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中共的財政部長公開稱「要把錢花在刀刃上」，「過緊日子」，其原因有目共睹。中美貿易戰引發外資撤離，教育培訓、房地產、互聯網等行業哀鴻遍野，疫情以及中共強制「清零」的粗暴極端應對方式導致大量企業倒閉，失業人口暴增，這些都將直接減少財政收入。中共的財政科學研究院發佈的報告稱2025年的財政收支缺口將達到10.7萬億元。中共前財長樓繼偉在2020年說，「財政困難不只是近期、短期的事情，中期也會非常困難。」
中共出現財政困難，但是並不是說中共沒有錢了。中共在篡政之前就通過投靠蘇俄、綁票勒索和種植鴉片等等方式籌款，那麼中共在掌控了政權的今天，怎麼可能沒有撈錢的手段呢？加稅、發行國債、打土豪等等，已經在加速進行中了。當然這些舉動將加速中共的滅亡，那是另一個話題。本文所關注的是中共特色之一的吃飯財政。
中共也不迴避吃飯財政的問題，但是玩了一個李代桃僵的把戲。中共把吃飯財政歸因於財政收入少，扣除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人員工資和一般性辦公費用之後所剩無幾，如果將來財政收入增加了，吃飯財政的情況就能改善。似乎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飯量」是固定的，而事實顯然不是這樣。所以中共的財政收入30年增長了54倍，但是吃飯財政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愈演愈烈。
財政支出首先保障國家機關的日常運轉，這是合理的。但是有個必然的前提，就是國家機關應該精簡高效。而中共恰恰相反，其機構之龐大可謂獨步古今中外。除了中共黨務系統和龐大的政府機構，中共還設立了五花八門的各種團體，如工會、青聯、婦聯、共青團、殘聯、僑聯、科協、足協、作協、記協、律協等等。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大陸，除了民營企業之外的所有機構基本都是中共的附庸。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如果誰想註冊設立一個非營利機構或者自發組建什麼協會，根本得不到批准。所有這些機構都是財政供養的，當然少數機構有一定的收入來源，如行業協會、喉舌媒體等等，但是也是接受財政撥款的。很有意思的是，一位財政部的官員與筆者閒聊時說，中央電視台曾提出不再接受財政部的撥款，但是財政部說不行，必須給你撥款。其中的奧妙在於，財政部給中央電視台撥款就有權監督它的整個財務收支，不撥款就沒有這個權力了。中共的各類機構大多數從中央一直到縣一級，而黨委政府人大則延伸至鄉鎮一級。一個縣的各種機構超過一百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中共之所以設立如此多的機構，原因就是要對民眾進行全方位的控制。中共就是把它的觸角滲透到全社會的各個角落，掌控所有的社會資源，以此來達到控制民眾的目的。也就是說，龐大的機構體系是中共的生存方式。
機構臃腫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這與中共的腐敗體制有直接關係。國家機關或事業單位的工作吃皇糧，穩定，清閒，還可以作威作福，中共各級官員紛紛把子女親屬和關係戶塞進去。一位地方官員曾對筆者說，沒有家庭背景的普通人報考中央一級的公務員或許還有一點希望，報考省級的公務員就很難說了，至於市縣級的就不要考慮了，早就內定好了。中共有個詞「編制」，各級政府都設有編制委員會，一般由政府一把手直接管理，可見其重要性。這個委員會有權核定其他部門的編制，比如正式工作人員多少人，其中什麼級別的領導職數多少個等等，然後財政部門根據這個編制核定財政預算。本來這個編制有一定的限制機構臃腫的作用，但是現在只是一種待遇，而不能阻止機構的臃腫了，因為沒有編制可以當臨時工，財政照樣撥款。當然這個臨時工不是誰都能當的，而且其能量不容小視。1998年《南方周末》報道湖北省黃石市河口鎮書記董陽在任職11個月期間清退了48名臨時工，該鎮18名幹部聯名上書要求將其調走，結果董陽被平調閒職。
還有比這更離譜的。筆者在中央國家機關工作時，退休人員名單上有一個十分特殊的人。她（從名字來看應該是女性）的工作關係調進來之後，第二天就辦理退休手續，享受公務員退休待遇。就是說她從來沒有在這個部委工作過，全單位只有兩個人見過她，一個是為她辦理手續的人事司的一個處長，另一個是車隊的司機，司機把單位逢年過節發的東西給她送去，也把醫療費單據拿回來報銷。類似情況在地方政府就更加普遍。筆者出差抽時間探望在某省某廳的機關服務（後勤）部門工作的同學，當時距下班還有半個小時，有八九張辦公桌的偌大辦公室內只剩下兩個人了。這位同學說，那些人都是領導夫人，有的只是在發東西的時候才來辦公室，有的一周來兩三天，有的上午來坐一會就走，真正幹活的就三個人。省級政府部門就已經如此，市縣級政府部門更是肆無忌憚，2013年曝光的河南葉縣水利局一個所長的初中在讀的兒子就有了編制每月領工資了，2014年曝光的陝西省大荔縣副縣長也是給正在上學的兒子辦理了工作關係開始領工資，筆者相信這種情況絕非個別現象。
中共機構的龐大和臃腫到了什麼程度呢？1998年中共財政部部長助理劉長琨透露，漢朝八千人養一個官員，唐朝是三千人，清朝是一千人，而中國大陸則是四十人養一個官員。這個數字恐怕又要減少了，因為這二十多年來中共的機構一直在膨脹。在上個世紀，中共還偶爾提出精簡機構的口號，1997年朱鎔基就任總理時搞過一次國務院機構精簡，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取得了一點點成效，但是好景只維持了兩三年，政府機構就加速膨脹回去了。後來中共絕口不提精簡機構，因為不僅做不到，而且隨着中共危機的加深，需要急速新設和擴張各類機構，特別是政法和宣傳系統，因為暴力和謊言是中共的生存之本。
中共的吃飯財政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奢侈浪費。許多年前有學者估計中共的公車、公款旅遊、公款吃喝的消費高達9000億元。其實真實數字是多少，中共自己也不清楚，因為這個數字是統計不上來的，這方面的消費可以在招待費、差旅費、會議費、加班費、調研費以及其他根本不相干的科目列支，隨意性很大。普通民眾對公款消費沒有什麼概念，筆者在國家機關工作時略有體會。每次出差地方對口單位都是熱情接待，食宿超標，必去旅遊景點，返程時還有土特產相贈；單位召開會議，喝的都是五糧液。網絡曾經曝光上海市政法委發函給茅台酒廠，採購大量茅台酒供會議之用。這種情況在中共官僚體制內是慣例和常態。年底突擊花錢也是中共體制內的一道奇觀。如果預算有剩餘，那麼一定要花掉，否則不僅「浪費」，而且明年的預算可能被核減。於是每個人有個額度，拿發票來報銷。年底各大商場和超市開發票的櫃枱都排長隊，多數是國家機關和國有企業的人。至於中共高級官員的開銷，筆者也沒有什麼概念。有媒體披露2014年中共高層退休官員開支高達675億元，那麼在職的高官消費又是多少呢？熟悉中共體制的人都應該清楚，高官的衣食住行都是特供，不計成本，當然沒有預算限制的。在極度困難時期，全國各地斥巨資為毛澤東建行宮，飛機空運活魚等等。如今的中共高官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共就如同一隻附着在民眾身上的大寄生蟲，而中共各級官員就是附着在中共體制上的小寄生蟲。吃飯財政是中共體制與生俱來的頑疾，既是中共生存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共各級官員的切身利益，那麼中共自身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說白了，中共就是靠錢來收買馬仔為其賣命。那些迫害好人、打壓訪民的基層警察，其實也都心知肚明，只不過是在金錢面前昧良心而已。如果沒有錢，數萬朝陽群眾立刻做鳥獸散。在吃飯財政這個問題上，中共也是騎虎難下。中共財長所說「要把錢花在刀刃上」，指的就是要保障對中共生死攸關的維穩方面的開支，而「過緊日子」，指的就是教育醫療等民生方面的開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