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絕非危言聳聽或者是圈外人士的猜測之言。
早在今年3月份，就有知情人士向《華爾街日報》透露，中共政府對特斯拉汽車進行了安全評估，發現特斯拉車的攝像頭可以時刻記錄影像，並獲取用車時間、方式和地點等數據，以及與汽車同步的手機上聯繫人名單。北京方面擔心一些數據會被發回美國，因此已限制中共軍隊人員以及重點國企的員工使用特斯拉的電動車。另外，特斯拉汽車也被禁止駛入在敏感行業和國家機關工作的人員家屬所住的小區。
路透社今年5月報導說，北京和上海至少有兩個政府機構的官員收到主管的口頭指示，不要在辦公區內停放特斯拉汽車。彭博新聞社5月的報導也說，中國一些省政府要求政府機構檢查並報告屬下員工擁有特斯拉汽車的情況。中國氣象局通知員工不要購買特斯拉汽車，若已經購買者則必須將車子轉讓。
面對質疑，特斯拉在5月25日表示，將在中國建立一個數據中心，將中國境內出售汽車收集的所有用戶數據留在中國境內。
不過，今年5月份，中國三大門戶網站都轉載了觀察者網的一篇文章，其中，中國網絡安全和數據合規專家、律師李天航表示，即使特斯拉把數據中心留在中國，只不過是物理位置上留在中國，中國對於數據的跨境流通仍缺乏法律上的規範。
半個月後的6月中旬，中共人大通過了《數據安全法》，強化對中國境內開展的數據處理活動的監管，從9月1日開始實施。今年8月2日，中共人大又通過了《個人信息保護法》，並從11月1日起執行，進一步限制個人信息的跨境流動。
特斯拉不願交數據
今年10月下旬，特斯拉宣佈已經完成了中國數據中心的建設。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蘋果公司。中共《網絡安全法》於2017年6月起實施一個月後，蘋果宣佈投建iCloud數據中心。之後，蘋果將iCloud交給了一家中國國有大數據公司「雲上貴州」運營。
特斯拉建立數據中心後，外界都關心特斯拉是否會找一家中國國企合作。但是，特斯拉似乎沒打算將平台運營權交出去，開始招聘數據平台方面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準備自己經營。
廖仕明對大紀元表示，對於特斯拉來說，大數據和AI運算是它的核心優勢之一，特斯拉的自動駕駛等服務都靠大數據來進行運算和管理，如果把這部分放給中共政府，它的一個重要優勢就沒有了。
「北京當局下一步有可能要求特斯拉把數據控制和電動車製造、銷售分開。」廖仕明說，「比如成立另外一家合資公司，專門處理數據，由特斯拉和中共政府指定的企業進行所謂的共同管理。」
但是，特斯拉可能無意這種合作。
有分析認為，汽車收集數據和手機不同。手機收集的數據多涉及客戶信息，交給北京當局不會影響iPhone、iCloud的更新換代。但是汽車數據對汽車自身很重要。
對馬斯克來說，特斯拉並不是電動車，而是一套可以自動駕駛的人工智能系統。
特斯拉的自動駕駛功能，需要大量的數據來訓練模型。2017年，特斯拉在發佈自動輔助駕駛Autopilot更新的時候，曾請求車主授權該公司收集Autopilot攝像頭所拍攝的視頻。當時，大多數車主都允許特斯拉收集收據。
隨着Model3和Model Y被市場追捧以及全自動駕駛（FSD）的推廣，特斯拉獲得了海量的車主駕駛數據來訓練它的視覺神經網絡，從而能夠覆蓋更多場景，以及不斷完善算法，使其自動駕駛方案成為可能，這都是特斯拉獨有的優勢。
馬斯克自己就曾表示，自動駕駛功能對於不同場景的數據有很強的依賴性。目前全自動駕駛（FSD）在美國加州的使用效果最好，就是因為特斯拉當初研發階段採集的數據來自加州。現在，特斯拉要想更適合中國的路況和駕駛習慣，就離不開中國的數據。
另外一點，出於對客戶私隱的保護，特斯拉也不能將數據交給北京當局。事實上，馬斯克在今年3月回應特斯拉間諜疑雲時就表示，特斯拉有着嚴格保護商業機密的強烈動機。
北京嚴控大數據
在美中高科技領域激烈競爭的背景下，大數據已經被視為一種新的戰略資源。台灣經濟學家張清溪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是一定想要掌握大數據的，它對此很熱中，企業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被中共拿走數據，這是非常危險的。比如，很多國際的律師事務所都不會把數據留在中國。
不僅是特斯拉，對於北京當局來說，騰訊、抖音、阿里、百度等中國高科技公司，以及在華的蘋果等外國公司都掌握了巨大的中國用戶數據，這些數據必須掌握在當局自己手裏。
今年7月，中國網約車巨頭滴滴出行赴美上市遭到中共當局監管重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滴滴手中握有大量的數據，中共擔心滴滴會將這些數據提供給美國監管部門。
更早些時候中國財新網的消息說，今年4月底，中國監管部門約談了騰訊、京東、字節跳動、美團和滴滴等13家公司，要求其金融平台必須申請金融控股公司牌照，實際就是要將這些平台的支付數據納入監管。
去年11月，阿里螞蟻金服的IPO被北京當局緊急叫停。據《華爾街日報》今年6月的報導披露，螞蟻集團正與中國國有企業商議創建一家信用評分公司，將對螞蟻的專有消費者數據進行監管。
2018年6月底，阿里旗下的支付寶和騰訊旗下的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被中共央行收編。支付平台被切斷了與銀行的直連，其客戶數據納入網聯的監管。
根據華盛頓智庫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ITIF）在今年7月發佈的報告，全世界提出的38項數據本地化政策中，中國佔了29個，是對跨境數據流動限制最多的國家。報告說，中共等專制政府認為，對數據中心的訪問是實施監視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信息控制使極權政府能夠識別和威脅個人，影響私隱、數據保護和言論自由，從而實現政治壓迫。
廖仕明表示，近年來，美國對華為等中國高科技公司的限制，主要目標也是在限制其獲取外國數據的能力。隨着大數據、AI和未來科技競爭的關係日益被全球各國了解，一場有關未來的戰爭，正在從大數據展開。「相煎何太急？」馬斯克的感慨，或許概括出這樣一個全球新戰爭的信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