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一生好強，不肯認輸。即使漸漸失憶，也從不肯承認自己記不住了。前幾年和她視頻，她雖然聽力已差，說話常常要重複幾遍，卻還記得許多舊事。誰的生日，誰家的電話，哪一年誰來家裏住過，她都能說得一清二楚。到了前年，她卻連自己的生日都記不得了。有時我故意問她：「還認得我嗎？」她立刻沉下臉，說：「自己的兒子怎麼不認得！」
她說得那樣理直氣壯，仿佛認得我是天經地義的事。可我知道，記憶正在從她身體裏一點點撤退。先是撤走一些細小的數字、日期、名字，後來又撤走一些剛剛發生的事，再後來，它把時間也攪亂了。她會把眼前的人認作舊人，把幾十年前的事當作眼下剛剛發生。她的記憶像一間漏雨的老屋，起初只是一個角落滴水，後來便處處潮濕，四下坍塌。你明明站在她面前，她卻像隔着半個世紀看你；你明明是她最親的人，她卻要在腦海深處慢慢摸索，才能想起你究竟是誰。
這世上最讓人無能為力的事，大概莫過於此：你看着一個人一點點失去她自己，卻沒有任何辦法替她把散落的時光重新撿回來。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忽然意識到，母親所失去的，並不只是一些零碎的記憶。
母親這一生，幾乎從未真正屬於過某一個時代。她出生在民國時期，長在戰亂與動盪之中，成年後又被捲入一次又一次歷史轉向。時代的浪潮來臨時，她從來都不是能夠決定方向的人，她只是被推着往前走——失去母親，失去父親，失去丈夫，失去原本安穩的生活，再到晚年失去記憶。
當她漸漸失憶，我忽然意識到：母親正在忘記她曾經經歷過的那個時代，而那個時代，也早已忘記了她的存在。但正是無數像她這樣的人，在不被記錄、不被歌頌的角落裏，默默忍受，默默勞作，默默把一個又一個破碎的家庭，撐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母親命苦，苦得很早。
我的外祖父畢業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民國時在家鄉教書，後來還做過縣裏管教育的官。國共內戰爆發後，局勢一天比一天險惡，外祖父的老同學紛紛寫信來，勸他辭官，賣田，自保。他預感到天地要變，便辭了官，回山里教書，還將河邊上百畝良田賤賣出去。可人終究躲不過命。1948年，一場傷寒便要了他的命。那一年，母親才十一歲。而更早些，母親四歲時，外祖母就已病故。一個孩子，四歲失母，十一歲喪父，所謂「家」，還沒來得及在心裏長結實，就已經風吹雲散了。後媽很快離開，母親只能靠哥哥姐姐拉扯着長大。
她從小就知道，這世上很多東西是靠不住的。人靠不住，時局靠不住，運氣靠不住，安穩更靠不住。真正靠得住的，只有自己咬緊牙關活下去。
我的父親是遠近聞名的孝子，一直陪伴照料我的奶奶。奶奶八十六歲去世後，父親才考慮婚事。按我的記憶，父親結婚時其實已經三十八歲了，當時卻跟母親說自己只有三十六歲。母親後來提起這事，還會淡淡地笑，說他皮膚白，人顯年輕，倒真看不出來。
父親原是碼頭工人，吃國家糧。後來因為沒有自己的房子，有人拿兩間房換走了父親和我的城鎮戶口。1968年，文革時小鎮被徹底剷除，轉眼成了一片廢墟。按理說，父親本該另有安置，可因為城鎮戶口早已沒了，便只能帶着一家人回祖籍農村，重新下地種田。
下放之後，生計陡然墜入谷底。父親懷裏揣着祖傳的玉鐲想救個急，卻被店家斷定為假貨；雪上加霜的是，身上帶去的一點錢也在街上弄丟了。父親是個本分人，實在想不通，從此積鬱成疾。1972年6月，年僅四十八歲的父親撒手而去，將那個滿目瘡痍、搖搖欲墜的家，整個拋在了母親單薄的肩上。
那一年，母親連哭的時間都沒有。即便哭過，淚乾了天照舊會亮，地照舊得種，孩子照舊要拉扯大。生活從未對一個寡婦的眼淚生過憐憫。她最終學會了將悲傷悉數咽下，封存在胸膛最深處，餘生絕口不提。
父親死後的日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家裏的米缸常常空得見底。母親拿着升子和布袋，去生產隊找鄰舍賒米。為了讓我們多吃一口，她自己常常一天只吃一頓。肉在那時候是奢侈的，只有過年時舅舅和姨娘送來幾塊肉、幾條魚，才能嘗一嘗葷腥。因為家裏是生產隊的超支戶，隊裏分豬肉、分魚，常常輪不到我們。門前那條大河，反倒成了童年最大的恩賜。漲水時可以撈魚，退水後坑坑窪窪的積水裏也藏着魚。撈魚原是最快樂的事，可真正拿回家，又常常犯愁：煎魚要油，而油，在那個年月，是家裏最金貴的東西。沒有油，魚腥得厲害，難以下咽。小時候不懂什麼叫貧窮，長大後才知道，所謂貧窮，就是連一條撈來的魚，也未必有辦法做成一頓像樣的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