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女生叫黃宗敏，是我在市東中學初中的同班同學，小個兒，身體瘦弱，相貌清秀，愛說愛笑，班裏的幾何課代表，所以人聰明。下午自習課要是有幾何或數學的作業，經常是黃宗敏第一個解完，然後她就會伸個懶腰嚷一聲，做完啦！幾個偷懶的男生就會湊上去抄她的題，好交作業的差，早點去玩。
黃宗敏家住上海虹口區霍山公園附近，就是猶太人逃難到上海聚居的那塊地方，都是挺好的石庫門房子，應該說家庭經濟條件會是較好的。不知為什麼，初中畢業後她沒有報考母校市東中學繼續讀高中，而是考進學費和食宿費都免費的上海中等師範學校讀書。這樣，整個高中我們都沒有來往。1968年，黃宗敏從同學那裏得知我因《一切為了九大》挨批，並報名去了北大荒，給我來過幾封信，討論問題，交流想法。我主要從來信中，也從其他同學那裏知道了一些她的情況。
1964年黃宗敏讀中師二年級，參加學校開展的「四清運動」，因與同學、老師的一些不同思想觀點的爭論，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時年17歲。兩年後文革爆發，黃宗敏又與一批「牛鬼蛇神」老師首先被批鬥，被掛上右派學生牌子。不久學校當權派被批判，倒是良心發現了，承認對她的處理是錯誤的，不過是學生在世界觀形成過程中的問題。學校當權派承認「整人」是錯誤的，這讓黃宗敏有所解脫，憑着她的獨立個性，儘管沒資格當紅衛兵，也以學生的身份，象紅衛兵一樣到處串聯，隻身游遍了祖國的多半個名山勝水，過了一陣快活日子。但後來在1967年「清理階級隊伍」中，又被人舊事重提受到打擊，挨批鬥，再次陷入困境。總之，年僅二十而遭遇坎坷，命運多舛。
但巨大的政治壓力並沒有熄滅她獨立思考的火花。
在她的來信中：
對於我報名上山下鄉，她質疑1968年掀起的上山下鄉運動「是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幽靈在作祟」，認為對馬寅初《人口論》的批判和壓制導致了中國人口政策失誤、人口膨脹，人口與經濟增長不相適應，以至於只好把千百萬青年學生弄到鄉下農村了事。
對於當紅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摧枯拉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她發出一連串詰問：
「文化革命還要不要文化」？號稱文化革命，卻把現存的文化都要掃除，都要打倒，這難道可以理解嗎？
強調「實踐經驗」，貶低「理論知識」，「理論知識還有沒有存在價值」？「讀書無用嗎」？
「歷史人物是否都要打倒」？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為什麼卻「大加讚賞」？「焚書坑儒」真的能統一人們的思想？歷史上有證明嗎？
胡適先生「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符合中國哲學的重要思想中庸之道之精髓，「沒有其合理性嗎」？應該全盤否定嗎？
這是1968年一個年輕人對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責問！
黃宗敏在當時的政治打擊下，極度彷徨、苦悶，不斷反思自己，她也虔誠地學習《紅旗》雜誌社論、姚文元文章、上海丁學雷、齊學江的時髦文章，企圖清理自己的思想。但她最終還是否定了這些文革操盤手的東西，認為「他們的文風不正」，「治學態度不對」，慣於上綱上線，扣帽子，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不是學術辯論的正常態度」。
後來，她只好在佛教和哲學中尋找心靈的寧靜。但她說，她找不到一塊安身立命之地。當得知將被分配去上海郊區奉賢縣生產隊勞動，「那裏實行工分制，按日計分」，1969年3月她給我寫了最後一封信，說「這封信既不是在上海寫的，也不是在奉賢寫的，而是在離了上海去奉賢，又離了奉賢到上海的過程中寫的」。此後便沒有了音訊。
2006年11月，母校市東中學校慶90周年我到上海，同學聚會時，我提起黃宗敏早年對文化大革命的尖銳批評，同學告知，黃宗敏幾年前就過世了。我沉默失語。
一個17歲女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面對不公正的對待，仍然堅持自己的獨立思想。我不知道她下鄉以後的日子過得怎麼樣，是否能平靜了一些？我不能想像她被社會邊緣化的窘迫生活和英年早逝。我只能設想，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文革，一定讓她深受傷害的心靈得到些許寬慰。
我自己是在林彪摔死後才開始反思文革的荒謬性，開始反思自己在文革中隨大流狂熱造反的行為。而她是文革風暴捲來時能堅持獨立思考、堅持理性思考的一批人之一，她為之付出了代價。但她仍然不願意激進的社會風暴摧毀她所喜歡的文化、智者、書籍、觀念。她在來信中兩次提到中庸之道，她曾怯怯地試問，難道一切社會變革都一定要使用你死我活激烈鬥爭的方式嗎？今日中國在30年漸進改革的基礎上，正在建設和諧社會，這似乎可以看作是對這位女生40年前的疑問的一個正面回應。但願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