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昱嘉：我有很好的學位，我在基因工程和生物工程、醫學遺傳學（如合成生物）方面有很強的專業知識。我處理病毒，我做病毒工程，所以我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他（書評作者）談到了病毒跟病毒，以及猴子跟人類之間的比較。就像他說新冠病毒和它有96%的相似度的近親，然後說人類與黑猩猩的相似度高於96%。這是一個對人缺乏自尊的科學家才會做的比較。因為病毒的進化與黑猩猩、猴子等靈長類動物的進化大不相同。如果你看看黑猩猩和人類的分化，我們最後一個共同祖先是在六百萬年前，大約有六百萬年。如果你看這兩種病毒，都只有40年或幾十年時間。你無法將600萬年與40年進行比較。這不是科學。所以，我覺得當我看到這種情況時有點擔心，因為這意味着公共科學素養不是很好，我幾乎覺得如果這位評論者先諮詢一下科學家或許對他會有所幫助。
記者：你對他批評你用推特做平台發表論文有什麼看法？
曾昱嘉：他不是第一個問為什麼曾昱嘉如此頻繁使用推特的人。我的回答是，我們現在生活在21世紀，幾乎每個人都在使用推特進行交流並分享重要問題。也許如果我們在一百年前，我們仍然在寫信，或在報紙上發表意見。但今天，每個人都在推特上分享他們最重要的意見和想法。因此，批評生活在21世紀的人做這樣的事情是件奇怪的事情。
在過去一年半里，頂級專家一直拒絕調查新冠肺炎的起源。即使今天，也還沒有對新冠肺炎起源的調查。你能想像嗎？這是一場已經出現並感染了數億人、並殺死了數百萬人的流行病，沒有對該病毒來源的正式調查？所以想知道這種病毒從何而來的人——科學家、數據分析師、教師，以及所有互聯網偵探(cyber sleuths)，他們都有真正的工作，比方說，他們有的是銀行家。他們每個人都開始匯集他們在互聯網上能找到的儘可能多的信息，比如歸檔的新聞報道。同樣地，就像通過武漢吹哨人收集並呈現給世界的那些東西，就像他們必須儘快去抓取所有信息一樣。他們找了所有科學文獻，煞費苦心地閱讀了所有數據，並顯示了，例如，從2016年到2019年，我們不知道武漢病毒學研究所發現了什麼病毒，他們從不報告，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他們發現了哪些新病毒。但現在我們知道了，到2018年，他們報告了180種新的類似 SARS的病毒。我們沒有這些數據，我們不知道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的這180種新型SARS病毒是什麼。所以，互聯網偵探做了所有這些應該是真正的專家要做的工作。
記者：你們的書說：「在深入追蹤新冠病毒（Sars-CoV-2）起源問題後，你的生活已經永遠改變了。」你能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什麼是讓你生活發生永遠改變的最難忘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曾昱嘉：我不得不說最讓我興奮和緊張的時刻是2021年5月，我和世界上17位頂尖科學家簽署了一封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信。我們呼籲對自然和實驗室起源都進行調查。我們說這兩者都有合理性，我們需要專注於獲取更多信息，我們不應該猜測病毒是從哪裏來的，我們需要成為科學家，我們需要表現出跟武漢人民一樣的決心和勇氣，他們是第一批甚至獻出了生命來告訴我們有關這種病毒真相的醫生和記者。所以，我們說我們需要調查。
就在幾周內，美國白宮，拜登政府宣佈，他們要求情報界將他們擁有的所有信息匯總在一起並發佈一份報告。我們覺得作為科學家我們顯示了我們的價值，政府聽取了我們的意見。他們在情報界要進行一次調查。
我在思考過去近兩年的這段旅程，實驗室起源假說一直被描述為陰謀論，一年多來，人們給我起了各種各樣的名字，甚至其他科學家也點了我的名，並對我說，希望某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這確實非常艱難。但最終，最近半年裏，我想說已經有了一個徹底的轉變。現在很多頂尖科學家私下給我發電子郵件，說不要停止搜索，繼續做你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而我，我真的覺得這證明了自己的價值。
記者：你曾表示出書後會考慮改名，現在還這樣想嗎？
曾昱嘉：我可能不得不這樣做。老實說，我所處的情況非常怪異，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不過我知道我處於危險之中，就像我寫這本書，包含了很多會冒犯和威脅很多當權者的事實。我確信中國政府不會喜歡這本書。我的很多朋友和家人都告訴我要非常小心，他們幾乎要我停下來，他們說，為什麼要把自己置於現在這樣的危險之中，現在你無法在沒有危險的情況下去任何地方。所以，我正努力思考我應該如何保護自己。但我覺得做這項工作並盡我所能進行調查、寫一本書對我來說更為重要，這樣儘可能多的人可以自己讀這本書，讓他們了解這個病毒是從哪裏來的，我們現在需要做什麼才能找出它的源頭。
文件顯示武漢和其他地方合作進行危險的病毒研究
記者：回顧2021年發生的事情，你認為在溯源方面發生了哪些最重要的事件？你觀察到了哪些重要的轉折？
曾昱嘉：2021年第一個重大轉折是中國-世界衛生組織聯合研究。世界衛生組織招募了大約10名專家，其中一些人到中國、到武漢去考察。他們甚至沒有稱其為調查。事實上，他們說不要稱之為調查。這更像是一次友好的旅行。於是他們把國外的這些專家帶到武漢，帶他們看了看海鮮市場，又帶他們到武漢生物研究所呆了半天。他們在3月，實際上是2月，他們在新聞發佈會上告訴我們，他們認為這種病毒更有可能來自一些冷凍肉類，而不是來自實驗室。當全世界的科學家看到了這個最糟糕的訊息時，你等於告訴世界，這個大流行是從冷凍肉類開始的。這實際上是18位科學家在科學雜誌發表那封信的動力，因為我們看到了這種情況，我們不能讓這樣的災難發生，科學家們必須推動對新冠肺炎源頭進行調查。所以這是今年最早的轉折之一。
我認為五月發表在《科學》雜誌上的信也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我被告知它促使白宮要求情報界重新開啟記錄、將他們在新冠肺炎源頭上的所有信息都集中到一起。
另一個重要的轉折是，一篇論文在今年6月終於發表了，顯示了在大流行前，有少量野生動物在武漢出售。比如說，他們說武漢市每月大約有11隻果子狸，而武漢市大約有30或40隻貉子(raccoon dog)。但問題是為什麼這些數據會被延遲？為什麼我們沒有在2020年1月看到這些數據？為什麼我們要到2021年6月才看到？人們確實早就告訴我們還存在很多數據，我們需要索取這些數據，我們需要告訴期刊和科學家們，請現在就分享數據，不要再等五年或十年再分享你的數據。我認為最近所有這些泄漏的文件、或是根據《信息自由法》獲得的文件，表明了武漢和世界其它地方實際上正在合作進行相當多危險的病毒研究。因此，在我看來，現在這種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病毒從實驗室逃逸的可能性比它起源於天然野生動物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我看來這兩者至少是平等的，都需要繼續進行調查。我們不能再說，只要調查一個，不調查另一個了。
記者：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促使了這種轉折？
曾昱嘉：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很多科學家對世界衛生組織與中國聯合研究的結果做出了反應，他們看到了，他們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私下認為病毒可能來自實驗室，但他們在科學論文和新聞中看到說這是陰謀論，所以很多科學家只是不想說什麼，因為他們不想被稱為陰謀論者。但是當世界衛生組織作出這個可怕的結論時，他們決定公開說不，認為我們需要進行確實的調查，世衛組織這樣做是不可接受的。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動力。然後，一旦科學家站出來說了，其他人就開始覺得這樣說很合適了。
記者：你在推特上批評世衛組織新組織的研究新冠病毒源頭的小組。為什麼？
曾昱嘉：世界衛生組織意識到他們在與中國的聯合研究中表現不佳，因此他們想組建一個新的小組來為下一階段的研究提供建議。他們是有機會建立一個沒有利益衝突的全新專家組的，因為世衛組織與中國的聯合研究中最糟糕的部分之一就是，他們挑選了一個利益衝突幾乎最大的人，他們選擇了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 Alliance）的主席彼得·達薩克(Peter Daszak)，他是武漢正在進行的病毒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想像一下，讓他調查自己，說可能是我引起了大流行？那太瘋狂了。
坦率說，這只是世界衛生組織召集的國際研究中最令人震驚的事情之一。對他們來說，這個名為新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SAGO）的新團隊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們決定不這樣做。所以，當他們宣佈名單的時候，我們又看到了很多人，他們要麼是稱實驗室起源理論為陰謀論的人，要麼又有了經濟利益衝突的人。這些人在做跟生態健康聯盟合作的同類研究。這就像要他們去調查他們的朋友，就像讓他們去調查資助他們的人。即使直到今天，他們還在從那裏獲得資助。你要求他們去調查生態健康聯盟，說生態健康聯盟資助的工作可能導致了新冠病毒？所以，我認為，世界衛生組織真的是錯過了這個進行確實調查的機會。
「我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病毒從哪裏來」
記者：你對2022年新冠病毒溯源有什麼期望？看上去你並不是很樂觀。
曾昱嘉：我很樂觀，總有一天我們會找到答案，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幾乎所有事情都被記錄下來的世界裏。你有電話，你有互聯網，你有電子郵件，就像所有東西都以數字方式存檔在某個地方。因此，不可能完全抹去所有有關該病毒來自何處的認知痕跡。事實上，我相信至少有一些人掌握着病毒來自哪裏的證據。尤其是在中國，生活無法恢復正常，不知道中國境內哪裏出現了致命病毒，你不能在不知道另一種致命病毒何時出現的情況下，就在外面參加聚會和過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實際上非常有信心有人知道這種病毒是從哪裏來的。也許他們今天覺得告訴我們不安全，但也許再過5年、10年，或50年，最終會有人告訴我們。這是本世紀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可能被遺忘，不可能永遠只是個謎。所以對我來說，明年真正重要的是國際社會和科學界的領導人真的採取行動，顯示我們可以進行調查，我們可以盡最大努力並開始進行平行的調查。因此，不要依賴世界衛生組織，我們需要建立我們自己的真正的調查，在國際上聯合起來，找出這種病毒的根源。
記者：謝謝你！
(美國之音進行一系列採訪，反映有關美國政策和美中問題的負責任的討論和觀點。被採訪人所發表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