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灣區的時候，我遇到了許多美國自由派的人士，他們當時對東歐共產主義垮台很不高興，他們覺得美國資本主義勝利了。所以他們對美國的立國原則本身表示極大的懷疑，所以我對這個非常不滿。我覺得這些人根本沒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過，所以我覺得那個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美國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他們很大的區別就是，保守派一般來講是比較反共的，自由派不怎麼講反共。那麼在中國、在東歐的情況下，自由派的人士都是反共的，像瓦特羅·哈勃、安德魯·薩科羅、劉曉波等，他們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都是自由派，在共產主義極權下的自由派，和美國的保守派在反共產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非常默契配合的。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從共產主義極權專制里生活過，逃到美國呼吸自由空氣的這些人士，他們都比較認同美國的保守主義，尤其是反共的這些人士的主張。所以從反共的這個角度講，美國的自由派、保守派在美國這個政治環境裏面，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意義。
美國很大的危險，是「讓認不清美國制度優越性的左派當選」
我覺得美國的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讓這些認不清美國政治制度優越性的這些左派人士當選，這對我來講，是非常不幸的。
這有可能跟我當時所就讀的學校有關係，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那個地方上學，那個地方一般來講政治氣氛都比較偏左，而且是很偏左的，尤其是講到中國，很多左傾的朋友他們也關心人權，但是他們就喜歡就事論事，哪個人被抓了，哪個人被抓進監獄裏了，他們走的是大赦國際那條道路，是個案性的。對於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的迫害，為什麼共產黨的治國根本原則會導致這些殘忍的人權危害，他一般來講不講那麼深。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從知識層面來講，這個是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種背叛，我是不會跟那種人沆瀣一氣的。所以我基本上的政治取向就在那個時候決定的，因為這與我在灣區的七年生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知識困境:左傾右傾的標籤實際上對某類人不合適
在美國，對我們這樣的人，左傾右傾的這個標籤實際上是不合適的，就像我剛才講的，我在美國算是比較右的，但在中國那個政治環境中，我是非常自由派的。凡是中國自由派的人士，都反對共產黨。
這是一種知識上的困境，我覺得幾乎所有從東歐、從前蘇聯移民到西方的人都有這麼一種經歷。
對中美關係結構性弊端，川普政府「有非常大膽的勇氣去改變它」
川普時期，他對美中關係非常結構性的弊端，他不僅有清楚的認識，而且他有非常大膽的勇氣去改變它。
認識到美中之間的弊端，實際上不是從川普時期開始的。二、三十年以來，都有這麼一個認識，甚至在美國政府很大一部分人，從「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就覺得中國和美國在現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之下，不可能長期共存。但是沒有多少人像蓬佩奧國務卿這樣有政治勇氣的人去改變它。所以說，要做起事情來，這個是比較難的，認識到事情的毛病這個很簡單。
比如說不僅是中美關係，在美國外交政策上、一系列政策上，都是這樣子的。比如說美國的中東政策，我想，從克林頓開始的時候就講美國要堅決支持以色列，要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且很多總統競選人都承諾要把美國的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去。說了半天，沒有一個人那麼做。川普總統上台之後，說到做到。
這就使川普總統他的外交政策在國際上有很大的信譽，因為美國這邊說什麼事情，國際社會都覺得會有結果的。所以說對華政策也一樣，我們真是說到做到。
「蓬佩奧是在我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偉大的國務卿；一位扭轉乾坤的人」
我說，蓬佩奧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偉大的國務卿，包括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這從他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來講。美國的國務卿至今為止有71位。
美國的國務卿基本上絕大多數是事務性的，他們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是有問題去處理，把國家之間的關係搞得比較平和一些。而真正有大作為的，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和整個的國際外交有重大影響的國務卿，真的沒有幾個。
你可以掰着手指頭數一下，在美國歷史上擔任國務卿最長的，就是在小羅斯福總統的時候，從1933年一直到1945年的科德爾·赫爾國務卿，他當了12年國務卿，而實際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他專注於事務性的。
美國國務卿當然最有名的就是托馬斯·傑弗遜，傑弗遜是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時候的國務卿，他就是開國功臣，但他當國務卿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大的建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實際上他也是猶猶豫豫的，左右搖擺。當時因為美國建國之初，很多事情也不是特別清楚。比如對法國的關係，對英國的關係，都是走來走去，沒有太多的定向。當然傑弗遜是一位很偉大的總統和美國的開國元勛，這是功不可沒的。
真正有一位國務卿，他可以扭轉60年美國整個的全球戰略，他可以扭轉美國對一個大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半個世紀以來的基本政策和方向，除了蓬佩奧沒有其他人。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從他的政策的效果來講，他是一位扭轉乾坤的人。
「我和蓬佩奧之間無話不談、互相信任，有一定的緣份」
實際上給國務卿做參謀的有一大堆人，我呢是跟他關係特別好，我們之間有話呢沒有什麼遮攔，上級與下級之間就是要坦承、要開誠佈公，有什麼就說什麼。我是他的參謀，所以他有什麼事情，他也是親躬下問，他也不隱蔽的。再加上在美國的高層圈子裏，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有那麼一個思想轉變的人，還有在語言上，對中國的政治文化上有切身經歷或者有一定研究的人不多的，所以我在很多方面我可以用比較權威的聲音來發表一些意見。這個意見，我很榮幸被很多人採納了，尤其是國務卿，還有白宮的一些高級人員，他們都比較重視我的講話。
這個我覺得不見得是我有什麼新的發明，從我的同事那裏學了很多；再加上我本人就是教中國歷史的，尤其是對中國的國防外交、國際政治，在學術方面還是做了一些研究的。所以這樣一來比較如魚得水。這個當然有機遇，但是我覺得還是跟我和蓬佩奧之間無話不談，我們之間的互相信任的關係還是有一定的緣份。
（未完，敬請關注後續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