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我舅媽帶着孩子，從昆明搭乘最後一趟飛往香港的航班逃離了大陸。（合成圖片）
第一次見到二舅，是在首都機場的出關口。我們在這等從多倫多飛來的航班已經快一個鐘頭了，母親說：別不耐煩，我們都等了他40年了。這趟航班的旅客開始出往外走。母親指着一位腰板挺拔，精神抖擻的老先生對我們說：「快過去，他來了！旁邊推行李車的是你大毛姐。」
母親徑直走到她的二哥面前，他們相視了好幾秒鐘。只見二舅對着母親張開雙臂，母親竟然像個孩子似的撲進二舅的懷裏。母親的頭伏在二舅胸前，二舅雙臂摟着母親，他低頭親吻着母親的頭頂，兄妹倆在眾人面前，毫無顧忌的抱頭痛哭。我們一群小字輩兒也跟着眼圈泛紅了。
說實在的，我雖然接納了二舅給的100美金的禮包，但是也沒消去我對他的怨氣。因為在此之前，我們沒吃過他一塊糖，卻被他連累得多年不得安生。這位從未見過面的二舅，雖然在我們個人檔案里刻意被迴避了，從未填寫過他，但是一旦有人揭發舉報我們有這樣一個「海外關係」，我們將背負「隱瞞歷史」的政治污點，那這輩子可就毀了！眼前的這位二舅讓我們足足做了四十年的噩夢。
聽母親講過，在姥爺的六個孩子當中，二舅是最受器重的。他和大舅都曾就讀於當年北平著名的平民中學，就是後來的北京市重點中學男五中。兄弟倆不但要憑成績考進去，而且每學年要拿到前三名的好成績，領到獎學金才能繼續讀下去。因為姥爺做的小生意賺的那點錢，供不起孩子們都讀中學。
大舅因肺結核病18歲病死了。姥爺怕二舅也染上，拜託本家親戚帶他到溫暖濕潤的南方去求學。二舅在南京接受了高等教育，還專門進修過兩年英語。之後他在南京國民政府里謀得一職。
二舅回京探過親，見他腰間別着手槍，知道他在國民黨軍隊供職，聽說是校官。最後一次是他領着大女兒毛毛來見爺爺奶奶的。磕了頭，放了些銀元就匆匆走了。母親說，那是你姥爺這輩子最高興的時候了。
1949年後，二舅沒了音訊。他去了哪？在幹什麼？是死是活？北京各家都思念牽掛他。但在北京生活的姥爺卻被政府定性為「海外敵特」直系親屬，受管制。尼克遜訪華時，片警上門「關照」姥爺：這些天裏，你在家老老實實呆着，不許亂說亂動。那會兒姥爺有七八十歲了，跟片警說，我去附近的公園活動活動腰腿不行嗎？警察回話：那也得等尼克遜走了再說！
姥爺打發孫子把母親喊過去有話說：莫非你二哥還活着？要不政府怎麼還跟我沒完沒了的？母親沒攔他高興，哄他說：尼克遜這個美帝頭子都來了，您兒子不過是老蔣的蝦兵蟹將，等着吧，看有多大造化了。後來聽大表哥說，老爺子被軟禁在家那幾天裏，不但沒發脾氣，還哼了幾天小曲兒。母親說，還不是聽了我說的那幾句寬心話，讓老爺子覺得有盼頭了。
尼克遜走後，他的特使基辛格來來去去好幾趟了，也沒見警察給老爺子好臉兒看。直到二十年後，他朝思暮想的兒子才回來，那時候姥爺姥姥都已作古，他們沒能熬到這一天。
上個世紀，國共內戰期間，二舅被派往香港，負責從英國購買軍需。二舅說，去香港那幾年他經手的是些大宗生意，但從沒動過貪污揩油的念頭。國民黨當時腐敗成風，「但是我不想染指。國難當頭，於心不忍！」他說上司選派他來，除了他的專業技能外，大概也是看中了他不貪財好色。好色之徒會貪財，因為得花錢買色。
1949年底解放軍進軍西南，逼近昆明。二舅他們隨蔣介石飛台灣已經來不及了，接到的命令是，各自就近撤離大陸。去海外的航班要到香港登機，到了香港就有救了。當時一家人都居住在昆明，二舅經常在昆明和香港兩地間飛來飛去。轉眼間，飛往香港的機票用金條都買不到，紙幣早就毛得成了廢紙。
二舅滿處找機票的當口，在昆明機場遇到一位北京的小學同學，他說自己就在昆明機場工作。正是這位同學幫忙搞到了飛往香港的三個座位，但不是同一航班的。一個座位是晚上飛，另兩個座位是次日飛。舅媽肚裏懷着表哥，手上領着兩歲的小表姐，算一個座位先飛了。夫婦約定第二天在香港一位友人家裏聚齊。
舅媽的那趟航班起飛6小時後，解放軍攻進了昆明，機場關閉了，二舅次日的航班泡湯了。舅媽乘坐的那趟航班竟然是昆明機場在民國時期飛往香港的最後一趟航班。
二舅帶着倆女兒沒搭上航班，出逃無望，只能隨難民潮逃難。往大陸走，最近的只有外公家，他們是貴陽的戶人家，肯定是共產黨鬥爭的對象。明知他們那裏早晚也是凶多吉少，不少投奔的好去處，但是眼下沒有別的路可走。
二毛姐每次見到我，都提到父親領着她和大毛姐一起逃難的那段日子。當時她才四、五歲，大毛姐六、七歲。她能講出很多逃難路上的情景，可見那段經歷刻骨銘心。
二毛姐說，父親怕跑丟了孩子，就用繩子把她和大毛一左一右拴在自己胳膊上，身後背着一個盛着全部家當的箱子。二舅個子高，這副模樣很惹眼。一路上都有人勸他：你這樣逃難，目標大，太累贅，弄不好大人孩子都沒有活路。二舅說，扔下孩子我不干！死也死在一起吧。
他們住過大車店、馬棚、破廟、山洞、野外……。二舅說，一路上，我們身上的虱子滾成了蛋。
幾個月後爺仨終於到了外公家。外公見到這三個叫花子，悲喜交加。老人把家裏值錢的細軟都找出來交給了女婿，外婆連夜給他們絮棉衣棉被，把細軟藏在裏面。之後催他們快走，不可久留。外公勸女婿，先把孩子放下，隻身先走，等那邊安頓好了再回來接她們。二舅說，我清楚時局，怕是一時半會回不來了，還是帶上孩子一起走吧。
幸虧有了岳父給的首飾銀兩，買通了郵車，爺仨輾轉半年，終於到了香港。二舅說，他是花岳父的重金買了一條生路。
在香港找到二舅媽借宿的門廳前時，鄰居以為是三個乞丐來討要，放出狗咬他們。二舅用英文和放狗的人對話，才算叩開了大門。
二舅信基督，二舅媽拜觀音。表哥說，我媽生我的前一天做了一個清晰的夢。那是在古代的一座大宮殿裏，有四根高大的柱子，每根柱子上纏繞着青白兩色的龍。我媽想知道那是真的活龍還是雕畫的假龍，就上前去摸，被摸到的那條白龍張嘴咬住了她的胳膊，我媽被驚醒了，第二天我降生了。我媽說，你就是那條咬她胳膊的小白龍轉世。表哥說，他的名字應該叫白龍。
當時是走是留，飛不飛香港？舅媽說，眼看到預產期了，孩子出生了，就不走了。沒想到孩子遲遲不出世，倒很快有了三張珍貴的機票，搶在最後一趟航班安抵香港後，友人幫忙剛安頓下來，第二天兒子就降生了。這是觀音菩薩保佑啊。
表哥說當初他賴在娘肚子裏兩個星期不出來，就是為等時機，好讓一家人逃離大陸。大夥都笑他吹牛。
二舅說，你舅媽生不生都得走，留下來是死路一條，會被斬盡殺絕！我追隨國父，效忠中華民國，與共匪不共戴天！只有離開大陸才有生路。
八十年代，二舅一家通過官方、私下等多種渠道打聽過外公外婆的下落，都沒回音。按理說，貴陽市的一個名門望族，民國時期的「敵偽檔案」里總應該有些線索的。舅媽說：他們知道也不會說的，人肯定是被整死，要不財產怎麼到手啊？多少家買賣啊，貴陽的老人們都知道的呀。
在香港，靠二舅教書，一家人勉強度日。二舅信奉的「吉人自有天相」又一語成箴。有人介紹他去馬來西亞應聘教書。他能教英語、國語、數學，因此被馬來西亞政府聘用了，隨後舉家遷往馬來西亞。之後他升任中學校長。教員月薪二、三百塊，而二舅的月薪過千，另外還配給他一套帶有三個衛生間的大房子和轎車。在馬來西亞的那段日子，一家人衣食無憂，對大人孩子來說，都是一段願意回憶的快樂時光。
1956年，中共對東南亞的海外滲透到了印尼，挑動印尼共產黨游擊隊在相鄰的馬來西亞邊界上製造武裝摩擦，其主要目的是襲擊消滅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殘餘勢力」。中共的間諜特務追蹤到二舅這條「大魚」，已經置於他們的靶標上。表姐說，印尼過來的游擊隊，開着摩托，對着偵查好的目標投上幾顆手榴彈就跑，一戶戶人家慘遭殺害。我們一家都是恰好躲過了爆炸的那一刻。
在大陸的噩夢剛剛過去，二舅已經卸甲歸田了，剛有幾天好日子過，中共的槍彈越過國境又追殺到跟前。看來還得逃，要逃得離中共更遠，去民主建政更強大的文明國家，才有安全。
危難之際，「吉人自有天相」再次應驗。表哥的加拿大籍老師，說表哥是個聰明絕頂的孩子，建議去加拿大讀書深造，並提出願意為二舅一家人擔保移民加拿大。
就這樣，一家人遷往加拿大。二舅在一家電器公司應聘到工程師，邊學邊干，很快得到提升，待遇優厚，還在富人區買了大Hause。幾個孩子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加拿大安居樂業，包括第三代人博士就出了好幾位。
二千年初，我去加拿大看望二舅時，二舅媽已經去世了，牆上掛着她的照片。二舅說，當初還是國民黨要員某某給我們牽的紅線呢，要不我怎麼會和貴陽的一位千金小姐成婚呢。
2004年二舅要求住進老人公寓的申請得到政府機構批准。這種老人公寓是私辦公助，政府給補貼，屬於加拿大社會福利體系。在這裏，沒有足夠養老金交付的，也可以申請住進來，只是幾人合住一套房間。
2006年二毛姐把二舅從老人公寓接出來，說他還是要給你們「接風」，已經訂了桌。到了2009年他不便出行了，我去老年公寓看望他，開始他沒認出我，告辭時，他突然大聲喚了我的小名。
他獨住一套房間，窗明几淨。老爺子也乾乾淨淨的。一樓設有「祈禱堂」，供信教的老人隨時禱告。那天正趕上一個華人藝術團體在大廳里義務演出，連唱帶跳的，把在場的老人們看得開懷大笑。顯然，這裏比在家裏方便舒暢多了。
二舅坐在特製的輪椅里常打瞌睡。表姐表哥們們輪流每人每周至少一次去探望老爸，親手餵他吃喝，推他到外面的花園裏轉轉，曬曬太陽，聞聞花香，聽聽鳥鳴……
二舅這把年紀了，居然沒有什麼病，就是老了，像座快要停擺的老座鐘在走着。93歲，終於停擺了，他在睡夢中安詳地走了。我這位二舅，晚年雖然算不上「福如東海」，但也稱得上「壽比南山」了，可謂是大善終。
讓我說，二舅的福報，主要源於他大事不糊塗。關鍵時刻，他選擇了遠離中共，找到了真正能逃生的路。拯救了自己，也帶出了一大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