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是李銳先生遠行三周年。小群為他畫過一幅素描。
朱正介紹我們和李老相識於1996年，當時他年近八旬。此後我們和他交往了二十多年，越來越熟悉，直到他2018年逝世。
他曾向丁東口述生平，先後談了二十餘次，後經李南央整理，完成《李銳口述往事》一書。
2016年，他99歲時，又向丁東談到：
我一生走過的路，大體上可分五個階段——
第一個二十年，我主要是讀書，求學。我的父親李積芳是同盟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是民國時期的國會議員，為建立共和、實行憲政奮鬥過。
中國在農業社會曾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英國800年前產生了《大憲章》，18世紀率先發生工業革命。中國在這場變革中落後了。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後來居上，甲午戰爭把中國打得一敗塗地。一些中國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國進行變革。先後發生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父親就是這批人中的一個。五四運動提出科學和民主，這兩個東西中國歷史上是沒有的。中國沒有自然科學，沒有民主，兩千年秦漢之制都是人治。
我五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但家庭對我還是有很大影響。從小就知道父親講過日本要滅亡中國。母親要供我上學。我大姐考上湖南省立二中。當時省立一、三、五中是男校、二、四、六中是女校。公立中學學費便宜。大姐為了供我上大學，到上海讀了一年專科，就去當教師，一個月掙80元，可以供我上大學。我在岳雲中學畢業後，1934年考上武漢大學機械系。當時國民黨搞一黨專政，一個國家，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我思想上是不接受的。於是我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第二個二十年，以革命為職業，到延安參加《解放日報》編輯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後，又到熱河、東北辦報，擔任高崗、陳雲的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回到湖南辦報，三年後回北京組建水電總局。除了搶救運動被關一年多，其他時間都在繁忙的工作中。
第三個二十年，因為反對三峽上馬，被毛澤東關注，成了兼職秘書。廬山會議後開除黨籍，流放北大荒，文革中又關進秦城監獄。人生進入絕境，開始思考一些問題。
第四個二十年，恢復工作，65歲時，陳雲派我到中組部組建青干局，參加選拔第三梯隊。沒有這一段經歷，我當不了中央委員、中央顧問委員。原來，我和黎澍、李普是最好的朋友，黎澍是思想家，一進城就看出這個體制有太平天國的影子。後來，在中顧委，和杜潤生、于光遠、李昌思想比較一致，他們現在都走了。
我1984年離休後，還編寫中共組織史資料，對黨的歷史更了解。
第五個二十年，在家從事研究，思考三個問題，一是人類歷史，二是主義和理論，三是黨。我原來曾經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崇拜者，經過思想解放，我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
我在黨里生活了幾十年，對上層有所了解。
我寫過二十幾本書，值得一談的是《廬山會議實錄》。中國古代沒有發育出自然科學，卻有發達的史學。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開創了秉筆直書的傳統；司馬遷撰寫《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開創了獨立思考的傳統。我寫這本書，一是弄清歷史事實，二是認清歷史教訓，以史為鑑。對得起歷史，才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黨。
以上所談，丁東整理成初稿，李老親筆充實，完成6000多字的《百年回首》一文，在《炎黃春秋》刊出。
李老遠行三年，世人仍然不忘，可謂哲人其萎，精神不朽。究其原因，我們認為，這和李銳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有極大關係。
李老以詩自況：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我們親眼目睹，他進入耄耋之年，念茲在茲的，不是頤養天年，而是呼喚體制改革，推動文明進程。他放眼人類文明得失，深思百年經驗教訓，研究中國政治轉型的大計。不少舊雨新知，寫出理論專著，或生平回憶，向他求序。只要三觀相符，確有真知灼見，他都慨然應允。這樣的序文多達數十篇。
他關懷國是民瘼，多次挺身而出，攜手同道，匡扶正義。從《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到《炎黃春秋》，事例不勝枚舉。
由於他的聲望，常有遭遇權力傷害的無辜者向他求助。他自己經歷過冤獄，別人受傷總能喚起同情之心。他向丁玲、錢宗仁、楊小凱等人伸出援手的故事已經見諸文字，其實他還幫助過許多人，有一些是身陷絕境、求助無門的底層百姓。
輿論監督和監督輿論的博弈遠遠未見分曉。民權不張，公權力不受制衡，便失去公信力，陷入塔西陀陷阱。禮失求諸野，幾成常態。李老雖然做到高官，卻始終心系黎民。胡耀邦看中他的獨立人格。這也是我們敬重李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