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文章由Darren Byler撰寫，於2019年5月1日在《Logic》雜誌上發表。中文版於一小撮(Yi Xiaocuo)翻譯。
在中國的西北邊陲，國家正以科技驅動着一種新形式的「恐怖資本主義」。
2017年，一個20多歲的維吾爾男士Alim正在去見他朋友的路上，他們約好去一家商場裏吃飯。這是中國西北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一座城市，Alim的家就在這裏。在商場入口過安檢時，他讓機器掃描了身份證上的照片，又把臉對準裝備了人臉識別軟件的安檢攝像頭。突然間，警報聲響起，保安允許他通過。但幾分鐘之內，附近「便民警務站」的警察就圍了上來，把他帶到了警局。在這片突厥穆斯林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這種快速響應的警務站成千上萬，幾乎每隔二三百米就有一個。
Alim的心在狂跳。幾周前，他從國外留學回來，一着陸他就被警察從飛機上帶走，理由是他被全國通緝。警察告訴他說他在國外是可疑的，屬於「不放心人員」。隨後警察進行了所謂的「體檢」，收集了他的各種生物識別數據，包括DNA、血型、指紋、聲紋和面部特徵。在新疆，幾乎所有的成年人都經歷了這些。（據中共官方媒體新華網報道，將近3600萬人通過這種「體檢」，提交了生物識別數據，遠遠超出該自治區2450萬常住居民的人數。）之後，他被帶到了看守所，像這樣的設施，也已遍佈新疆各地。
過去五年間，中國開展了以科技驅動的「反恐人民戰爭」，這些看守所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由習近平政權正式發起，這場「戰爭」最初的名義是回應維吾爾人的示威，以及針對安全部隊和漢族平民的襲擊。然而，示威的起因則是幾十年來，對於民族歧視、警察暴行、維吾爾人失去土地的憤怒和絕望。自那以後，中國政府根據其含混不清的反恐怖主義法規，開始將維吾爾人所有表達伊斯蘭教信仰的行為，都視作了宗教極端和民族分裂的跡象。如果被懷疑犯下了這樣的罪行，這樣的設施就是第一站。僅僅2017年，就有超過一百萬突厥穆斯林這樣遭到了拘禁。
在看守所里，Alim不能睡覺，吃飯，還會遭受長達幾小時的審問和辱罵。他在與我交談時說，「整個過程讓我極度虛弱，到最後我甚至在受到審問時歇斯底里地大笑。」其他被拘押者也透露，曾遭到痛苦的束縛、折磨、電擊，和長時間的單獨禁閉。在接受審訊之外的時間裏，Alim和其他二十幾個維吾爾男子被關在一個14平方米的牢房裏，有些看守所的牢房裏甚至關了六十多人。曾被拘押者說，他們只能輪流睡覺，因為沒有地方讓每個人都躺下。曾在看守所被拘押數月的維吾爾女士Mihirgul Tursun告訴我，「他們從來不關燈」。
在新疆各地的成千上萬個檢查站，維吾爾人都會被查手機，這些被拘押的人士往往就是因為他們手機上的社交媒體 app里被查出有宗教或政治內容。儘管從任何法律意義上說，這些內容並不構成真正的犯罪證據，但任何與伊斯蘭信仰有關的電子記錄，或者和任何犯過這種含糊「罪行」的人有牽連，都可能讓一個維吾爾人落入看守所。原因或許是其他被拘押者的手機或微信里有他們的聯繫方式；或許他們曾在微信朋友圈裏發送過穆斯林在祈禱的圖片；或許多年以前他們曾發送過或收到過公安部門認為是「意識形態病毒」的伊斯蘭教教導——也就是未經國家認證的，所謂的「野毛拉」的講道；又或許是他們的某個親戚移民到了土耳其或其他穆斯林為主體人口的國家，用國外的號碼加了他們的微信。僅僅是有個家人在國外，或是像 Alim一樣曾經出過國，也常常會遭到拘押。
不用社交媒體也會招致懷疑，還有試圖破壞SIM卡，或不帶手機。由於不知道如何避免被拘押，有些維吾爾人把舊手機埋在沙漠裏，有些人把舊的SIM卡裝在小袋子裏掛在樹梢，或把存有伊斯蘭教義的SD存儲卡包在餃子裏冷凍起來，期待有一天能讓它們重見天日。也有人放棄了任何保存伊斯蘭知識的希望，秘密地燒毀了數據卡。扔掉數碼設備已經不是辦法了，維吾爾人害怕這些設備會被警察們找回並追溯到主人的身份。公安部門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從每天幾百萬條的社交媒體內容中，掃描宗教圖片，據稱就連2017年前刪除的「違禁」內容都可以查出。
看守所里大多數維吾爾人的下一站不是長期徒刑，就是被無限期地關進不斷擴張的大型集中拘禁營里，中共官方稱其為「教育轉化」中心。這些集中營相當於有中級安全級別的監獄，有些配有強制勞動的工廠，它們的運營目的是訓導維吾爾人背棄伊斯蘭身份認同，接受中共官方世俗和經濟的原則。這些集中營里禁止使用維吾爾語，被拘押者必須學習漢語（中國主要人口漢族的語言），現在被稱為「國語」。目前只有極少數的被拘押者從這種「再教育」系統完全釋放。
Alim算是比較幸運的。兩周後他被放了出來，後來他得知是因為一個親戚幫了忙。直到他在商場裏被扣押的那一刻他才知道，他已經登上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的黑名單，這個區域數據平台使用人工智能來監控新疆各個城市裏的無數個檢查站。只要他進入任何當地派出所管轄區域裏的公共機構，比如醫院、銀行、公園和商場、經過其中各個檢查站，平台都會立即通知警察。系統已經給他建了檔案，並預測他是潛在的恐怖分子。
警察們告訴Alim，想避免被再次拘留，他就應該「在家呆着」。儘管從法律意義上他是自由的，但官方卻用他的生物信息和數字記錄將他畫地為牢。他說，「我在憤怒的同時也感到十分恐懼」。現在，這些數據成了幽靈，揮之不去地困擾着他。
無限的市場潛力
針對Alim和其他維吾爾人的監控和預測性歸納系統，是過去十年間中國新極權主義國安工業綜合體的一個產物。目前，數十家中國科技公司正在研發和推廣新產品來迎接新的「全球反恐戰爭」，這場戰爭首先在國內打響，而且側重於科技戰場。在這種新形勢之下，戰爭機器更關注人臉識別技術和人工智能，而不是無人機和海豹突擊隊。武器都是中國製造而非美國，所謂的恐怖分子不是「野蠻的」外國人，而是本國的、被視為威脅當權者，阻礙國家資本主義擴張的少數民族。
現代歷史上，針對受壓迫人群部署的管制系統，不論是北美的日裔集中營，還是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有色人種身份證，新技術的運用都至關重要。在中國，科技軍備明目繁多，觀察者已很難完全跟蹤記錄。新疆的監控網絡遍佈各處，從牆上的攝像頭，流動裝置里的晶片，到維吾爾人的面相特徵。配備了人臉掃描儀和生物識別的檢查站跟蹤着他們的一舉一動，淨網程序記錄着他們手機里的每一次點擊。
還有一些程序可以自動識別維吾爾人的聲紋、將維吾爾語語音轉換成文字並翻譯、掃描數字通訊記錄，尋找任何可疑的社會聯繫，標記伊斯蘭教的表述，識別對漢語不夠熱情的態度。深度學習系統可以實時從監控視頻中識別幾百萬張人臉，以此建立起可以用於鑑別可疑行為的數據庫，進而預測誰將會成為「危險」人員。這種由「計算機視覺」技術自動生成的預測，可以由數十種行為激發，比如穿着伊斯蘭教服飾，不參加愛國主義升旗儀式或升旗儀式有缺勤，等等。所有的系統都整合到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上，供該平台從它監控的維吾爾人的日常行為中學習特徵。
這種預測性算法號稱會通過識別恐怖威脅，讓新疆更加「安全」，但它抽取的生物識別和行為數據，來自每一個維吾爾人的肉體。這些安保和監控系統之所以如此強大（利潤想必也十分豐厚），是因為可以毫無限制地侵入維吾爾人的數字生活和日常行動。「反恐」的旗號給科技公司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空間來研發、實驗、改進這些程序。哈佛大學學者Shoshana Zuboff在她最近關於「監控資本主義」著作中指出，消費者一直在泄露寶貴的數據，之後被資本勢力捕獲，使他們能夠預測我們的偏好和未來行為，進而從中獲利。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個邏輯被推到了極致。對於中國的國安工業聯合體來說，維吾爾人生活的首要目的只是產生數據而已。
被高壓監控馴服之後，維吾爾人又作為勞工，輸送進了中國製造產業。官方說辭將反恐人民戰爭包裝成是一種「扶貧」措施。這就要求對邊緣化的穆斯林群體重新培訓，讓他們從政治上馴服，經濟上還要有生產力。中國政府執行這種社會秩序的方式是，修建起監獄和集中營，拘押這個國家十分之一以上的突厥穆斯林人口。集中營里直接配備有紡織業和其他產業的車間，集中營里的培訓直接與其銜接，被拘押者要無限期地在此勞動。中國政府把這種極低薪酬的工作稱為「實習培訓」。
對中國政府來說，對維吾爾人的高壓控制也是一個樣板，以便向全球的威權政府推銷中國的科技實力。全球包括美國、法國、以色列、菲律賓等二十多個國家的一百多個政府機關和企業，都會參加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舉辦的一年一度的中國–亞歐安防博覽會。由於烏魯木齊是面向穆斯林世界的戰略性口岸，這個展覽會成了整個東亞最有影響力的安防技術大會。
展覽會以及中國安防技術工業的主要精神，可以說就是穆斯林人口需要管理，並轉變為生產力。中國產業界認為，這是中國對全球安全未來的重要貢獻之一。新型安防工業的主要代表之一，立昂技術(Leon Technology)的發言人在2017年的博覽會上表示，全球60%的穆斯林主體國家都在中國的國際發展總計劃「一帶一路」之中，所以他們在新疆研發的人口控制技術「具備無限潛力」。
過去五年多以來，反恐人民戰爭已經讓立昂技術(Leon)、美亞柏科(Meiya Pico)、海康威視(Hikvision)、曠視科技(Face++)、商湯科技(Sensetime)和大華技術(Dahua)等眾多中國科技公司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增長。據估計，僅僅過去兩年，國家已經在新疆安防科技方面投資將近72億美元。在新疆首先試用的一些技術已經在一些威權國家找到了新客戶，比如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廣州的初創公司雲從科技(CloudWalk)收到了3.01億美元的國家撥款，2018年，該公司敲定了一項與津巴布韋姆南加古瓦(Mnangagwa)政府的戰略性合作計劃，建立一個國家級的「大型人臉識別項目」，來解決那裏的「社會安全問題」（雲從科技尚未透露這項計劃的總金額）。現在，津巴布韋的各個機場、鐵路、和車站的人流，已經開始靠人臉數據庫連同其他生物識別數據實行管理了。事實上，維吾爾人的家園已經成為了中國「恐怖資本主義」的孵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