實施方案》。2021年9月9日,吉林省長春市也印發了為進城農民購房提供補貼的通知,補貼標準為每平方米80元(約合13美元),高於長春市為符合條件的外來人才提供的購房補貼,每平方米50元(約合8美元)。2022年2月17日,吉林省延吉市印發了《延吉市鼓勵農民進城購房優惠補貼的實施方案》,除全額補貼繳納的契稅外,提供家電和裝修的消費補貼券。
這些新政策源於吉林省提出支持農民進城買房。易居研究院去年12月發佈的《31省份房地產行情》報告披露,2021年前11個月,吉林商品房成交金額同比下跌8%,商品房成交均價同比跌7%;其中房價的跌幅為31省份中倒數第三。
這並不是第一次中共政府鼓勵農民進城買房。2016年為化解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壓力,中國20多個省出台政策鼓勵農民工進城購房。相隔五年歷史重演了,易居研究院的《全國百城住宅庫存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11月底,中國百城住宅庫存環比連續四個月正增長,同比連續三年正增長,即創下了近五年的新高。住宅庫存泛指待售房地產。
但多少農民工可以負擔得起進城買房呢?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田國立在3月2日的記者會上說:「今後房價再怎麼降也很難真正解決工薪階層住房問題,特別是滿足普通老百姓、沒有積蓄的、進城務工、『新市民』這些階層的住房需求,未來是需要靠租賃住房來解決。」
蔣天明說:「中共政府想讓中國農民擴大消費,可能會有一點效果,但無異於『擠牙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