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不負責製造和傳播恐懼，只負責分析「智障女被拴鐵鏈生育八孩事件」的真相，至於讀者個人從什麼角度思考這件事，見仁見智。
1、豐縣官方回應略寫
智障女被拴鐵鏈生育八孩事件瘋傳網絡後，豐縣官方第一次回應：
一、98年領的證，不存在拐賣行為。
二、女子有精神疾病，已對其進行救治。
三、豐縣民政多次給予董某救助。
1月31日，豐縣公安第二次回應：
一、楊某俠（智障女的姓名為董某民所取）於1998年6月在歡口鎮與山東魚台縣交界處流浪乞討時，被董某民的父親董某更（已故）收留，此後就與董某民生活在一起。在辦理結婚登記時，歡口鎮民政辦工作人員未對其身份資訊進行嚴格核實。
二、2020年11月，公安機關將楊某俠DNA錄入「全國公安機關查找被拐賣/失蹤兒童資訊系統」和「全國公安機關DNA數據庫」比對，至今未比中親緣資訊。調查中也未發現有拐賣行為。其身份資訊公安機關將持續深入調查。
三、2021年6月以來，楊某俠病情加重，經常打老人和孩子。董某民暫時使用鎖鏈約束其行為，精神狀態穩定後便將鎖鏈拿下。董某民行為涉嫌違法，公安機關已對其開展調查。
四、2022年1月30日，經會診，楊某俠患有精神分裂症。專家建議：仍予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必要時約束保護，防衝動傷人及走失。目前楊某俠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五、董某民和楊某俠生育一孩、二孩後，鎮計生部門均為其落實節育措施，但因身體原因失效。董某民也多次採取不同方式逃避計生部門的管理和服務。此後計生部門未及時實施有效節育措施。
2、販賣恐懼導致輿情一再發酵
事件一再發酵的前提是，當地提供的有關此事的任何消息都無法獲得受眾信任，因此越描越黑。
市場化的嚴肅媒體被清除之後，沒有第三方機構能對此作出客觀可信的解釋報道，使此事變成了猜忌人性之惡的黑洞，怎麼猜測噁心，怎麼猜測黑暗，人們就怎麼猜。
最重要的一點，這是一場由攫取流量的自媒體發起的，以刺激女性恐懼情緒為傳播手段的流量營銷行為。
它戳中了所有女性的所有痛點，只要是女人，看過後不可能不恐懼，不厭惡，之後她們急於抨擊和呼告，而在即便是有理性的人在呼告時，卻不得不迴避「房間內的大象」，而把批判的大棒砸向一句虛無的「男性暴力」和一個更虛無的概念——「社會」。
在以上背景下，我將此事拆分為：
販賣恐懼
被忽略的現實
本案涉及的法律現狀
法律外的豐縣
——四個部分
3、什麼是販賣恐懼——疼痛營銷？
被狗鏈拴住的女人，最早在小視頻出現時，就沒打馬賽克，精神病人也是人，無恥地以救助的名義讓全國人視奸她，榨乾她最後一滴尊嚴目的是什麼——為了攫取流量，如果打了馬賽克，觀眾少一半。
試想，如果是一個瘋老漢被鐵鏈拴住，會有這麼高的關注度嗎？如果拴住的是一個發病狂叫的瘋老漢，肯定還有不少人叫好，栓的好！免得放他出來咬人，甚至強姦小朋友。
可拴住的是個女人，還是個臉洗乾淨，長得不難看的女人，這讓所有女觀眾立即產生強烈共情，仿佛拴住的就是自己，更有好事者將網上某位走失於四川的美女照片與被栓女照片拼貼，試圖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坐實一個「女精神病患者被拐賣當窮光棍性奴」的故事。
無良自媒體將栓鐵鏈女照片和四川某失蹤美女照片拼貼，對比二者的相似性
在這個黑暗故事的強刺激之下，真相不重要了，被凌辱被奴役的恐懼更重要——這種恐懼來自每個女性單獨走夜路時的恐懼，這種恐懼的實質是對男性性暴力犯罪的原始恐懼。而這只是第一重恐懼。
接着，那一院子八個鼻涕娃帶來了更大的恐懼——這個可憐的女人被該死的光棍當成性奴又被迫變成生育機器！生八個孩子該是多少次強姦的結果？
於此同時，流動電話上還有兩類小視頻成為爆款，一是都市女白領回鄉被父母花式催婚。二是某白領放假回縣城，一星期內被介紹相親對象二三十個，光棍漢在門外排起了長隊；在女權主義的今天，在都市白領糾結於一線留不住，三線回不去，好男人死絕了，相親對象都是屌絲，再不生就生不出，又不願成為家庭附庸生育機器——恨嫁，是因為找不到金龜婿，恐生，是因為怕身材走形，擇偶機會消失以及養不起的今天——有個女精神病患者被光棍用鐵鏈拴住，生了八個娃！這個恐怖視頻暗含了以上所有焦慮的最悲慘答案——女觀眾面對流動電話，在靈魂深處發出哀嚎，
而始作俑者進一步精明地指出，這個女精神病患者「會說英語」——這叫選擇式披露，精準營銷，戳向懂英語是普通技能的都市剩女滴血的內心，人們在流動電話上肉眼可見地看到她們發出怒吼，這該死的男人，該死的一切。
在被憤怒和焦慮淹沒的怒海中，少有女觀眾會理智地想——凡是閱讀本文至此的女性，沒有被拐賣的可能，因為日常她們生活在高度法制化的都市，因為她們一直身懷警惕，為了愛情也為了識別男人，她們從小就練就了一身男女相處的本領，傻子才會被騙，極少數人才會被拐騙，這是常識。
至於「女精神分裂症患者會英語」，看電視跟着說yes，No，小學文化會說來是come去是go，這算會英語嗎？
更少有人會想，在當下的法治社會，婚姻這個東西，你不想結，就可以不結，你不想生孩子，就可以不生，沒有人逼你做生育機器，你完全可以做你父母的主。你真正焦慮的是遇不到好男人，擔心給窮鬼做了生育機器，然而，你千方百計選擇生活環境、建設自我、不就是為了躲開最壞的結局嗎？
本案映射在女性腦海中的恐懼，有一半內容建立在猜測之上。我們先來看另一半的現實。
4、被忽略的現實
我做記者時，長期關注有關精神病人的社會問題：在我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監護人是直系家屬，而精神病一旦生成，終生不能治癒，長期患病後只存在兩種狀態，吃了藥是目光呆滯貪吃貪睡的傻子，不吃藥是攪得人不得安寧的瘋子。
俗話說「久病床前無孝子」，是指常見慢性重疾患者家庭，比如老人癱瘓在床，兒女耐心有限。實際上精神病患者家屬更煎熬，面對一個瘋子，你的親屬，你躲不開的人，你不知該治療這個病人，還是要打罵一個處處給你製造事端，給你的水杯里吐痰，還要無止盡花你的錢的瘋子；作為正常人，夫妻可以離婚，父子可以絕交，而精神病患者家屬卻要負擔一個瘋子的監護義務，這是經濟和感情的雙重煎熬。
2009年起，我郭將部分精神病藥品納入城鎮醫保範圍，這意味着不是城鎮戶口的精神病人家屬依然要全自費負擔藥費；而更貴的不是藥費，重症精神病患者根本不適合生活在正常家庭，合情合理的去處應該是精神病醫院，俗稱瘋人院。
所有精神病醫院，都有代養患者的服務項目，效果就是把患者放進托兒所，包吃包住包治療，一直管到死，定時探望，按月續費，目前這個費用每月折中價格大約在兩千元，根據城市消費水平不同而浮動。對於絕大多數工薪家庭，這費用很貴，因為要養一輩子。而這種專業醫院，在十八線縣城根本沒有，因為沒有消費市場。在大多數城市的低保費用徘徊在人均四百元的現在，即便給精神病人申請低保也根本住不起瘋人院，何況農邨低保額度更低。
結果就是，一部分精神病人患者家庭選擇了遺棄，或者患者離家走失後家屬並不尋找。
所以——你才會在城市的立交橋下，過街地下通道，不時能看到流浪的瘋男人、瘋婆子，你關心過他們的身世嗎？另一個問題是，人們的確少見流浪的年輕女瘋子，因為她們中的一部分成了為農邨光棍暖被窩的「媳婦」（這個比例肯定是極少數，但被個案放大後就觸目驚心）。
路遙著《平凡的世界》，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寫到八十年代陝北雙水邨有個半瘋的漢子，獨居在土窯洞裏，中年時，邨里人給他找了個流浪在邨里的瘋女人為妻，還生了個半瘋的兒子，這被視為善事。這對父子最後在邨長辦的磚窯上打工，即解決了這家人的溫飽，又為邨長帶來了勞動力，被鄉邨世界視為邨長的善舉。
賈平凹的《極花》不僅寫了農邨貧困戶娶拐賣婦女為妻，還寫了給光棍暖被窩的女瘋子。
史鐵生著《我與地壇》有這樣一幕，八十年代，北京地壇公園，一個穿着裙子的智障女孩在玩耍，路過的流氓頻頻掀起女孩的裙子，女孩惘然不知，史鐵生搖著輪椅準備上前制止，這時女孩的哥哥騎着自行車趕來，轟走流氓，責罵妹妹：誰叫你跑出來玩？！但他看了看眼神呆滯的妹妹，又閉了嘴，默默地為妹妹整好衣衫，用自行車載着她回家了。
史鐵生寫到：當哥哥看着智障的妹妹，看着上帝開的殘酷的玩笑，除了默默地帶妹妹回家，似乎別無他途。
注意，這是在所謂全國文化素質最高的首善之都，也避免不了這種人性深處的惡。
所以，此事的第一個有價值的公共議題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撫養問題。是社會福利的兜底問題，顯然大部分人知道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有多大，以及正確答案是什麼，但他們對房間裏的大象視而不見，而是轉向了刺激女權，因為這是最吸引眼球又相對安全的傳播策略。
5、本案涉及的法律現狀
在打擊刑事犯罪層面，公允的說，我郭販賣婦女惡性案件數量一直在下降，這並不是人的作用，而是科技發達，資訊爆炸，以及天網工程之下無所不在的攝像監控頭，老舊的刑事犯罪的難度在提高，街上已經很少見偷錢包的小偷，因為掃碼支付了，小偷們都改網上詐騙殺豬盤了，你如果不是錢包鼓脹，網戀為情所困，還想着用錢生錢的人，根本不用擔心會被網絡騙子盯上。
另一方面，強姦，販賣婦女等針對婦女的刑事犯罪永遠不會在人類社會消失，因為犯罪永遠不會消失，就像貓再多，老鼠依然有空間，關鍵是要用貓來震懾和遏制老鼠的數量。
然後才談得到豐縣歡口鎮本案中涉及的法律問題。
如果當地兩次回應都是真實的，那麼，在1998年8月為董某明楊某霞註冊結婚的鎮民政辦工作人員涉嫌玩忽職守罪。之外，該縣涉事的其他官人很難說有具體的違法行為。
現行《民法典.婚姻法》中未規定精神病患者不能結婚，因為不論自身患有何種疾病，都不應被剝奪結婚的權利。
《母嬰保健法》第9條規定：經婚前醫學檢查，對患有關精神病在發病期內的，醫師應當提出醫學意見;準備結婚的男女雙方應當暫緩結婚。
但《母嬰保健法》是行政法規，它的約束主體是醫生及醫療行政機關。但如果董某民不帶楊某霞做婚檢，醫生恐怕沒時間沒責任精準下鄉現場婚檢吧？
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是間歇性發作的，如果董某民帶着楊某霞去歡口鎮民政辦領結婚證的時候，偏偏楊某霞神志清晰，說了「我願意」，而楊某霞又持有董某民為她在街上花二十塊買的第一代假身份證，（第一代塑封身份證造假工藝極為簡單，由此推斷，董某民有可能涉嫌偽造證件罪，起刑一年半。）。似乎民政辦工作人員也沒有不辦結婚證的理由。
而實際上，在今後的「調查」中，當年的民政辦工作人員多半會用以上藉口來搪塞紀委的調查人員。畢竟給傻子買顆糖，就能騙她說我願意。畢竟領結婚證沒有法定必須做精神病鑑定。
6、法律外的現實
如果，當年民政辦查出楊某霞是個流浪的傻子，並不讓她結婚，按「理想正義」該怎樣解決呢？從現在看過去，依然找不到她家人，因為2020年的公安部資訊庫比對，DNA比對也依然沒找到她家人，何況22年前？
那麼按「理想正義」只有上報豐口縣，由縣民政局出面，代養在縣精神病醫院，才是正途，如果縣裏沒有專業醫院，那就由縣民政出錢，代養到省會南京的醫院——你看，人們又無視房間裏的大象了，如果此事在未曝光前，能得到如此完滿的解決，那麼意味着我郭精神病人的贍養問題都迎刃而解了，何來社會問題一說？
另外，你自家親人都不願意養，遺棄社會，還指望「房間裏的大象」替你養？這是大象的邏輯。
另，強姦精神病患者是重罪，可至死刑。但第一需要給患者進行醫學鑑定；第二，拿到結婚證之後的婚內強姦的舉證歷來都是司法難題。
更大的難題在於，在已經生育一胎之後，如果要依法阻止這樁悲劇，執法者必須要面對孩子爹是強姦犯，媽是無生活自理能力的瘋子的棘手局面，按「理想正義」，此時的執法者不但要審判強姦犯，還要贍養一個孤兒和一個瘋子，所以在生了兩個之後，他們的解決策略是給女人上節育環，但是沒效果。
就個案而言，這位不知道自己身世的病人的確是人間最悲苦的一顆野草。但如果客觀撥開草葉，你發現罪行在法律之外，又在法律之內——女人的父母血親有沒有罪？房間裏的大象有沒有罪？
豐縣八孩女的「丈夫」罪魁禍首董某民和八個孩子
而自媒體傳播者即想避開大象，又想站上道德高地，還想刺激女性，引發傳播，於是都認為光棍董某民，以及董某所代表的男光棍是罪魁禍首。
而該死的董某民的狡辯理由至少有兩條：第一，難道當年我爹應該看着這個瘋女人餓死在縣郊野外，不把她帶回家才是對的？而我們把她帶回家給她吃穿，還要像奶奶一樣供著？就不能當成媳婦睡覺？難道她生的八個孩子將來就不可以為她養老送終？
而最惡毒的那個董某民似乎應該不迴避問題，他可以直接回懟漫天的叫罵聲：我在鄉里信譽良好，是個踏實受苦人，笨，但會種莊稼，自食其力，我只不過是窮的去不起媳婦，邨里人也不討厭我，不然民政辦也不會開綠燈，難道僅僅因為我窮，就該打一輩子光棍？連自己撿一個親父母都不要的瘋女人都不行？我就該擼管擼一輩子，擼出血？
答案是：對，這個社會法則說，窮就該打一輩子光棍，不然你就是犯法。那麼你猜這個身處最底層的光棍會不會犯法呢？他最想侵犯的對象會是誰呢？
流動電話上流傳的另一類爆款是，江蘇，安徽的農邨娶妻彩禮已經漲到有房有車外加三十萬了。甘肅農邨的彩禮二十萬起，但當地人均年收入不過四萬。針對這一現實，房間內的大象難有作為，因為是計劃生育四十年外加男尊女卑的傳統，催生的這一切。解決的方案永遠在民間，君不見，雖然逃婚騙婚現象嚴重，但越南新娘，緬甸新娘的灰色廣告依然滿天飛，倒是這些爆款新聞，都市白領女權領袖一律視而不見，仿佛買個越南新娘就不是物化女性了，或者說物化別國女性不在田園女拳的視野之內。
7、結論
凡能看到此處的女性，不可能被拐賣，不可能被性侵，因為你有文化和理性，你知道你生活在相對安全的法制環境。你不會把自己逼瘋，也不會貪圖小利上了人販子的當，你不過是在尋找理想的配偶和更理想的生活，你離底層很遠。
而在任何社會的底層，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你都會看到馬路邊臭水溝睡着犯隱的癮君子，貧民窟比中產社區更容易發生性侵和暴力案件。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是我們老祖宗的祖訓，所以無論男女，追求向上的生活是沒錯的。另一方面，完善底層福利，讓窮人有溫飽，能降低犯罪率，能促進社會長治久安，也是全球共識。而改善底層福利，是大象的工作。我就不討論大象了。
作為女性，哪怕作為一個有理性的正常人，也該看到，本案是眾多惡性個案之一，個案，即個別案例。背後是複雜的社會問題，它們在發生，有能討論的和不能公開討論的各種原因。
而如果你只被恐懼刺痛，只想宣洩恐懼，那麼你就成了無良自媒體的營銷對象，你的每一聲哭喊，每一滴眼淚，都換成了廉價的點擊量，讓推波助瀾者在流動電話後面一面說傻子真好騙，一面暗爽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