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在工地的照片，整天跟一些重型機械打交道。
我叫郭延斌（@加拿大老卡家），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瀋陽變壓器廠的一名國企員工，後來在日企當過中層管理，也自己創過業。差不多十年前，為了讓女兒接受更適合她的教育，我們一家三口舉家搬到了加拿大的艾伯塔省。
來到異國他鄉後，我從工程師變成了工人，不再像過去一樣下車間、坐辦公室，而是考取了重型機械證書，在戶外工地開翻斗车、推土機、挖掘機這類重型機械，干一些修路、搞建設的活兒。
相比以前的表面光鮮，我更喜歡體力活的簡單自在，如今我已經適應了在工地幹活，很享受當下的生活節奏。由於加拿大冬天比較漫長，我可以干半年歇半年，沒事和老婆孩子到處玩，有大量時間去干自己喜歡的事。
也許是命中注定，我和機械的緣分一直挺深。1967年，我出生在瀋陽三台子的一個軍工家庭，父母都是在軍工廠工作，他們就是負責製造軍用機械的。
我爸是名高級技術員，放在現在相當於教授級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大概只有四五十元，而我爸每月工資能有一百多元，我家條件還算不錯。那個時代書很稀缺，我爸卻能給我們買一套《十萬個為什麼》，還有許多小人書，這可以算是對我最早的啟蒙。
1975年，我（中間）和大姐二姐在天安門前的合影。
我二姐是學文科的，總喜歡舞文弄墨，在她的影向下，上初中後我看了不少雜書。小說、散文、詩歌，什麼都看，什麼都涉獵。
七八十年代正是各類文學創作復興的年代，北島、舒婷、顧誠的朦朧詩風靡一時，也出了一大批像餘華、莫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成為一種風潮，我也非常喜歡讀。我對文科挺感興趣，愛上政治課，愛看辯證法，像個文藝青年，但其實我是理工科的學生。
我們那個年代學習也不是很緊張，因為學生太多了，安排不過來，通常每個年級只需要上半天課，老師也不怎麼管我們，所以我有大量的課餘時間可以自由玩樂。我在學生科技組學做過航糢、船糢，是科技組的主力。我有很多愛好，畫畫、集郵、下棋，還學過二胡，反正都是不要錢的，雖然五音不全，還是在學校學了好久。
我們一家人在父親單位展覽館前的合影，身後是一排飛機。
1977年，國家試行恢復高考，各地開始抓教育，區分重點學校了，我上初中時正好趕上那輪改革。我學習雖不是那麼刻苦，但在男生裏面算學得不錯，基本上在班級前五徘徊。為了提高升學率搞好重點中學，學校組織年級開設「快班」，從每個班級抽出四五個人學習較好的，上午學完下午還要繼續學，很不幸，我被抽中了。
當時國家正大力發展重工業，大家喊的口號都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男生如果學了文科，感覺有點恥辱似的，總覺得只有學不好數理化的才去學文科，於是我也隨大流學了理科。
這是高中時我與父親的合影，父親是在我成長路上的啟蒙老師。
1985年，我參加高考，發揮得還不錯，但對於各類專業的認知比較糢糊，壓根不知道學什麼好，只能瞎報，最後我被東北工學院機械工藝與設備專業錄取了。
八十年代上大學還是挺難的，升學率很低，好不容易度過每天早起晚睡的高中，我一進大學就放鬆了。大家普遍都是很自由的狀態，在學生中甚至還流行60分萬歲的潮流，考試只求及格。我在大學也比較散漫，機械雖然是工科最基礎的專業，可學校的實踐機會不多，我在大學那幾年其實學得並不深。
上大學時，我（左一）與同學在東北工學院圖書館前的合影。
1989年，我大學畢業了，一畢業便被分配到瀋陽變壓器廠。那會兒電力系統趕上發展紅利，電視行業也進入大踏步往前邁的時代，瀋陽變壓器廠作為全國最大的變壓器廠，可以說是瀋陽最吃香的企業。
進廠意味着抱上了鐵飯碗，可以說一輩子都沒啥後顧之憂了。國家幹部最低24級，而我是大學生，一進廠就可以享受23級的國家幹部待遇。
我和妻子是在大學認識的，畢業後我們都進入國企成為工程師，1992年我們結婚。
大學生剛進廠需要實習大半年，下車間跟工人一起幹活。我特別喜歡跟工人在一起，因為我們之間沒什麼利害關係，工人們對大學生也都高看一眼，大家在一塊混得挺好的，我反倒和自己的領導相處不來。
我一個剛從城裏畢業的大學生，相對來說不那麼踏實，不那麼聽話，更不願意討好人伺候人。那個時候流行論資排輩，能說會道的、跟領導關係好的，將來肯定會發展得好一些。也許是我骨子裏的叛逆心理還在，大夥越愛幹的事我越是敬而遠之，不那麼聽領導的話，總有自己的小想法。
在瀋陽變壓器廠車間工作時，我（三排右二）和技術科同事的合影。
我整天吊兒郎當的，領導也沒法開除我，就不太願意帶我。我是個不安分的人，他不帶我，我自己跑去參加了廠里去日本研修的選拔，雖然沒被選上，但這事把我的癮勾出來了。一條路走不通，換條路不就行了麼？沒多久我自己聯繫上外面的一家機構，如願得到出國研修的名額。
1994年1月，我第一次出國來到日本，學了半年機械後又開始在廠里實習上班。我什麼都想學一學，什麼都想干一干，但後來發現，實際上還是很難學到真正核心的技術。我本想學好技術回去好掙大錢，既然學不到，那不如去打工。
九十年代中日的工資差距還是挺大的。我先是找到了一個日本溫泉，白天我在工廠工作，晚上十點半溫泉關門後，我就去清潔兩小時的浴室。除了溫泉，我還在外面的工廠、飯店打過工。每月可以掙十萬日元，相當於一萬人民幣！在來日本之前，我每月的工資不過兩百多元。
在日本的兩年，我變踏實了許多。原先我總是眼高手低，總想着這活兒啥時候能幹完呢？干著干著就干不下去了，人比較浮躁。但到了日本之後，我發現日本人都挺認真勤勞的。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久了，我漸漸明白：只要一個一個來，不着急不求快，實際上一天也能幹完。後來不管幹什麼活，我都一點一點認真干。
1994年，我（右一）在日本山梨電子工廠研修。
1995年10月，等我從日本回瀋陽的時候，已經攢下了二三十萬的打工錢。回來我就從瀋陽變壓廠器廠離職了，也可以說我是被開除的。那時我剛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回來後在工廠的工資太低了，心裏有落差，覺得繼續這麼幹沒什麼意思，整天賴在家裏不願意上班。因為這件事，我和家人朋友起了很大的爭執。
我這人非常犟，也能聽取別人意見，但一旦是我認定的事，就不會被任何人左右，只對自己負責。最後，因為曠工太久，我被開除了，成為同學們中最早一個離開國企的人。
1996年，大量日資、美資等外資企業開始湧入中國市場。因為在日本生活過一段時間，對日資企業更了解些，我在人才市場找到了一家生產汽車配件的日企技術員的崗位。入職時月薪八百，後來很快漲到了兩千，可能因為我本身比較活躍，幹了三個月就被提升為科長。這麼短時間內被提升，我真的完全沒想過。
在日企工作時，我還獲得過單位的桌球冠軍。
我從小家庭條件不錯，所以並不是很專注於升官發財，對權財的欲望不高。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進取心不夠。一般人當上科長後就應該努力當部長，之後再努力當廠長。我卻依然像以前一樣不會來事兒，其實也不是不會，而是不願意，總覺得自己身上有一種文藝青年的清高。
有次一個經理的女兒結婚，公司的人他誰也沒告訴，事實是誰都知道，我也知道，結果所有人都參加了婚禮，唯獨我沒去。我實際就是看不慣他，我的原則是你告訴一聲，我肯定會去的，你不告訴我那我就不去，不想這麼裝。這其實是件很簡單的人情世故，但一次次被我搞砸了。也因為這些，後期我在日企幹得並不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