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時雨是中共著名的臥底之一，他曾在東北軍親歷西安事變，後進入汪精衛政府任要職，又加入軍統臥底，劉少奇稱其為「你一人頂三個師」。
潛入東北軍親歷西安事變
李時雨原名李亭芳，1908年生於黑龍江巴彥縣，1928年考入北平法政大學（國立北京大學法學院），讀書期間加入中共。畢業後，中共決定派遣其打入東北軍，在其同鄉好友張學孟的舉薦下，李時雨進入西安「剿總」第四處，任中尉辦事員，由此開啟了他紅色特工的生涯。
1935年，為了徹底消滅自江西逃竄到陝北的共產黨軍隊，國民政府成立了「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蔣介石親任總司令，張學良、楊虎城為副總司令。
中共對張學良東北軍的滲透早已開始，李時雨來到西安後，直接受周恩來領導的中共東北軍地下黨特派員劉宇新很快聯絡到他，劉宇新要李時雨在東北軍內部宣傳中共主張，策反官兵。
西安事變中，李時雨並非主要參與者。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當天上午，劉宇新來到李時雨家，安排他下一步任務是策動官兵跟中共走。
西安事變之後，全國一片討伐張、楊之聲，秘密參與其中的中共在向蘇聯匯報時，斯大林發出強硬指令：要求中共絕不能殺蔣。中共本想一箭雙鵰，既解除被圍剿的危機，又與張、楊密謀在西北建立新政權，聯合蘇聯去推倒南京政府。但計劃落空，無奈之下，只好派周恩來去同蔣談判，要求停止剿共，同時去說服張、楊二人。
中共說話不算數，害慘了張、楊二人。被中共耍了的張學良，沒有告知周恩來，親自護送蔣介石回南京，隨即被扣押。
張學良被押在南京，對東北軍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東北軍內部陷入一片混亂，不久進行了整編，原總部大部分官員被裁減下來，李時雨也是其中之一。
臥底天津法院完成兩項艱巨任務
李時雨和妻子孫靜雲準備前往北平，但到達天津的第三天，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軍攻佔了天津，斷絕了去往北平的交通。李時雨和中共失去了聯繫，好在他遇到了中學和大學的同窗好友於炳然，深談後發現雙方都加入了中共。於炳然幫助李時雨找到了天津地下黨何松亭，李時雨就此在天津潛伏下來，歸屬北方分局社會部許建國領導，何松亭是他的直接聯繫人。
為了找到一份掩護職業，李時雨托「西安剿總」時認識的吳光弼，把他推薦到天津高等法院，當了一名檢察官。
在天津法院期間，何松亭交給了李時雨兩項重要任務。一是將採購的電台設備送到河北一個地下轉運站。李時雨想方設法通過了日軍的檢查口，將3箱電台機件送到了指定地點，對上暗號交付了。
另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營救馮驥。李時雨利用自己當時已升任天津高等法院書記官長兼天津地方法院書記官長的職務之便，藉口檢查各書記官的工作，將馮驥的全部卷宗銷毀了。書記官發現卷宗不翼而飛之後，怕擔罪責，只得順着他的意思說是在法院被炸時丟失了。之後，李時雨又以檢查監所的名義去到看守所，趁機告訴馮驥翻案，咬定自己不是共產黨。最終幫助馮驥無罪釋放。
汪政府中任要職被陳公博、周佛海器重
1939年，汪精衛準備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派人到各地搜羅參會代表，負責平津「選區」的是國民黨元老朱晶華。朱晶華到天津後，通過朋友認識了李時雨。
朱晶華把李時雨這個同鄉當成知己，李時雨表示自己不是國民黨員，如何能參加國民黨的代表大會呢？朱晶華馬上說：「你不是，可以讓你是嘛！其實，我也不是汪精衛的人。我的真實身份是受國防部國際問題研究所派遣，打入南京來調查汪精衛問題的。」
朱晶華的豪爽，讓李時雨驚訝，朱晶華說，「從現在起，你就說自己是在北方上學期間，經我介紹加入國民黨的。而且汪精衛眼下急於拉人，壯大勢力，沒工夫審查。」
李時雨卻不敢像朱晶華一樣坦蕩，將自己的真實身份和盤托出。他藉口考慮幾天，向中共做了匯報。幾天後中共地下黨組織同意了，李時雨就以國民黨北方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參加了國民黨「六大」，會議期間，他詳細完整地做了記錄，給中共提供了汪精衛政府的第一手情報資料。
1939年12月，參加了「六大」的李時雨，被指定為天津市黨部執委會常務委員，並得到汪精衛的接見。汪精衛在上海接見他們，並透露了他與日方簽訂的合約內容。李時雨將這些記錄下來，又發給了中共北方分局。
1940年3月30日，汪政府成立，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李時雨等50人被任命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他被任命為法制專門委員會兼任委員。
李時雨在天津時已經顯露出過人的能力，從天津來到南京履任後，他的專業能力又引起了立法院長陳公博的關注。有一天陳公博的女秘書莫國康給他打電話，說陳要找他談工作。這是他第一次單獨面對陳公博，他思考再三，決定還是要遵循當初在天津時，與何松亭商定的「謙虛、謹慎、誠摯、坦率」的原則，其實就是要給對方留下忠厚誠實的印象。
在與陳公博的談話中，他對法律問題有條不紊、有理有據地對答，同時又自然而然地表白自己曾是國民黨改組派，是陳公博的追隨者。果然，過後莫國康對李時雨說：「陳先生對你的印象很好，說你為人敦厚誠實，法學很有根底，是個有才能有作為的青年。」
從此，陳公博經常找李時雨談問題，逐漸倚重他；同時，他又同北大文學院畢業的莫國康拉上了同學關係，就這樣，僅三個月的時間，李時雨就把立法院上上下下都打通了。
李時雨在南京打開局面後，中共派孫靜雲由天津去南京，幫助李時雨在天津和南京之間傳遞情報。
1941年4月，陳公博兼任上海市市長，李時雨隨即被陳公博調去上海，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處長，同時，李時雨每兩周回南京參加一次立法院的例會。
1942年1月，陳公博又把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處長的職位交給了李時雨，同時讓他兼任清鄉委員會執法隊隊長。期間李時雨給中共提供了大量日軍清鄉活動的情報。
彼時，李時雨官越做越大，他心裏卻有點不穩，想請示中共組織。何松亭認為應該由孫靜雲親自向許建國做一次匯報。於是孫靜雲越過日軍的封鎖線，騎了7天毛驢，到了華北社會部駐地見到了許建國。許建國告訴孫靜云：「你告訴時雨，讓他大膽往上爬，不管它什麼部門，應廣泛打入之！」
李時雨情報來源越來越多，收集的情報量也越來越大。首先，李時雨任秘書處長，秘書處本就是負責文書檔案、收發政府機密文件的要害部門；其次，來自陳公博。李時雨幾乎每天都到市政府面見陳公博，送批重要公文，請示解決問題；第三，他通過參加一些重要會議，與各部門官員打交道收集情報；第四，他每隔兩周還去南京參加立法院的例會。
為了及時收取李時雨所獲情報，孫靜雲也來到上海，北方分局社會部建起了聯絡網。派了楊寧來協助李時雨的工作，又在南京下關車站設立情報轉運站，李時雨將楊寧安排在上海保安司令部任少校軍法官，化名楊德修，負責往下關火車站運送情報。
由於中共天津地下黨敗露，一天深夜，孫靜雲在上海家中被日本人帶走。第二天就被押到北平日本憲兵隊，日本人追問她與何松亭的關係。李時雨通過陳公博積極營救，最後日本憲兵隊放了孫靜雲。
但日本人注意上了李時雨，他後來為了躲避日本憲兵隊，參加了上海市警察局一個赴日考察團。回滬後，他將沿途考察日本和東北的情況整理出一份材料，密寫並偽裝好，由楊寧送出。
1944年11月陳公博代理政府主席，周佛海任上海市長兼警察局局長。本來陳公博去南京赴任時，準備帶走李時雨，但遭到周佛海極力反對。陳公博不好和周佛海鬧翻，只好收回成命。李時雨被周佛海任命為市警察局司法處處長，他又表現出積極追隨周佛海的樣子，每天出入周佛海的公館批閱文件，並將收集到的情報及時送給中共。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李時雨被周佛海任命為行動總隊軍法處處長，少將軍銜。
進入軍統戴笠庇護卻被軍統抓捕
1945年8月，上海由蔣介石國民政府接管，這時，李時雨的舊識、律師余祥琴勸他進入軍統跟着他干，並答應幫他偽造身份。李時雨向上級匯報後，得到批准，遂以「黨國特遣地下工作者」的身份進入了軍統，任軍統上海二站第二組組長。
李時雨利用職務之便，能直接看到軍統下達的各項指令、通知等重要文件。他將有價值的文件交給地下黨負責人，還將軍統掌握的中共黨員的名單及時傳遞出來。
軍法處處長沈維翰在審訊漢奸過程中，發現李時雨的弟弟李春芳和他的太太孫靜雲都曾因共黨嫌疑而被捕過。沈維翰立即向戴笠發去密電，請示逮捕李時雨，戴笠當時在北平，根據他對李時雨的印象和向身邊人員的詢問，戴笠沒有批准對李時雨的逮捕。但戴笠不知道的是，他詢問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督察長李國章也是中共的地下黨員，李國章當然給李時雨說了大量好話。後來戴笠在由北平返回上海轉南京途中墜機身亡。
戴笠死後，軍統內部鬥爭激烈，非嫡系的余祥琴和李時雨的日子都不好過，李時雨更是受到軍統的秘密偵察，處境危險。
就在李時雨買好飛機票，準備乘機飛往北平的前一天，被軍統搶先一步逮捕。李時雨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加上外邊朋友疏通，３個多月後，案卷被送到上海法院，後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零6個月。
1949年2月李時雨被取保釋放。同年4月，李時雨取道香港與先期轉移到北平的孫靜雲會合，順便幫中共駐香港辦事處帶了情報資料到北平，並轉交軍管會。
得到於炳然點撥換上軍裝
李時雨回到北平後，曾賦詩曰：「敵營搏鬥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這首詩流傳甚廣，但在詩的背後還有一段故事。
李時雨回到北平後，被分配到中央社會部研究室工作。讓他驚喜的是，在這裏他與老同學於炳然重逢了。於炳然已經由原來的豪爽變得謹慎了，一天於約他第二天早上到王府井的一家理髮店碰頭，實際上，是想避開別人好好聊聊，他們在王府井邊走邊聊，於炳然告訴李時雨自己在延安時，受到陳伯達和康生的構陷，被栽贓莫須有的罪名，遭批鬥、逼供、套供，並被關押了好幾年。
同時他以自己的經驗告誡李時雨：「我們革命隊伍中知識分子不比工農出身的同志。像你這西裝革履、興高采烈的樣子，是會有人看不慣的。我看你趁早換上軍裝吧。」
李時雨回憶道：「他發自肺腑的金玉良言，叩動我的心弦，使我受益終生。」李時雨詩中點睛之筆的「換上軍裝笑開顏」，被認為反映了他歸隊後的勝利喜悅，就是得到於炳然的點撥後所寫的。
結語
於炳然告訴李時雨的，除讓他低調做人，趕緊換上軍裝之外，還有幾個要點：
1，「真金不怕火煉，越煉越堅強。但要有接受火煉的思想準備，在外面做地下工作的，更要有這種思想準備。」
2，「你要抓緊學習馬列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補上多年在外邊做地下工作時看革命理論書和黨內文件的不足。」
3，「要認真掌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加快思想改造；跟上形勢，適應現實生活；爭取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為黨做更多的工作。」
李時雨回憶道：「當時他說的話當然不止這些，但給我激勵最大、使我印象最深、銘記至今的主要有這幾點。他那一席話，我實在受益匪淺！我是按照他的囑咐做了」。
於炳然告誡李時雨，作為知識分子、做地下工作的，都很容易被工農出身的人看不慣、甚至招致「火煉」，中共對自己人整治起來，可絕不手軟。可以說，於炳然所言是他在挨自己人整時，用血和淚換取的經驗，也讓李時雨明白了如何在中共內部生存。
以「謙虛、謹慎、誠摯、坦率」八字做人準則平安渡過十五年臥底生涯的李時雨，回到中共後，其中的「謙虛、謹慎」是必須保持的，但「誠摯、坦率」卻是大忌諱。幸虧得到於炳然的提醒，李時雨「歷次運動沒有挨整」。即使這樣，但當「文革」到來時，他還是受到了嚴重的衝擊，被關進了牛棚，直到1978年才恢復工作。
當年與李時雨單線聯繫的何松亭和許建國，在文革中也沒有倖免。何松亭是「中國人民銀行」的起名者，也是創始人之一。曾出任遼寧大學第一任校長，在「文革」中也遭受了嚴重迫害。
許建國在中共建政後曾擔任天津市副市長、上海市公安局長，在「文革」中，被江青投入秦城監獄達7年之久，遭受了種種殘酷迫害，出獄後又送到安徽六安軟禁。1977年，江青已被抓起來，但他還是被中共定性為「叛徒」，當工作人員宣佈「將許建國清除出黨」的決定時，許建國如同被當頭一棒，當天就氣絕身亡了。
中共靠着蘇俄提供的經費，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埋藏大量的紅色特工，讓他們給中共搜集情報，使中共得以保全自己；而中共又與日本人暗中勾結，從而保存力量、壯大自己，直至奪取政權。建政後中共又發動各種運動整治各色人等，就連「出生入死」、為中共賣命的特工和臥底也不例外。在中共這架絞肉機面前，誰又能保全自身呢？
參考資料：
《烽火歷程—李時雨回憶錄》
李時雨：《懷念於炳然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