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90年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發言。其後右為戈爾巴喬夫，後左為葉利欽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這是世界當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已發生整整30年。
蘇聯解體時，臭名昭著的情報機構克格勃也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一幕。
1991年8月24日夜，一台莫斯科市政府派出的大吊車來到盧比揚卡的克格勃大樓前，在圍觀人群一片歡呼聲中，用套索吊住捷爾任斯基塑像的脖子，將其從底座上吊起，拖到美術館附近的空地上。
安坐信息之網的蜘蛛
對於這一幕，無論是超級大國和超級大黨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還是克格勃掌門人的克留奇科夫，都是此前做夢也想不到的。
克留奇科夫是屬於戈爾巴喬夫的「紅人」。
克留奇科夫是第一個從克格勃第一總局（對外情報總局）局長的位置被提拔為克格勃主席的，而提拔他的正是戈爾巴喬夫。
在之前的1987年12月，戈爾巴喬夫第一次華盛頓之行時竟帶上了克留奇科夫——而第一總局領導此前還從未有過陪同蘇聯首腦一起訪問西方國家的殊榮。
更重要的是，Z書記相當依賴克格勃首腦提供的情報，事實上，克格勃可以決定Z書記能看到哪些信息，不能看到哪些。
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走馬上任時，接手的是世界最大的特殊機構。
這一機構擁有近50萬工作人員，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20餘萬克格勃邊防軍）、掌握了黨和政府的通訊（6萬通訊部隊）、掌管了蘇聯領導層的保衛、休憩、日常消費，並負責運行戰時指揮場所，既是蘇聯對外搜集情報、對敵國進行顛覆破壞的手臂，也是監視國內一切不穩定因素的眼睛。
它一年有35億盧布的預算，而且開支不受任何外部監督。
在它之上，只有政治局和Z書記，而當政治局隨着戈爾巴喬夫主導改革的深入，越來越被架空之時，它就更是一人之下了。與其說它是一個機構，不如說它是一個國中之國。
比起蘇聯軍方、外交部、軍工複合體等獨霸一方的勢力，克格勃擁有一個它們都沒有的獨門優勢——信息。
儘管沒有明確法律規定，但克格勃實際上可以以「革命」和國家安全的名義，對國內一切人、一切機構進行竊聽和監視，並可以伸出觸角，從世界各處的茅屋和官邸搜集情報。
因此，克格勃首腦就仿佛是一隻安坐巨網中央的蜘蛛，這一權力看似不顯山露水，實際上是驚人的。比如，當外交部長葛羅米柯與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視各自的部門為禁臠，並對他人的領域一無所知時，克格勃首腦安德羅波夫卻可以憑藉掌管信息管道的優勢，對國防和外交都有發言權。
很多人並不知道，戈爾巴喬夫一直將克格勃視為他改革的支柱。
1986年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戈爾巴喬夫在就改革方案做報告時，特別提及：「在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破壞活動日益增長的情況下，國家安全機關所擔負的責任也日益重大了。它們在黨的領導下，嚴格遵守蘇聯的法律，正在做大量工作，揭穿敵人的陰謀，制止種種破壞活動，保衛我們祖國神聖的邊界。」
戈爾巴喬夫受克格勃的影響很深，特別重要的文件克留奇科夫總是親自給戈爾巴喬夫送來。有時是親自把密信封好給戈爾巴喬夫送來，很少假手秘書。
克格勃，全稱「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克格勃的「新面貌」
當「新思維」「改革」「公開性」等名詞響徹東歐之時，克留奇科夫也做出了一些改變以適應新形勢，比如在克格勃歷史上首次在自己辦公室接見美國大使、增加在新聞媒體的曝光率、拍攝對外宣傳電影等。
不過，用克格勃的行話說，克留奇科夫這位安德羅波夫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一手栽培的人物，骨子裏始終是一個「契卡分子」，即始終抱着你死我活的鬥爭觀念在看待世界。
比如，安德羅波夫在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就一直堅信，美國里根當局即將對蘇聯發起全面核襲擊，並將搜集該方面情報列為最優先事項，舉行了代號為「瑞安」（即俄語「核導彈襲擊」首字母的縮寫）的全球性行動。
這一方面反映了蘇聯此時對美國決策層已缺乏滲透，拿不到高質量決策情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蘇聯的情報工作越來越陷入陰謀論的老路，現實感越來越差。
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就毫不客氣地將莫斯科對里根政策的解釋描述為「偏執狂式的」。
安德羅波夫去世後，隨着國際局勢的緩和，以及英美當局向蘇聯暗示並不存在核打擊的打算，這一預測更顯得異想天開，但克留奇科夫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都始終醉心於「瑞安」行動，他曾抱怨說：「和從前一樣，我們的確缺乏關於新型武器及其運載工具方面的秘密情報。」
1990年12月，克留奇科夫指責西方在出口給蘇聯的糧食中做手腳，「提供不衛生、甚至是被污染了的穀物和帶有超過平均放射指數或有害物質的產品」。這又被證明是無稽之談。
對蘇聯興起學習現代管理方式熱，克留奇科夫也十分警覺，他馬上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制定了個別地培訓代理人的計劃，最重要方面之一是教給他們在國民經濟領導崗位的管理辦法。
克留奇科夫對國內改革派恨得咬牙切齒，他眼中最大的叛徒就是戈爾巴喬夫的文膽、曾長期擔任蘇聯駐加拿大大使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他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向戈爾巴喬夫匯報說，此人在三十多年前參加與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的學生交流活動時，就被美國發展為間諜了。
戈爾巴喬夫自然沒有相信這一鬼話，對他人笑稱原來雅科夫列夫還有一條「哥倫比亞的尾巴」，但克留奇科夫繼續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攻擊雅科夫列夫是外國間諜，以至於後來機關內的工作人員都在竊笑。
巨獸的垂死一搏
當克留奇科夫深獲倚重之時，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其實已經是建立在危險的流沙之上。
克留奇科夫從自己的立場和愛憎出發，利用對情報的壟斷，大大縮小了上層的視野，使他們不能了解各種不同的觀點——他甚至並不需要造假，只需通過對情報原材料進行取捨和組合，即「告訴部分真相」，就能如提線木偶一般操縱情報消費者的判斷。
比如，在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已經如火如荼之時，克格勃不斷向戈爾巴喬夫送去這三個加盟共和國的人民反對獨立的情報。但卻不提這些反對者都是蘇聯官方組織起來的，參加的人都是共產黨員和講俄語的那一部分居民，但數量更多得多的人民支持獨立的大量材料，卻故意避而不提。
克留奇科夫之所以能這樣上下其手，還與蘇聯的情報利用體制中的痼疾有關。
美國中央情報局非常重視「地方性知識」，鼓勵一線人員在上報時，對情報大膽進行初步解讀，從而充分利用一線人員的判斷力，減少信息在向上流動時的損耗。而此時的克格勃恰恰相反，不准下級妄加議論，只需上報原始材料供上級英明決策。
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黃金時代」相比，克格勃此時已經蛻變為一個官僚氣息非常濃厚的組織。一位負責政治情報的軍官承認：「為了取悅上級，我們弄虛作假，呈送假情報，並依照『把什麼都推到美國人的頭上就萬事大吉』的原則行事。那根本就不是什麼情報，而是自我欺騙！」
深層次的原因，則是蘇聯體制具有自殺性，三四十年代的「大特工」是成長於西方或者十月革命前的環境，對西方社會很熟悉，在被滲透對象中活動起來如魚得水；而蘇聯末期的克格勃特工成長於封閉體制，只能通過課本來認識外部世界。
而且和美國中情局不同，克格勃又實行嚴格的軍銜制，等級森嚴的官僚制進一步阻絕了上層不想聽到的信息，使上層對大勢更加閉目塞聽。
「幾乎沒經過整理加工的情報的洪流同時匯集到克格勃主席的辦公桌上，由他來挑選，什麼情報值得引起國家最高領導的注意。」末任克格勃主席巴卡京回憶，克格勃主席不得不隨時隨地、利用一切空餘時間批文件。這是因為「對情報的加工水平如此之低，情報的數量又如此之多，不採取這種方式，未必能應付得了。用這種辦法，用這種情報半成品，是不能做出高水平的政治決定的」。
1990年秋，在民主派計劃一次群眾遊行的前夕，克留奇科夫向戈爾巴喬夫報告，示威者計劃衝進克里姆林宮，用專門的鈎子和繩子登上克里姆林宮高高的城牆（須知圍牆高8-12米）。戈爾巴喬夫居然相信了這一類似於中世紀攻城戰的臆想，在遊行前調動了軍隊入城，最終也未能阻止遊行，反而嚴重影響了自己的聲望。
在蘇聯存續的最後歲月，隨着多年來蟄伏於蘇聯體制內的危機全面顯露，克留奇科夫一再要求戈爾巴喬夫實行緊急狀態，通過對社會恢復強力管制，來挽救蘇聯。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
而戈爾巴喬夫遲遲不願動手，使克留奇科夫覺得他「軟弱」——在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術語中，這是一個對領導人物的致命評價。加上西方傳來的情報顯示，戈爾巴喬夫在西方的威望正在逐步降低，更使克留奇科夫覺得「彼可取而代之」。
1990年12月8日，克留奇科夫在盧比揚卡的辦公室召見了其心腹，命令他們準備一個關於宣佈緊急狀態時，為保持國家「穩定」需要採取措施的報告。
1991年7月23日，戈爾巴喬夫同意了新的聯盟條約，將中央政府的許多權力下放到各個共和國，並計劃在克里米亞度假回來以後，在8月20日簽署該聯盟條約。
葉利欽和哈薩克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都警告過戈爾巴喬夫，說克留奇科夫、亞佐夫、亞納耶夫、帕夫洛夫等保守派高官都是不可靠的。戈爾巴喬夫答應簽訂聯盟條約後撤換其中幾個人。葉利欽還對戈爾巴喬夫表示，擔心有人會對他們的談話進行竊聽。
這一估計很準確，他們會談的那間房間確實已經被克留奇科夫下令安裝了竊聽器——早在數月前，戈爾巴喬夫這位蘇聯總統，就成了克格勃的「第110號目標」，被克留奇科夫下令嚴密監視。
克格勃這一巨獸實際上被賦予了以鎮壓「反革命」為名，任意行事的權力，而誰是「反革命」又可以由其自己認定，因此這一權力根本不是尋常情報機關可以望其項背的；同時，它除了掌握高層要情通報渠道外，還壟斷了對官方通訊和從保衛部隊到大廚等一干高層「身邊人」的管理，因此一旦氣候允許，看似恭順的「僕人」可以封鎖甚至反噬自己的主人。
如後來「八一九事件」中，在福羅斯別墅度假的戈爾巴喬夫正是被克格勃輕易軟禁了起來。在雄主如斯大林的鐵腕和不斷清洗之下，這一局面尚未出現，但是當戈爾巴喬夫時代後期中央發出的信號開始出現混亂時，連一路在體制中謹小慎微爬上來的克留奇科夫，也忍不住認為自己的時機來到了。
8月初，戈爾巴喬夫剛離開莫斯科，克留奇科夫就與國防部長亞佐夫、內務部長普戈在具有豪華設施的克格勃療養院ABC大樓密謀，計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搶在聯盟條約簽訂前發動政變。
緊急狀態委員會命令印刷了30萬份逮捕證，並命令一家工廠提供25萬副手銬。克留奇科夫還將所有休假的克格勃人員召回，使他們處於待命狀態。監獄也騰出了兩座樓的囚室，準備收容重要囚犯。
最後的崩潰
「八一九事件」是以戈爾巴喬夫拒絕賦予政變者合法性、葉利欽大出風頭、政變者束手就擒的喜劇結果告終。密謀者計劃逮捕的7000名改革者無一人被捕，政變從發動到失敗僅過了4天時間。
亞佐夫後來對檢察官承認，他當時錯誤估計了形勢。他說：「您想想，克格勃部隊、克格勃本身，還有蘇軍部隊聯合在一起，還有誰可以打得過他們呢？」即以為只要坦克一出現在莫斯科街頭，就會出現類似於1981年波蘭雅魯澤爾斯基政權宣佈軍管後的肅殺局面。
克留奇科夫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但事實證明，這群徹頭徹尾由蘇維埃體制培養的灰色官僚既不了解手下，也不了解人民，更不了解政變。
緊急狀態委員會決心在8月20日凌晨3時派遣阿爾法小組等多支武裝力量攻打葉利欽所在的俄羅斯議會大廈——「白宮」，到了凌晨1點時，沒有一支部隊到達指定地點。
當總攻時間凌晨3時到來時，沒有發動任何進攻。無數軍官要麼是不情願，上頭不撥不動；要麼就是堅信上頭不是真想攻打白宮，還有的是一心阻撓該計劃。
克格勃第九局下屬的阿爾法小組本來是屬於克格勃主席指揮的特種部隊，連他們也拒絕執行命令。
因與克留奇科夫結怨而被解職的前克格勃將軍奧列格·卡盧金，在「八一九事件」當天，在自己所居住的克格勃高幹公寓巧遇一位女士。那位女士是另一位克格勃將軍的女兒，正推着嬰兒車從大廳經過。當她認出卡盧金時，頓時珠淚盈眶：「卡盧金先生，您無論如何得做點什麼！現在的局勢真是難以置信。他們想要喚回舊制度。做點什麼吧！」
卡盧金心裏湧起一陣暖意。如果連克格勃將軍的女兒都如此強烈地反對政變，那正是說明蘇聯人民是多麼反對回到過去，這正是希望所在。
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威廉·奧多姆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當中，沒有一個人具備足夠的個人力量和頭腦，以及監禁數十萬人、處決其中的很多人並迫使其餘的人勞動改造所需要的性格。」
克留奇科夫束手就擒，普戈自殺身亡。後者在留給家人的一張紙條上寫道：「原諒我吧！這完全是一個錯誤，我一輩子忠心耿耿。」亞佐夫在被帶到一輛囚車邊時對逮捕他的人說：「現在一切很清楚。我竟是這樣一個老白痴。我真正是活夠了。」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克留奇科夫
克留奇科夫和自己許多前任一樣，落到了被專政對象的境地，才體會到權利的重要性。
他在回憶錄中憤怒地抱怨：「（盤問時）沒有律師參與，這是對訴訟法律最粗暴的破壞。」「第一次受審完全是一種反常事件，它刺傷我的心靈，侮辱我的人格和尊嚴，簡直不把我當人看，破壞了習以為常的生活節奏，似乎有一種強大的壓力逼迫你彎腰屈服，使你陷入虛弱無力的狀態。」
克留奇科夫似乎忘記了，克格勃在根據他的指令，對蘇聯人民代表、蘇聯國家元首等社會活動家進行監視和竊聽時，不僅違反了現行法律，而且也違反了克格勃本身的工作條例。
被監聽對象不僅包括了鮑里斯·葉利欽、亞歷山大·魯茨科依等民主派，還有謝瓦爾德納澤、雅科夫列夫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政治家，甚至還包括了賴莎·戈爾巴喬娃的女理髮師或葉利欽的網球教練這樣完全和政治不沾邊的人物。
克留奇科夫還忠實貫徹了「懷疑一切」的領袖格言，對同為政變領導人的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等人也進行了竊聽，並要求將內容全部向他本人匯報。
「八一九事件」後，克格勃名聲掃地，在全蘇聯成為反動勢力的象徵。同時，由於東歐各國的「小克格勃」機構及人員紛紛遭到清算，蘇聯國內廢除克格勃的呼聲高漲，因此也就產生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1991年12月3日，最高蘇維埃通過了《關於改組國家安全機關》的法律，戈爾巴喬夫立即簽署。這項法律正式廢除了蘇聯克格勃，批准了在其基礎上建立跨共和國安全局和蘇聯中央情報局。
但是這些舉動已經趕不上實際形勢的發展，別洛韋日森林中，三位最重要的斯拉夫加盟共和國領導人決定另起爐灶之後，蘇聯的死亡已經是只待臨床醫生宣佈了——諷刺的是，克留奇科夫們的政變喜劇實際上大大催化了蘇聯的離心趨勢，連本來不大情願脫離聯盟的中亞加盟共和國都被克格勃無法無天的舉動，嚇得站到了獨立一邊。
作為鎮壓反革命的懲罰之劍，克格勃與蘇維埃國家的命運始終緊密交織在一起：在1917年幾乎同時誕生，又在1991年同一個月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且克格勃的故事遠沒有終結：直至今日，仍然可以感受到這個組織的幽靈在俄羅斯乃至世界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