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下鄉時，我回了原籍。並非選擇，而是我們市裏的專案組長叫的。我剛被釋放，算是寬大處理，誠惶誠恐不敢有任何異議。另一方面，從小就聽父親說，我的家鄉是如何如何美，又如何如何富足，早就被稱為「河南省的烏克蘭」。但又心存疑惑，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家鄉餓死了很多人。我的本家中便餓死了十幾口，如果不是一位修水利外出的堂兄寫信求援，而且我母親趕緊寄去50斤全國糧票和15元錢，恐怕還要餓死十幾口。
而我戴着「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帽子，今生是沒希望了，在那樣的地方，能過得下去麼？為了弄清楚我這頂帽子的分量，查問一通，終於明白：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是這個結論，檔案里就是這樣寫的。我跟他們成了同一路貨了。連一線光明都失去了，那麼還是回老家吧。
回到家鄉，我們那個公社已經下了幾百名知青。主要是鄭州來的。新問題接踵而來，首先是我還能不能算知青？其次是算下鄉還是回鄉知青？這直接關係到切身利益：下鄉知青有安置費，一百多塊錢不是個小數字，還有一年的商品糧，這馬上就決定了我有沒有飯吃。甚至還有地位問題，下鄉知青是要比回鄉知青高一等的，因為我們還處在階級社會，除了階級差異之外，尚有階層問題。即使是革命幹部，也有個級別問題，那是馬虎不得的，連黨中央的文件上，每一份都註明了傳達到哪一級的字樣「官大一級壓死人」，何況要差到一個階層的地步！
到家的第二天，我就出工了。到了這個地步，還要假積極，也算是「狗改不掉吃屎」了。活兒是挖塘泥，鍬是借來的。干到晌午，隊長說：「大蠻子！」這是剛獲得的外號，社員們因為我從南方來，便命名了。「你還沒到公社去，你們該有一些蓋房錢。你一個人蓋個熊呀，隊裏撥一間房給你住，隊裏落倆錢，馬上開春了，化肥還沒着落呢！」
下午我就到了公社知青辦，那兒已經圍了一群鄭州知青，管知青的蔡幹事正跟那些知青們爭個不休，言語中我聽出來這些知青已經沒飯吃了，找公社解決。咱的身份未定，不敢跟人家一樣理直氣壯，只好怯生生地坐在一邊等候。約莫過了一個時辰，知青辦進來一個幹部，鼓泡眼，鑲着一顆金牙，胖墩墩的。蔡幹事與那伙知青幾乎同時叫道「張書記！」所不同的，是蔡幹事那畢恭畢敬的神態與知青們就像是抓住了小偷的神態。這位被稱為張書記的氣派，完全是農村幹部：「又沒飯吃了是不是？你們這些個小冤家。這樣吧，明天上午你們來，讓隊裏給你們記工，開個大會，我出面講講。老蔡，你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各隊的下鄉知識青年，都到公社來開會。就這吧！」知青們七嘴八舌一陣，散去了。
他見我還沒走，就問：「你還有啥事？」我把通知書、戶口遷移證等拿出來，說了我的情況。蔡幹事馬上答覆：「你這算下鄉還是回鄉，我們要請示縣裏。」我還沒拿定主意是否申辯一下，張書記開口了：「還請示個熊呀？他爹又不是社員，家又不在這，回原籍不算下鄉算啥？不給人家安置費他吃啥？就按下鄉辦，回頭跟縣裏報一下指標不就完了？」轉過身對我說：「你到民政室把戶口遷移辦了，再到這來找小蔡，辦手續領安置費，然後去糧管所領糧本。去吧。」沒想到這事竟如此順利，心情頓時開朗了許多。
回到村里，跟隊長一說，隊長說「你虧着遇見張書記，不然至少得跑幾趟。這下俺隊裏化肥錢不落空了。俺明天叫人把隊屋整一間出來，隊裏派人給支鍋、再支張床給你住，得幾天工夫。沒辦法，你只好先住你三老子那。苦一點吧，不是你爹當年寄糧票寄錢來，他也早餓死個逑了，那時他都睡地鋪了。現在該對你好一些。」
第二天，在公社的會議室里，幾十名知青擠得滿滿的。還有一些根本就沒進來，趕集去了。老蔡主持，武裝部張部長、公社李副書記先說了一通「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道理，接着宣佈給各知青點一些春荒糧指標，自己找錢去買。最後是張書記講話。他開門見山：「俺不會說多少大道理，跟你們這些個大學生比，只能算文盲。俺們說些實在的。剛才李書記他們說了不少知識青年跟生產隊、大隊的矛盾，有的還打架了。在這我要批評你們，你們跟大隊生產隊幹部吵啥？他們說是幹部，其實不還是老社員哩。一無糧本，二無工資，都是些拿工分的，啥時候不當了，還不是回家。你們都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按理說，覺悟應當比他們高，你們說說，要是隊裏有糧食，不給你們吃飽，那是隊裏的不是。可現在你們都看得見，社員標準一天只有七大兩！一多半生產隊能達到，其他的還達不到。咋辦？俺們原先考慮到這個問題，盡力把你們安排在好一點的生產隊。是不是？沒有一個知青安排在窮隊的。你們自己肯定知道，隊裏的社員吃些啥。有困難可以反映，我們解決不了的，我們再向上級反映，儘量讓你們吃飽，鬧啥子，解決不了問題嘛！」
有一位知青站起來：「張書記，你剛才說我們的覺悟比老社員高。請問，既然如此還要我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怎麼接受？」張書記接着說下去：「你在抓我的辮子。這沒啥，毛主席說了：『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他們覺悟那麼高，毛主席說這話幹啥？讓你們來，幹活干不好，身體又吃不住，吃苦又吃不了。讓你們來幹啥？說白了，國家有困難，政府養不活你們，讓俺們來養。俺們也不願意養！你們一汽車一汽車地來，我希望你們一汽車一汽車地走！一個都別留下。我們並不歡迎你們，只是毛主席說了：『在農村工作的同志要歡迎他們』，俺沒辦法，只好歡迎。我說了，信不信由你們，國家松活了，你們都得走，回你們老家去，回到城裏去。到那時，俺歡送，真心真意地歡送。」
這時會場裏竟然響起了掌聲，而且越來越響。知青們其實很喜歡說實話的人。從那以後，張書記挺受知青的歡迎。我後來聽說，以前他曾經到一個青年點去，表現一下領導關懷。沒想到那個大隊書記進門就喊：「快站起來，張書記來看大夥來了。」一位高幹子弟問：「哪裏的張書記？」大隊書記說：「俺們公社黨委書記。」那位仁兄躺在床上：「哦，我爹的警衛員還比他官大哩。」翻過身去，把個屁股衝着門口。張書記下不了台，只好把大隊書記給熊了一頓。又接着，我知道張書記是老幹部。他在抗日戰爭結束、解放戰爭還沒開始時就參加了革命，在解放區搞地方農村工作。硬是學不進文化，也就上不去。「四清」時任縣裏的工業局長，說了句錯話：「俺是個文盲，只會寫九個字：毛主席、共產黨、張永昌。」結果被人揭發說他把自己和毛主席、共產黨擺在一起，有野心。好在他的老上級、老戰友都是地委一級幹部，知道他的為人放了他一馬，就下到公社當書記，68年初調到我們公社來了。但他的工資拿98塊，比縣委書記還高。多少有點有恃無恐，並不怕什麼。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秋天。那一天，大隊書記找到我，說公社張書記讓去一趟。到公社一看，有一部軍吉普停在公社，我知道大事不好。進了辦公室，兩名軍官正和張書記說什麼，見我來，張書記開口道：「根據上級指示，你原來在的地方需要你回去協助搞清楚一些問題。你要實事求是，有啥是啥，爭取快一些了結。」兩名軍官也說了些類似的話。就在上汽車前，張書記送兩位軍官出門，居然過來跟我握手：「沒啥，貧下中農的後代嘛，又是紅衛兵小將，犯點錯，改了就是了。快點回來，我們還歡迎你。」我當時就很感動，可也感到他似乎話中有話，我猜不出來。
這一去就是四年，雖沒有挨打，但折磨得也不輕。一個人關在黑房子裏，一連13個月我沒見過太陽。從黑房子裏出來，我的身體很弱。長期低燒，找不出原因。伊紅球細胞高出正常值幾十倍。撒尿必須扶着牆，不然就尿不出。還有就是，在黑房子裏是尿在一個痰盂里的，我發現，只要那尿涼了，就會漂浮着豬油一樣的凝塊。也查不出原因。走起路來，別人說，風一吹就倒。而且，聽父親說，老家的知青早都走完了。他着實不想讓我再回鄉下，去求專案組給安排工作，專案組告知，讓他下鄉已經算便宜他了，還想得寸進尺，這絕對是白日做夢。父親只得死了這份心。
未己，專案組限定回鄉下的前一天，我忽然又得了脈管炎。左腿從股溝處到大腳趾，一條像紅珊瑚般的線，彎彎曲曲有枝有杈，每天變一個走向。這條腿碰到任何東西都會疼痛鑽心，根本不能走路。醫院的外科主任是父親的老朋友，他給找了省級權威專家會診，用了日本出的紅黴素都沒法解決。醫院甚至說要鋸掉這條腿，否則將有可能轉化成敗血症，那就會有生命危險。專案組派人了解到這些情況，也就不來催我下鄉了。
但我堅決不同意鋸腿，政治生命已經完了，再搞成殘疾，寧可死了。反正我的同學中，文革中武鬥已經死了九個，另一位同學參軍後排啞炮犧牲了，還有一位才子插隊時上山砍柴失足墜山而死。我到他們那兒去也不孤單。但我父母親卻急壞了，四出尋醫。有一天母親用自行車馱着我到了一位民間草醫那兒，這位老太婆從床底下弄出幾個罐子，把調製好的幾味藥膏攪合了一下，塗在一片傷濕止痛膏中間，然後貼在我的股溝處。交代要等它自己掉下來才能去掉，並開了三副煎藥。真沒想到，回家後，第二天一早就不疼了。第三天那「紅珊瑚」都消失了。等這片藥膏脫落，我已經行走如常，沒一點事了。醫院的陳主任還專門去找那位草醫，老太婆閉口不談。陳主任對我說，還是住進醫院，反正醫藥費都是專案組負責的，把身體徹底檢查一下，什麼病都治好再說。我又回了醫院。
有這次經歷，我父親決心把我留下，找了不少關係，都沒用。他忽然想到：讓老家方面拒絕接收我回去。於是給大隊書記寫了一封信。沒多久，大隊書記回信了，寄了一張公社的公函，大意是說：本公社知識青年全部已招工，所有知青機構都已撤消，因此無法接收我，讓本地另行安排。大隊書記的信說，他去找了公社張書記，張書記積極支持，主動說必須以組織的名義，發公函。否則沒用。還說，給我們這份是徵求意見的，儘快修改後寄回去，並提供專案組地址，由公社直接寄掛號信。我父親連夜修改了那份文件，第二天寄給公社張書記親收，還給他寫了一封感激不盡的信。
一切伎倆都落空了。專案組收到了那份公函，復函稱：此人戶口在河南，這次來只是協助黨組織完成政治任務。現已結束，本地不能安排任何外地戶口的人員指標，必須回原地安排。如貴地有難處，請向河南省政府請示，由河南省政府向本省政府聯絡。更沒想到的是，這一折騰，專案組馬上行動，先是通知醫院立即讓我出院，否則不承擔任何費用。接着派出所天天晚上來查戶口，勒令我儘快離開，否則將按照盲流人員處置。就連我父母的單位、住地居委會也沒閒着。這幾天，我親身體驗了政權的強大力量。只好乖乖地隨着兩名專案組人員回老家去了。
回到公社，張書記外出沒在家。公社的人見我，也還親熱。我和專案組的兩位住在公社惟一一間招待室里。他們找公社幹部，誰也管不了，只能等張書記。過了三天，張書記回來了。卻沒時間，說要傳達「批林批孔」的重要精神，還有雙搶的許多事，等幾天再說。於是每天都由專案組出錢吃飯。公社食堂的老何悄悄告訴我，別理他，好好補補，看你已經成什麼樣子了，原來多精神。讓他們出錢供養你一陣再說。一天我聽見這兩個的談話，說要去打電話請示。原來張書記已經見了他們，要求專案組向他們那邊要錢，因為所有的知青點都撤了，現在必須按照知青安置另外拿錢，蓋房子、一年的生活費，另外現在正雙搶，沒法蓋房，得等20天以後才能張羅。我在公社招待室住兩個月的住宿、伙食費。否則他不接有關材料。
但那時政治運動是不計成本的。他們打過電話以後，款就匯過來了。聽公社財政助理老張告訴我，那邊連一分錢也沒少，總數一千多塊。老張說：「乖乖，看來你還是個人物哩，要不，你們那都不還價。跟你來的那個姓王的說，要不是周總理保了你一句，早就槍斃了。要是真斃了也就沒這麼多麻煩。媽的，他們怪恨你哩。」
這天黃昏，專案組的人次日一早就要走，於是在公社小院裏，張書記、專案組兩位和我，坐在室外水泥的圓台旁，辦理交接。張書記說，讓你們等了這麼久，也沒辦法。俺們這窮，不象你們要啥有啥。不解決好，大隊安排不下去，公社也難辦。現在都了了，看你們還有啥要交代的。王副組長把一個大信封，脹鼓鼓的，交給張書記。張書記說，這個我不能接，明天一早，我叫管檔案的同志來簽收。王組長希望馬上簽收，因為明天一早班車是六點的，恐怕來不及。張書記就叫來一個公社幹部，讓他帶着去辦交接手續。另一位便拿着這玩藝跟他走了。圓台邊只剩我們三個。
張書記笑眯眯地問王副組長「你們給他個啥結論？」王回答：「基本上維持原來的。『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團籍。』還有，帽子拿在群眾手裏，如果不行，就可以戴上，作為敵我矛盾。」張書記說：「這倒是個新鮮說法。咋叫不行？啥時候戴哩？」王副組長來勁了：「這個傢伙很反動。他寫的文章已經被康生同志定了性，是反革命文章，68年就在全國批判。這次回去，表現很不好，堅持反動立場。你們隨時都可以把帽子給他戴上，比方說，現在就可以戴！」張書記的笑容沒有了，看着姓王的，一拍台面，聲調卻並不高：「我說王同志，你這是說的啥話！現在就可以戴。你們為啥不給他戴上，讓我們來戴？你這不是借刀殺人麼？他是俺們貧下中農的後代，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犯了錯誤，改了就好嘛！你不是告訴我，說周總理說他是中學生，是認識問題。你這不是跟周總理唱對台戲嗎？你們那邊組織上沒叫你這樣說吧？一點政策水平都沒有，我們黨好些事就是叫你這樣的同志搞糟的！行了，到此結束。」姓王的還想解釋，張書記打斷他：「不用談了。從現在起，他就不歸你們管了，你已經交差，走吧！」卻把我給留下了。
張書記把辦公室鎖好，對我說：「今晚我請你吃飯，咱喝兩盅。」
到了公社小飯廳，桌子上已經擺好了碗筷。一會，老何端上來三菜一湯，還上了大半瓶洋河大麯。說道「張書記是好人吶。起68年到俺們公社，上上下下都夸哩。你回來是回對了。」張書記說：「你別給我戴啥高帽子。戴了，我也不會照顧你。」然後斟了酒，說：「上次他們把你弄回去，我才知道你。後來你們大隊書記來辦不接收你的證明，先聲明，不是為了幫你，我是確實不想接收。只是他們找到縣裏，縣裏叫我必須接收，所以你還回來了。你不要以為是為你才這樣，不是這回事。前幾天我到縣裏，查了你們那兒69年轉過來的材料。所以今天請你吃餐飯，跟你聊聊。你還不簡單吶，年紀輕輕的，弄出那麼大的響動。說說看，你咋就能想起來給你的狗起個名字叫『黃永勝』的？那會人家可是總參謀長那！」於是邊吃邊聊。他又問：「那會還是68年，你咋就能說：『別看林彪搖語錄本呼口號那麼凶，將來叛變可能就是第一個。』說說看，你根據啥說這句話？」我告訴他，那時沒有什麼根據，只是看不慣他那些過頭話。隨便說說，沒想到被揭發了。他說：「年輕人敢想敢說，可也容易栽跟頭。看看你，江青、康生、張春橋，哪一個你沒罵，連毛主席你都敢說什麼『到了斯大林晚期』。那個王同志說的不假，沒有周總理保你那句話，槍斃你是完全可能的。現在林彪垮台了，可別的還在，不能說你就是對的。得改改。」扯了一陣以後，他很認真地說：「今天算是了解你，但你必須面對現實。什麼招工了，都別想了。先在公社住一陣，你們大隊書記找過我，說了你家祖祖輩輩都是貧下中農，本質還是好的嘛。可以給公社廣播站幫幫忙，你不是會無線電麼？給小崔傳授一些技術，農村很需要你們這樣有知識的人的。錯誤還是要改，改了就好。當一輩子農民也不是不可以的嘛，紮根農村，還是可以做一番事業的。身體要注意，那是革命的本錢。我看你現在不咋樣，調養一陣，我幫你跟他們要了兩個月的生活費，就住在公社接待室。另外還有一年的補助費，還給你那個生產隊要了幾百塊蓋屋的錢。反正鐵路局有的是錢，多鬧幾個以後少些麻煩。你住一陣，然後再回生產隊。」說完站起來，握握手，走了。
此後，雖然住在公社，也常見到張書記，只是打個招呼而已。然後回了生產隊。大隊書記對我說，張書記給他打了招呼，叫大隊儘量不要給我安排重活，身體太差了，把身體養好些再說。於是大隊那些寫寫畫畫、修理鐘錶擴音機之類的活，都歸我干。基本上就沒有見過張書記了。
1977年恢復高考，這是我所希望的。因為我一直自學，已經完成了如樊映川的《高等數學》，清華大學的《電晶體電路》，北京鐵道學院的《電工學原理》等課程的學習，又有老高三的底子，該不成問題。可是政審卻沒辦法。又只得去找張書記，他表現出一副左右為難的樣子，答應請示縣裏再答覆。縣裏的答覆很簡單：回原來給我做結論的地方辦。於是我知道沒戲了。這時原來插隊在我們公社的幾位朋友叫我去幫助複習，我即去了信陽。他們後來都考上了大學，這使我感到欣慰。1978年依然沒過政審關。原來想再找一下張書記，但他已經調到地區任局長，接着離休。原來是照顧性調動。
仔細想想，假如那時沒有他的同情和照顧，我會怎樣呢？至少沒那麼多時間自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