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61歲，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在北京家中自殺身亡。
此前十天，他被扣上了四頂帽子：
逼死他的最後那根稻草，是無中生有的污衊：他與下屬女技術員有不正當男女關係。
死訊傳到中南海，周恩來痛心疾首，除了一通勃然大怒的電話之外，就只有仰天長嘆了。
遺體火化後，他夫人默默把骨灰捧回家，沒有葬禮，也不敢有任何紀念。
在新冠病毒已經在地球肆虐2年的今天，我們應該記住他。
他生產了中國自己的青黴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他的研究，讓中國提前世界16年消滅了天花！
他被譽為「東方巴斯德」，世界「衣原體之父」，是真正的疫苗之王，他曾是中國最接近諾貝爾獎的人，為自己的祖國創建無數功勳。
但是他卻「畏罪自殺」，成為一個被我們遺忘的人！
01
名將可以靠百戰
名臣可以靠歷練
然無雙的國士要靠上天的賜予
是百年不遇的國之瑰寶
…
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裏這樣描述：
大半的人在20歲或者30歲上就死了：一過這個年齡，他們只改變了自己的影子，以後的生命不過是用來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時代所說的，所做的，所想的，所喜歡的，一天一天的重複，而且重複的方式越來越機械，越來越脫腔走板。
這段話戳中人心，卻並非人世真理。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有這麼一個年輕人，23歲博士畢業，24歲獲耶魯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同年進入協和醫院進修，因表現優異，27歲時被推薦到哈佛大學深造，30歲獲得導師強烈推薦留任哈佛工作。
他的每一步都行走在巨人肩膀上，即便放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他也是上帝的寵兒，人生的贏家。
以他的天資和勤勉，順着這條路走，舉世成就唾手可得。
可就在30歲的檔口上，上天給了他另一個選擇：回到戰亂頻發、民不聊生的中國，參與籌建一所只有二十多名學生的學校並出任教員。
顯然，他背離了現世的大眾期待，選擇了後者。在後者之後，他甚至一度放棄學術，走上戰場行醫。
有人說，是命運扼殺了他的理想，他卻堅定地說，「這不是命運，是我個人的選擇。」
沒錯，此後的數年裏，命運仍是對他頻繁惠顧，是他自己一次次選擇了艱難。
其實，無論哪種選擇，他都將為世界留下大筆財富。
只不過他選擇了一條更難走的路，去體驗真正的「人味」。
他叫湯飛凡。
2003年，當「非典肆虐」，人人自危的時候，一位衛生部的高幹禁不住感嘆到「湯飛凡若在，何至於此」
02少而有志，不負青春
湯飛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湯家本是一個名門望族，然而戰亂烽火之下家道早已中落，其父其時設書館維持家計。
從小聰慧好學的湯飛凡，並未被送到自家書館就讀，反被父親送到幾十里之外的何家義塾，所謂易子而教。在這裏，何家少爺何鍵對他青睞有加，小小的他即被許以一女。
湯飛凡在這裏完成啟蒙教育後，進入長沙城南小學堂接受正規學堂教育，畢業後進入工業學校，學習機械製造。
在這一階段，潛心學習之餘他會跑到有機械裝置的礦區學習觀摩，科技興國是他內心的堅定信念。
在一次與時任湘雅醫學院校長顏福慶的偶遇中，湯飛凡第一次接觸了顯微鏡。透過這個顯微鏡，他看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微生物世界。
這一次接觸，使他改變了自己的志向，從工學院退學，去醫學院學醫。湘雅醫學院是中美合辦校，他英語水平不過關，不被允許入學。
於是他許下豪言，英語學不好自己走人。而後一年破釜沉舟廢寢忘食的學習英語，直至可以與美國考官順暢交流，正式入學。
從這所醫學院開始，他重新開啟自己的人生篇章。7年後，一起入學的18人，僅十人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湘雅醫學院第一屆學生畢業合影
沒有和大多數同學一樣進醫院或開醫館行醫，畢業後的他到協和醫院進修，開始系統學習醫學實驗方法。
他的志向，仍然與顯微鏡分不開，他想研究病毒和細菌。他認為在當下的中國，行醫救人是杯水車薪，他想找到一種方法，可以預防人生病。
在這種信念的堅持下，短短三年他便學有所成，被院方推薦到哈佛大學醫學院深造。
協和醫院進修期間，他正式迎娶了已成為國民黨湘軍團長的何鍵二女何蓮。隨攜何蓮一起到了哈佛。
在那裏，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專研，日日與病菌打交道，與同事一道發現了病毒可過濾，能離心，有生命、能自我複製等諸多特性。
他們還研製成第一代微孔濾膜，用於測定出各種病毒的大小。
青年時代的湯飛凡先生
三年的深造期結束後，一貫看重他學術造詣的導師秦瑟教授希望他留校工作。
這並不背離他的初衷，舉世無雙的實驗條件和實驗氛圍，可以很快助他實現醫學救國之願。他答應下來。
可不久之後，一封來自恩師顏福慶的信，讓他重新思考起自己的人生使命。
二十世紀之初，舉國上下無一所自己的高端醫學院。時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的顏福慶便想着要籌建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醫學院。
作為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和領袖，顏福慶終身致力於創建中國自己的醫學教育體系。
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批允後，顏福慶便在上海開始籌建中央大學醫學院。時下資金緊張，教員奇缺，他想到了自己的愛徒湯飛凡。
就在這種情形下，湯飛凡義無反顧的攜家眷回到上海，擔任起中央醫學院當時尚不存在的細菌學系的一名副教授。
湯飛凡及其家眷
與此前在協和醫院和哈佛醫學院先進的實驗條件不同，新的醫學院連件像樣的儀器設備都沒有。
滿目瘡痍的情形下，湯飛凡沒有顧慮，沒有畏懼。他捐出自己隨身多年的顯微鏡，東拼西湊勉強設立了一個病菌研究實驗室，並利用課餘時間繼續開展病毒學研究。
也是上天對他的再次眷顧，顏福慶出於對他的愛護，推薦他擔任英國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細菌系主任。
這一職位放在現在，就是500強外企高管。這裏經費充足，設備齊全，湯飛凡有了進行較複雜研究的機會。
除了繼續研究病毒外，還作了不少傳染病病原學工作，如對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腦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腸菌腸炎等的研究。
短短几年，他發表了有價值的論文20餘篇，可謂一帆風順。但三七年八一三事變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工作進程。
03戰火中成長起來的疫苗之神
1937年，湯飛凡結束了在英國為期兩年的進修，回到上海打算繼續研究沙眼病原體，這一次，等待他的卻不是8年的研究時間，而是8年的戰亂。
7月7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的炮火迅速蔓延了全國。戰火快速蔓延至全國各地。作為英租界內的科研精英，湯飛凡本可繼續埋頭實驗，可是民族存之際，他絕無心科研。他放下工作，報名參加前線醫療救護隊。
出於對他的保護，他被分配到位於寶山的救助中心。然而他對此仍不滿意，急切盼望親臨戰場。經多次要求，他被分配到一線救護站，在離火線只有幾百米的地方，對傷員進行初級創傷處理。
踏着戰士的鮮血，他跟着醫療隊轉戰在寶山、閘北、蘇州等地，積極開展救死扶傷之事。
8月13日，中日於淞滬會戰，湯飛凡本可以安心躲在租界中，為抗日吶喊助威，可他卻和妻子一起走上前線，參加了前線醫療救護隊，與戰士們一起出生入死。
八·一三淞滬抗日戰爭：救護隊在前線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回到研究所，此時租界雖仍歌舞昇平，可他早已無心研究，這時湯飛凡任職的雷氏德研究所邀請他去英國繼續工作，又是顏福慶，再一次改變了湯飛凡的人生。這一次他仍然選擇留下，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安排，到新遷至長沙的中央防疫處參與重建工作。
中央防疫處成立於1919年，是中國第一個由中央政府設立的國家衛生防疫和血清疫苗生產、研究專門機構，也是當時全國主要甚至唯一的傳染病研究和生物製品生產機構。
抗戰期間瘟疫猖獗，國家急需重建中央防疫處，而湯飛凡，則是重建任務的不二人選。
位於昆明西山附近中央防疫處實驗樓
抗戰8年，內戰3年，11年過去後，湯飛凡建立的中央防疫處已然頗具規模。
在抗戰中，伴隨着全國主要城市的淪陷，在短短三年內，中央防疫處先後從北京到南京，再到長沙。湯飛凡到長沙時，防疫處已瀕臨解體。衛生署接受湯飛凡的建議，決定將防疫處遷往昆明。
彼時全國上下都是水深火熱，根本沒有資源可供湯飛凡選擇。滿目瘡痍之下，只得自力更生。
沒有處所，他四處奔走借到信用貸款購地造房，並自己開荒種樹，鋪設道路；沒有收入，他組織家屬養豬種菜，滿足日常所需後還能有所盈餘；沒有材料，就想法設法回收利用且保持科學衛生標準。
中央防疫處群體技術人員合影留念（前排右三為湯飛凡博士）
科學(Nature)雜誌1943年專門介紹中央防疫處，文章用驚奇的口吻介紹了青黴素生產車間：
沒有自來水，只有一台又舊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後都要修理的鍋爐；用過的瓊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設備是一隻破木船，放在湖裏進行透析；沒有商品蛋白棟供應，完全自己製造，胃酶用完了，用從自己養的豬的胃……
就是在這種令人震驚的匱乏下，湯飛凡帶領着團隊為抗戰生產了大量急需的血清和疫苗，為戰士的健康保駕護航。
除了生產之外，湯飛凡認為防疫處還應肩負各類傳染病的控制研究。他及諸多科學家們在工作之餘堅持閱讀世界各國的學術期刊、雜誌和書籍，每周在湯飛凡家中舉行讀書會，交流討論世界微生物學的發展情況。加小編微信：rili1979看更多好文
這期間，中央防疫站研製出了第一支國產青黴素，挽救了無數戰士的生命；研製了世界首支斑疹傷寒疫苗；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生物製品機構；培養了一大批中國未來微生物學、免疫學的骨幹……為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做出了不朽貢獻。
抗戰勝利後，中央防疫處遷回北平，改名中央防疫實驗處。其時原北京舊址已被日本人損毀，湯飛凡只得各方斡旋再次重建了實驗室。
在這裏，他建起了中國第一個抗生素生產車間；培養了第一代實驗動物人才；制出了中國自己的鼠疫減毒活菌苗、狂犬疫苗、白喉疫苗、黃熱病疫苗；發明了乙醚殺菌法大幅提升牛痘產量，使中國消滅天花早於全球16年。
正是以他為首的一代科學家們，憑着敏銳的科研思路，完善的實驗計劃，才得以使當時的中國防疫事業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世界各國，他被尊稱為「疫苗之神」。
04不畏強權畏人心
在湯飛凡的心裏，裝着整個中國甚至全世界的防疫思路。回到北平後，他着手生產預防結核的卡介苗，和用於麻疹和肝炎的丙種球蛋白。按湯飛凡的計劃，等卡介苗的生產達到一定規模後，將進行全國性推廣接種，但是內戰的延續使該計劃成為泡影。
看到自己辛苦拯救的國人，馬不停蹄的自相殘殺，他心情很複雜。北平行政機關癱瘓之際，一封衛生署的電令到來，要求他轉至廣州設分處以備南遷。這封電令之後便無任何指示，他四處奔走探問仍無所成。
適逢政權混亂交替之際，哈佛大學再次邀請他前往，親友們甚至為他買好了赴美的機票。心灰意冷的他本已應允，卻在臨行數小時前決定留下。
他對妻子說：「去為外國人做事，我精神上不愉快。我是炎黃子孫，總不願背離自己的祖國，我要為自己的國家服務！」
這一決定，讓中國的衛生防疫界多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卻也是世界防疫前沿的一筆損失。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防疫處改名為中央政府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湯飛凡任所長，後兼任新成立的中央生物製品檢定所所長。
在後來的幾年了，除了讓各項防疫工作步入正規，讓疫苗接種走向全國各地，他開始關注自己幾度中段的研究—分離沙眼病原體。
他來到北京同仁醫院，找到眼科主任張曉樓請求採集沙眼患者樣品，張提出項目由雙方合作完成。
雖然項目沒有臨床實驗的需求，雖然他可以利用中央的關係強壓，但湯飛凡沒有名利之心，他只要求合作順暢，他沒有猶豫就答應下來。
他帶着助手每周到沙眼門診工作半天採集病例樣本，夜以繼日的分析觀察，對沙眼病程有了較清楚分析，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例沙眼的動物模型。
上千次的動物實驗，均告失敗。而後大膽嘗試，決定使用雞卵黃囊作為實驗材料對病原體進行分離。在沒有任何可靠數據的情況下，他減少了抗生素的用量和抗生素與沙眼樣品的接觸時間。
1956年8月10日，湯飛凡與助手如往常一樣來到了實驗室，這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離實驗。傳了3代後，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原體被分離出來了。
這株病原體就是著名的TE8。
湯飛凡、陳正仁等生物製品老專家在實驗室
本着對實驗負責的態度，他沒有立即發表論文，轉而用一年的時間繼續實驗，確保分離的可重複性，進而對病原體的可靠度進行分化傳代、動物實驗等論證。
1956年他發表了實驗成果。讚嘆聲之外，他聽到了異議，認為他分離出的病原體並不能引起人類的沙眼。
他決定以身試毒——命令助手將將沙眼病原體滴入了自己的眼睛。沙眼症狀很快出現，在40多天裏，他堅持不治療，收集可靠的臨床數據，徹底的解決了七十餘年關於沙眼病原的爭論。
1957年他將新的研究成果發表，世界各國利用他的方法先後分理處沙眼病毒。有了病原體便可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並快速找出治療和預防的手段。
沙眼的防治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就得到前所有有的進步。與此同時，這一發現也導致了微生物分類的重大變革，增加了一個衣原體目，沙眼病毒正式改名為沙眼衣原體。
沙眼衣原體
——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被稱為「衣原體之父」。
——1980年，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由於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鑑定中的傑出貢獻，IOAT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
可是IOAT不知道，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學者，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今天國際上最權威的微生物學教科書Bacterial infections of humans: 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Alfred S. Evans, Philip S. Brachman編著），病理學教科書 Robbins and Corton 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 Professional Edition,8th ed(Kumar等編著），任何關於衣原體的綜述，都寫到 Dr. Tang,一個必須寫在世界醫學史上的中國人。
然而，這一切湯飛凡已無緣親見。1958年9月，拔白旗運動下，作為生物製品所時任所長、學部委員、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和衛生部生物製品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湯飛凡，被首先拔出來了。
拔白旗運動——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卻比抗戰更為可怕。僅僅3天的時間，湯飛凡受到了不應有的批判。他是一位有傲骨的倔強科學家，他寧願莊嚴的死去，也不願無端的受辱。
1958年9月30日凌晨，年僅61歲的湯飛凡在北京自盡，與世長辭。
本屬於他的榮譽，在當時卻是被這樣竊取的：
05成就非凡永留名
所幸，湯飛凡之妻奔走數年，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作廢當初給張、湯二人合制的獎章，重新授予湯飛凡沙眼金質獎章。
他死後十多年，國內也開始給他正名：
1979年國家衛生部為湯飛凡舉行了追悼會，給予湯飛凡高度評價。
1982年中國科學院追授湯飛凡的沙眼病毒研究以二等科技成果獎。
1992年國家郵電部發行了湯飛凡紀念郵票，以紀念中國這位世界上最早發現沙眼病毒的著名專家。
雖然一路坎坷，但他仍在一片狼藉中走出了一片輝煌。他是全球著名的微生物學家，世界「衣原體之父」，他是名副其實的國家功臣，人民救星。
然而，時至今日，湯飛凡，卻仍然是一個常年只在醫學界傳揚的名字。
我們忘卻的太多，太多人只顧着羨慕他人的金湯銀匙，關注着紙醉金迷鶯歌燕舞，卻不知道當年中國大地上的這些仁人志士。
二十歲時，我們朝氣蓬勃，眼裏放光，對社會充滿期待，對一切興致勃勃。
然而一過三十歲，有不少人就開始麻木了，總自覺活得像行屍走肉，沉浸在回憶里慨嘆過去的美好。
因為大多數人，都走不出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裏描述的那個魔障：過了三十歲就脫離了人味。所做所想，大抵都是別人所想所做，並非自己。
如是，我們親手造就了自己的平凡，轉而還埋怨世道不公，人心不古。
像湯飛凡一般敢於為公的科學家們不計其數，他們拯救了勞苦的大眾。卻不曾想，他們無法拯救後人迷失的心。現今當下，像崔永元一樣的鬥士站出來了，向腐蝕社會的毒瘤發起了強烈抗爭。
這是一場真實的沒有硝煙的戰爭，一場舉國上下為正義良善的倡議。為什麼？為了心靈的平和。
年輕的我們，有的是時間，缺的是鬥志。在本該奮鬥不息的時候，選擇了揮霍自己的時間。
我們可以甘於平凡，但是在內心深處，需要多一份對人生的敬畏，對生命的虔誠。去尋找真善美，去感恩仁義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