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眾在慶祝過年
1月24日，自由亞洲電台報道，美國的國際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發佈了《2022年度愛德曼信任晴雨表（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跨國民調顯示，中國受訪者對媒體、政府等機構的平均信任度達到83%，對政府的信任度更是高達91%，在28個做過民調的國家中位居榜首。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通過採訪指出，這份報告的可信度很低。
筆者研究過共產黨國家的民意調查，也在俄國親自組織過自己設計的長問卷民調，對此道不算外行。據我看來，這份報告關於中國的民調完全不具有可信度，毫無價值。我將分上、下兩篇文章來具體說明。上篇主要介紹衡量民意調查可靠性的基本標準，以及該公司的民調做法存在哪些重大弊端；下篇專門討論共產黨國家民調的被訪問者普遍對敏感問題說假話的社會現象，即「私下場合講真話，公開場合講假話」，以及為什麼這種社會現象會造成在中國的民調與民主國家的民調含義相反。
一、美國公司在中國獲得擁共民調
這份民調報告是該公司發佈的第22個網上年度民調報告。按照這份報告來理解，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熱愛本國政府的，而這個政府又是全球公認的專制政府；該報告顯示，德國、英國、韓國等民主國家國民的信任度指數都不到50%。於是中共官媒紛紛發表關於這份報告的「好」消息，自我鼓舞。
這份報告選擇在阿根廷、阿爾及利亞、巴西、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法國、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愛爾蘭、意大利、日本、肯雅、馬來西亞、墨西哥、尼日利亞、俄國、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韓國、西班牙、泰國、荷蘭、阿聯酋、英國和美國搜集了民意調查數據。這些國家當中，有一批老牌民主國家，也有新興的非洲和東亞民主化國家。但其中只有一個專制的共產黨國家，即中國。為了撰寫這份報告，該公司搜集了28個國家3萬6千人的反饋，平均每個國家有1150個應答者。
民意調查和記者的隨機街頭訪談不同。前者通過隨機抽樣來抽選被採訪者，而後者是隨便碰到誰就問。這兩種方法的差別在於，記者的訪談沒有廣泛的代表性，因為他採訪的人數很少，這幾個被採訪人的看法不見得能代表民意，沒有統計學上的代表性。統計學要求民意調查必須隨機抽樣，不能隨便亂找人，要按統計學的抽樣理論來安排適當的抽樣方法；而且樣本要足夠大，這樣才能用大樣本獲得的數據來做統計推論，說明這個樣本的數據可以在多大置信度上代表民意，最小的樣本不能小於30個被採訪者。
從愛德曼公司的報告來看，它的樣本數量足夠大，但問題是，它為了節省成本，放棄了隨機抽樣，改用網上徵求自願應答者。由於該公司的民調採用網上調查，因此這個跨國民意調查就涉及到幾個技術性和常識性問題：第一，其問卷如何在被調查國家公佈；第二，由於該公司不是抽樣選擇被調查者，就需要知道，網上自願回答問卷的人是否有充分的代表性；第三，答卷者是否能自主選擇答案，並且可以自由發言而沒有恐懼。恰恰在這三個基本問題上，該公司的報告語焉不詳，尤其對其中國數據的來源一字不提。而這三個方面，也正是發現該公司報告從中國獲得的問卷數據全然不具可信度的視角。
二、中國對民意調查的嚴密監控
在中國這個沒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會裏，國內的民調機構必須獲得官方批准，才可能去做民意調查；而且民意調查必須在特務機關監控下實施，對外國機構或個人到中國組織民意調查，則監控得格外嚴厲。
從1998年起，中共注意到一些美國學者在中國組織的民意調查問卷中出現了一些政治敏感內容，便開始禁止外國研究人員組織獨立的民意調查。國務院辦公廳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在1998年5月23日下發了《關於台資頂新國際集團極力獲取我有關社會調查資料問題的通報》，這個「兩辦通報」就加強對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的管理，建立嚴格的審批制度，嚴肅查處違法違規的社會調查活動等問題作了嚴格限制；後來又公佈了更多的規定，指定國家統計局負責監督和批准社會調查，背後是國家安全部在監管。
中共的國家安全部如何監管民意調查呢？國家安全部有一個第12局即社會調查局，它專責監管民意調查。這個部門主要通過四個方面實施監管：一，指定一個「白手套」，即國家統計局，由統計局出面替國家安全部當「門面」，實際上是國家安全部具體掌管民意調查的運作；二，只允許國家安全部准許的機構從事民意調查，不管是做不涉及政治話題的市場調查，還是做可能涉及政治話題的社會調查，這些被批准的民調機構都要接受國家安全部的監管，必須聽命於國家安全部；三，所有民調活動事先必須報國家安全部審查批准，問卷中的問題設置要符合國家安全部的要求；四，所有民調活動完成以後，全部數據要先報送國家安全部審核，只有被批准公開的數據才可以對公眾發表，其中有些數據則被國家安全部作為輿情動態，上報給中南海，讓高層了解，但這樣的數據不許發佈。
因此，民調機構在中國都受到國家安全部這個特務機構的嚴格監控；同時，當局也發佈各種書面和口頭指令，限制民調機構的調查。例如，與「國家秘密」有關的數據不得公開；不得將調查作為徵求反黨意見的工具；不能與外國機構合作調查等等。因此，中共批准的民調機構有一個公開的秘密，那就是，他們必須保證問卷設計當中的政治安全。為了讓上報的問卷能夠通過，中國的民調人員都在問卷設計上高度自律。
三、涉外民意調查必須通過中國代理
中共對涉外民意調查的管控從1999年開始正式走上軌道。這裏講的「涉外」，不是指中國的民調公司到國外調查，而是指由境外機構或個人在中國組織的民意調查。
1999年，國家安全部安排國家統計局出面發佈規定，要求外國人聘用的所有境外投資調查機構或境內調查機構必須經國家或省級統計局批准，調查結果須經統計部門核對後公佈。2000年，該局向第一批有資格為境外組織和個人開展研究的中外資企業頒發了許可證。2000年3月20日，該局公佈了《涉外社會調查項目申請申報指南》；隨後於2001年3月15日，頒佈了《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4年11月18日，又頒佈了《涉外調查管理辦法》。
從那時候開始，如果是中國人或在中國出生的留學生組織民意調查，必須由政府指定的中國民調機構代為調查，外國調查機構的國內合作者必須報當地國家安全局批准和監督；他們的問卷在調查方案獲得批准之前會經過檢查，抽樣數據將在提供給外國調查人員之前進行過濾。由此可見，中共防範外國機構的民意調查，從上世紀末就已進入全方位嚴密監控的狀態。
愛德曼公司的報告提到，在中國的網上民意調查時，問卷翻譯成了簡體中文，讓中國的志願應答者回答。問題在於，這個外國民調公司的問卷被准許放在中國國內的網上，顯然必須事先得到國家安全部社會調查局的批准。愛德曼公司只有與一家已被國家安全部許可的中國民調機構合作，才可能向國家安全部遞交民意調查申請。這家中國機構是誰，其申請和獲準的過程如何，其網上問卷及其應答數據是否經過國家安全部審查和批准，愛德曼公司在報告中並無任何交代。
如果一個外國機構獲准在中國組織民意調查，基本上會是兩種情況：第一，外國機構的調查結果可以為中共的對外宣傳服務；第二，外國機構的調查結果可以幫助中共在國際組織達成某些目標。愛德曼公司的調查應該屬於第一類。然而，被中國情報機構審查批准的民調問卷和民調數據報告，還算是「民間」的獨立調查嗎？當然不是，它只不過是充當了中共對外宣傳的喉舌。
美國的國際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發佈了《2022年度愛德曼信任晴雨表（2022 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其跨國民調顯示，中國受訪者對媒體、政府等機構的平均信任度達到83%，對政府的信任度更是高達91%，在28個做過民調的國家中位居榜首。（網站截圖）
四、互聯網防火牆內的可疑應答者
如果實行網上民意調查，被調查國家是否有嚴格的互聯網防火牆，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愛德曼公司組織民意調查的國家當中，中國是互聯網監管最嚴格的國家，也是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該公司如果只是把問卷放在美國的公司網站上，中國民眾無法自由地進入這樣的網站；如果問卷是放在中國的某個網站上，那樣做是如何被批准的，又怎樣讓中國國內的民眾普遍得知這個問卷並志願應答？
我查了中國國內的搜尋引擎，只發現大量介紹該公司高度評價中共當局深受國人信任的報道，卻找不到任何愛德曼公司的民意調查問卷，也找不到填過問卷的人發表的觀感；相反，倒是有些人吐槽說，國內一些網站上大量對時政持批評諷刺意見的人，看來都沒看到這個問卷，不然不至於出現這樣的答問結果。
這就留下了若干疑問：其一，在愛德曼公司的中文民意調查中，究竟誰是那些中國應答者？他們真是自主選擇答問的志願者，還是被當局安排來「做作業」的人？其二，愛德曼公司的中文問卷在中國真的完全公開了嗎，公開了多長時間，在哪個網頁上？其三，為什麼沒有人在網上自己發言表示，他看到了問卷並且回答了所有問題？其四，問卷是否可能本來就在一個秘密連結中，填報者也是執行秘密任務之人？
如果這個問卷根本就沒對中國民眾公開過，只是由宣傳部門安排人在「內部控制」的網頁上填寫答問，這還能算是獨立於政府操縱的民意調查嗎？會不會那些填問卷的人一個人填寫好幾次？倘若是這樣，愛德曼公司在中國所獲得的並非民意調查的數據，卻可能是中共當局派人「製造」出來的數據。如此數據，豈能與在其他國家不受監管的獨立的民意調查混為一談？
從這些疑問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之所以在國內外高調宣傳愛德曼公司的調查結論，其實很可能是在宣傳中共自己為愛德曼公司「製造」的「既定結論」。倒是愛德曼公司在與中共多年的合作中，一直把如此獲得的「民調數據」與從民主國家得到的正常民調數據混在一起，這是不是犯了常識性錯誤？
五、中國操控境外民意調查為政策服務的案例
其實，中共操控境外機構在中國的民意調查，不單單是為了隱瞞真相、製造假象，還可能用欺外瞞內的手段，達到其國際上的政策目標。中共推行國企私有化之後，國內禁止調查，同時卻引進國外機構調查，最後成功地幫助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從1997年到2005年，中共為了擺脫大批國營企業瀕臨倒閉的困境，也為了完成企業的私有化，以便符合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把幾十萬家中小型國營企業私有化了。大部分國企都讓廠長經理用公款買下來，登記在他們私人名下，成為他們的私人企業；而原來的幾千萬國企員工的被解僱，沒有社保，沒有醫保，命運悲慘。
正因為這重重黑幕，中共禁止國內的學者研究私有化過程，國內媒體也基本上不報道國企私有化的真相。然而，中共的私有化過程和結果卻對境外研究者完全開放。一些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等，可以在中國對私有化過程和私有化之後的企業所有權狀況做全國範圍的抽樣調查。但中共規定，這些調查可以涉及新老闆的所有權，以此證明私有化完成了，但不許涉及工人的狀況。
參與調查的國外研究者因而得以發表了多本英文著作，介紹中國私有化的結果，即超過六成的國營企業落在了廠長經理的手裏；但這些書一本也不能在中國翻譯出版。當局之所以准許境外研究人員對國企私有化做調查，是為了向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提供中國私有化進展狀況的資料，為中國加入WTO鋪路。所以，中國國企私有化的結果早已在國際社會公開，但中共對內卻宣佈，它從來沒有推行過私有化。新華社曾經報道，2011年3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全國人大11屆4次會議上說，「我們絕不搞私有化」。
可以說，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是專制管控之下的產物，它只能充當專制政府的喉舌，不能反映真正的民意；同時，中共每次公佈的民意調查（包括通過外國機構之手公佈的報告），都是官方有目的地這樣做的。從調查內容到數據，再到公佈的民調報告，都是官方在操縱。與其說這樣的輿論調查是民意調查，不如說它是「官意調查」，只是藉助民眾的嘴說出來罷了。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