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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國企工程師 出國後成加國修路工 月薪三萬

相比以前的表面光鮮,我更喜歡體力活的簡單自在,如今我已經適應了在工地幹活,很享受當下的生活節奏。由於加拿大冬天比較漫長,我可以干半年歇半年,沒事和老婆孩子到處玩,有大量時間去干自己喜歡的事。

這是我在工地的照片,整天跟一些重型機械打交道。

我叫郭延斌(@加拿大老卡家),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瀋陽變壓器廠的一名國企員工,後來在日企當過中層管理,也自己創過業。差不多十年前,為了讓女兒接受更適合她的教育,我們一家三口舉家搬到了加拿大的艾伯塔省。

來到異國他鄉後,我從工程師變成了工人,不再像過去一樣下車間、坐辦公室,而是考取了重型機械證書,在戶外工地開翻斗车、推土機、挖掘機這類重型機械,干一些修路、搞建設的活兒。

相比以前的表面光鮮,我更喜歡體力活的簡單自在,如今我已經適應了在工地幹活,很享受當下的生活節奏。由於加拿大冬天比較漫長,我可以干半年歇半年,沒事和老婆孩子到處玩,有大量時間去干自己喜歡的事。

也許是命中注定,我和機械的緣分一直挺深。1967年,我出生在瀋陽三台子的一個軍工家庭,父母都是在軍工廠工作,他們就是負責製造軍用機械的。

我爸是名高級技術員,放在現在相當於教授級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大概只有四五十元,而我爸每月工資能有一百多元,我家條件還算不錯。那個時代書很稀缺,我爸卻能給我們買一套《十萬個為什麼》,還有許多小人書,這可以算是對我最早的啟蒙。

1975年,我(中間)和大姐二姐在天安門前的合影。

我二姐是學文科的,總喜歡舞文弄墨,在她的影向下,上初中後我看了不少雜書。小說、散文、詩歌,什麼都看,什麼都涉獵。

七八十年代正是各類文學創作復興的年代,北島、舒婷、顧誠的朦朧詩風靡一時,也出了一大批像餘華、莫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成為一種風潮,我也非常喜歡讀。我對文科挺感興趣,愛上政治課,愛看辯證法,像個文藝青年,但其實我是理工科的學生。

我們那個年代學習也不是很緊張,因為學生太多了,安排不過來,通常每個年級只需要上半天課,老師也不怎麼管我們,所以我有大量的課餘時間可以自由玩樂。我在學生科技組學做過航糢、船糢,是科技組的主力。我有很多愛好,畫畫、集郵、下棋,還學過二胡,反正都是不要錢的,雖然五音不全,還是在學校學了好久。

我們一家人在父親單位展覽館前的合影,身後是一排飛機。

1977年,國家試行恢復高考,各地開始抓教育,區分重點學校了,我上初中時正好趕上那輪改革。我學習雖不是那麼刻苦,但在男生裏面算學得不錯,基本上在班級前五徘徊。為了提高升學率搞好重點中學,學校組織年級開設「快班」,從每個班級抽出四五個人學習較好的,上午學完下午還要繼續學,很不幸,我被抽中了。

當時國家正大力發展重工業,大家喊的口號都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男生如果學了文科,感覺有點恥辱似的,總覺得只有學不好數理化的才去學文科,於是我也隨大流學了理科。

這是高中時我與父親的合影,父親是在我成長路上的啟蒙老師。

1985年,我參加高考,發揮得還不錯,但對於各類專業的認知比較糢糊,壓根不知道學什麼好,只能瞎報,最後我被東北工學院機械工藝與設備專業錄取了。

八十年代上大學還是挺難的,升學率很低,好不容易度過每天早起晚睡的高中,我一進大學就放鬆了。大家普遍都是很自由的狀態,在學生中甚至還流行60分萬歲的潮流,考試只求及格。我在大學也比較散漫,機械雖然是工科最基礎的專業,可學校的實踐機會不多,我在大學那幾年其實學得並不深。

上大學時,我(左一)與同學在東北工學院圖書館前的合影。

1989年,我大學畢業了,一畢業便被分配到瀋陽變壓器廠。那會兒電力系統趕上發展紅利,電視行業也進入大踏步往前邁的時代,瀋陽變壓器廠作為全國最大的變壓器廠,可以說是瀋陽最吃香的企業。

進廠意味着抱上了鐵飯碗,可以說一輩子都沒啥後顧之憂了。國家幹部最低24級,而我是大學生,一進廠就可以享受23級的國家幹部待遇。

我和妻子是在大學認識的,畢業後我們都進入國企成為工程師,1992年我們結婚。

大學生剛進廠需要實習大半年,下車間跟工人一起幹活。我特別喜歡跟工人在一起,因為我們之間沒什麼利害關係,工人們對大學生也都高看一眼,大家在一塊混得挺好的,我反倒和自己的領導相處不來。

我一個剛從城裏畢業的大學生,相對來說不那麼踏實,不那麼聽話,更不願意討好人伺候人。那個時候流行論資排輩,能說會道的、跟領導關係好的,將來肯定會發展得好一些。也許是我骨子裏的叛逆心理還在,大夥越愛幹的事我越是敬而遠之,不那麼聽領導的話,總有自己的小想法。

在瀋陽變壓器廠車間工作時,我(三排右二)和技術科同事的合影。

我整天吊兒郎當的,領導也沒法開除我,就不太願意帶我。我是個不安分的人,他不帶我,我自己跑去參加了廠里去日本研修的選拔,雖然沒被選上,但這事把我的癮勾出來了。一條路走不通,換條路不就行了麼?沒多久我自己聯繫上外面的一家機構,如願得到出國研修的名額。

1994年1月,我第一次出國來到日本,學了半年機械後又開始在廠里實習上班。我什麼都想學一學,什麼都想干一干,但後來發現,實際上還是很難學到真正核心的技術。我本想學好技術回去好掙大錢,既然學不到,那不如去打工。

九十年代中日的工資差距還是挺大的。我先是找到了一個日本溫泉,白天我在工廠工作,晚上十點半溫泉關門後,我就去清潔兩小時的浴室。除了溫泉,我還在外面的工廠、飯店打過工。每月可以掙十萬日元,相當於一萬人民幣!在來日本之前,我每月的工資不過兩百多元。

在日本的兩年,我變踏實了許多。原先我總是眼高手低,總想着這活兒啥時候能幹完呢?干著干著就干不下去了,人比較浮躁。但到了日本之後,我發現日本人都挺認真勤勞的。和他們在一起工作久了,我漸漸明白:只要一個一個來,不着急不求快,實際上一天也能幹完。後來不管幹什麼活,我都一點一點認真干。

1994年,我(右一)在日本山梨電子工廠研修。

1995年10月,等我從日本回瀋陽的時候,已經攢下了二三十萬的打工錢。回來我就從瀋陽變壓廠器廠離職了,也可以說我是被開除的。那時我剛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回來後在工廠的工資太低了,心裏有落差,覺得繼續這麼幹沒什麼意思,整天賴在家裏不願意上班。因為這件事,我和家人朋友起了很大的爭執。

我這人非常犟,也能聽取別人意見,但一旦是我認定的事,就不會被任何人左右,只對自己負責。最後,因為曠工太久,我被開除了,成為同學們中最早一個離開國企的人。

1996年,大量日資、美資等外資企業開始湧入中國市場。因為在日本生活過一段時間,對日資企業更了解些,我在人才市場找到了一家生產汽車配件的日企技術員的崗位。入職時月薪八百,後來很快漲到了兩千,可能因為我本身比較活躍,幹了三個月就被提升為科長。這麼短時間內被提升,我真的完全沒想過。

在日企工作時,我還獲得過單位的桌球冠軍。

我從小家庭條件不錯,所以並不是很專注於升官發財,對權財的欲望不高。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進取心不夠。一般人當上科長後就應該努力當部長,之後再努力當廠長。我卻依然像以前一樣不會來事兒,其實也不是不會,而是不願意,總覺得自己身上有一種文藝青年的清高。

有次一個經理的女兒結婚,公司的人他誰也沒告訴,事實是誰都知道,我也知道,結果所有人都參加了婚禮,唯獨我沒去。我實際就是看不慣他,我的原則是你告訴一聲,我肯定會去的,你不告訴我那我就不去,不想這麼裝。這其實是件很簡單的人情世故,但一次次被我搞砸了。也因為這些,後期我在日企幹得並不痛快。

責任編輯: 李韻  來源:自 PAI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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