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就是三個星期。高一時，爸爸媽媽曾安排我到工廠去勞動過一個月，裝收音機。簡單重複的勞動，讓我去了解工人的生活如何。所以，我很想到工廠去上班。
分配工作的時候，我爸不在上海，我媽也不管我們。我不想讓學校分配，因為我要離開同學，我也不想留在上海。我就自己打電話找人找關係，我打電話給王洪文，他把我安排在上海儀表廠。這個廠與三線有合作任務，當時他們在貴州有個分廠，工人培訓三年滿師後就要派到貴州去工作的。我想好，因為我真是不要留在上海。在這個廠里我工作了八年，一直到出事情。
問：你在工廠里工作，對外面轟轟烈烈的政治事件應該還是關注的吧?
答：當時大家都很關心國家大事，每天都有政治學習的。學徒是可以住廠里的，所以，我第一年是住在廠里，不回家的。
那時候爸爸經常在上海，我與他的接觸和交流也比較多。
他一般都是下午開始工作，到早上睡覺，中午起床。他的作息時間其實是跟着總理的，總理總是早上睡覺中午起床。而且我父親一直在報社工作，也習慣這種作息。毛主席就是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沒有規律，把別人也都搞得稀里糊塗的。
但對他們權力上的那些事情，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的。他文件放在那裏，我們也都不看的。當然，偶爾會看到大標題。我記憶比較深的是林彪事件。一開始，具體怎麼回事我們也不知道的。
後來回憶起來。我小妹妹在空四軍，她是被監視的。我在航天局的二十二所，參加三結合，從儀表廠借調過去的。和他們一起搞紅旗四號導彈的自動駕駛儀。參加科研活動，裏面是有軍代表的，就是空四軍的人，他找我談話，眼睛盯着我看，問我眼珠怎麼會是黃的。很滑稽，好像要掌握我的特徵。實際上是來認人，萬一出事情是要抓我的。
林彪出事後，我對爸爸說：「下次你們要有什麼事情，你得告訴我們一點，否則我們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我父親沒有說話。
問：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中國的政治版圖肯定是要有所改變的。你父親在後來的一封家信中說起他自己的身體情況時，談到他參加了三個老人的醫療組，是嗎?
答：對，周總理、毛主席的醫療組是我爸爸負責的，還有一個是不是康生的醫療組，我記不清楚了。他們的治療過程，我爸爸都是特別盡心盡力的。
問：那時候批總理是怎麼回事?
答：當我聽說1973年真的有批總理這件事時，也大吃一驚，我去問過我爸爸。他說，乒乓外交開啟了中美對話的大門，和美國人打交道了。基辛格來了之後好像要建立熱線，總理當時的處理方式引起毛主席的擔憂。毛主席說：「在打的時候要防左，在談的時候要防右。」意思就是說，打的時候不能打倒一切，而在談的時候，不能喪失警惕性，不能忘記「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說：「我黨歷史上這樣的教訓還少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就放棄自主權，一切聽蔣介石的，最終導致「四·一二」大屠殺，血流成河。第二次國共合作，毛主席到重慶談判，劉少奇主持工作，又提出「聽中央政府的」。毛主席說：「跟他(指總理)說了多少次了，他怎麼還犯這樣的錯誤呢？」
這是我父親後來對我這麼說的，是他對毛主席的認識和理解。
有人還告訴我，是我爸爸讓對總理的批評早點結束的，他說總理身體不好，讓總理回去休息。這件事竟然演變成1976年的「四五事件」，令人心痛。
問：後來「四五事件」是怎麼發展的呢?
答：「四五事件」後，我到北京去過一次，爸爸也給我看了許多別人寫的大字報等，當中有反對毛主席的，這點出乎意料，矛頭並不單單指向四人幫。跨越了，所以被毛抓住，反戈一擊。當時我們當然不知道是鄧在後面主導「四五」的，連我父親都不知道。我去北京時，毛主席已經講話了，整個事件已經翻過來了。
問：你爸爸後來做到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從政治仕途上，可以說是平步青雲，你不為他高興麼?
答：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員，然後是政治局常委，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輕鬆，一點都沒有愉悅開心。因為他成了眾矢之的，有什麼好開心的。他自己也沒有什麼開心的。二月逆流時，那些老帥都像罵孫子一樣罵他，誰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罵毛主席，就都來罵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個樣子。
1975年，毛主席一定要任命他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我對我爸爸說過：「毛主席硬要把總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交給你，就說明他對你的信任。你去做呀。」他說：「我去講話，誰聽啊？」
當然，毛主席任命他，他也不能不做。任命之後，他到軍隊裏去講話，他去做報告，他去找這個談，找那個談，但是沒有人照着他說的話做的。反而招人嫉恨，說他把手又伸到軍隊裏去了，有人就說要「斬斷魔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文革初期奪政治局委員的權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成了政治人物的時候，他應該已經感覺到了。毛主席與他們說的，你們奪權了，還一起拍了張照片。毛主席又一次強調要「不怕頭落地」等五不怕。
問：後來他是否也知道自己的處境蠻危險的?
答：爸爸也是蠻警惕的，例如他離開房間後再回來，杯子裏的水肯定是不喝的，要換掉。他肯定在防着什麼，但他沒有說過究竟在防誰。我覺得他應該是在防汪東興。
當然，許多事我也是後來在網上看到的，並不知道真假。九屆二中全會後，毛主席不願意換汪東興，說用慣他了。所以，事實也根本不是汪東興後來講的。我們同學後來問我：「誰的話最不可信？」我說肯定是汪東興，因為他燒了東西。現在我看到材料，說鄧穎超、汪東興燒材料，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但是毛主席讓他們燒的時候他們沒燒。後來燒，那不是銷毀證據麼。
我父親曾對我說：「你看，我這個保險柜里，都是空的。什麼文件來了，我看過，該我畫圈的，我畫圈，就拿走，我這裏什麼都不留的。」他是隨時隨地準備被抓起來的。我們還討論到怎麼抓，他說：「很簡單，開個會就行了。他們叫我去開會，我不能不去。」後來他們果然就是這麼操作的，所以我一點都不吃驚。
問：你還記得被捕前最後一次見到爸爸時的情況麼?
答：那是1976年夏天，我出差去北京，去看他，和他討論了一些問題。討論的問題包括工人階級隊伍的問題，還有中國以後會如何發展的問題。當時周恩來和朱德都已經去世了，毛也病重了。我們討論了很多，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還問他：「那麼你怎麼辦？」他說：「我怎麼辦，千刀萬剮呀。」我以為是他自己這麼說的，後來才知道是別人說要對他千刀萬剮，他是重複別人的話。他說：「再加一刀也無所謂的。毛主席本來就說過麼，共產黨員五不怕。」
「五不怕」是不怕離婚，不怕開除出黨，不怕掉腦袋，不怕坐牢，不怕罷官等等。他這麼說了，那我就追問他：「你千刀萬剮了，那我們怎麼辦?」
他說：「我也不知道。誰叫你是張春橋的女兒。」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局面太清楚了。所以，他後來被抓，我一點都不吃驚，也不緊張，反而是一顆吊着的心放下來了。我的感覺就是「來了，真的來了。」很奇怪的感覺，但知道我們也是沒有任何辦法的。
問：你們既然已經把話說到那個份上了，那次見面，是否有一種告別的感覺?
答：是有一點告別的感覺，但不是很明顯。他說要看發展，他說也許到年底就會有結果。沒想到十月份就有結果了。
抓了四人幫後，(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從北京回來，就要與他們這幾個人切割了。接着把我媽媽抓起來了。第二次康平路事件，許多人都涌到我家裏來了。沒有人管我們了，把我們給切割了。這一次家裏被徹底來了個翻箱倒櫃，一片狼藉，一塌糊塗。但是不知為什麼，他們在我的房間上貼了個封條，說是子女的房間，就封掉了。其他幾個房間幾乎被洗劫一空。
最有趣的，是許世友曾經送給我家一隻豹子，吃掉之後，皮處理過的，在箱子裏，後來這張金錢豹的皮沒有了。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被搜走？是不是許世友急於和我們劃清界限?後來楊成武在回憶錄中說，許世友告訴楊成武，他和張春橋的關係一直不好的。許在太行山中打了頭豹子送給楊成武，而只打了些野雞和兔子送給張春橋。
但事實是，1973年，許世友確實是打了兩頭豹子的，我爸和楊成武，一人一頭豹子。那時我爸還不在上海，警衛秘書都在，一個班子在興國路，許世友把豹子送來的，大師傅燒了一大桌。當時還請了警備區的幾個人來的，我媽不敢吃，但我們都吃了，吃起來像牛肉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