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簡歷：丙子年生於北京，家庭雖無顯赫門第，卻亦不乏書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傳統人倫教育。十八歲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陽謀之盛舉，獲頒賜右派分子封號。朝廷特為此類分子制訂勞動教養刑律，遂於丁酉除夕與諸多北大學子同系獄，此後廿餘年，服苦役於興凱湖與清河兩勞改農場，後又遠戍新疆。終日「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諭，謂：丁酉之禍乃將數人擴大至數十萬之誤，並對此數十萬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號。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邊陲小鎮獲一西席，執教於新疆兵團農二師電大，並於又一個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北大校慶日於燕園曾湊得仄韻七絕以答學友之問：湖光塔影春依舊，如夢似煙學句讀（音dòu）。識字清風今何在*，西疆古道駝鈴驟。
*註：清初徐述夔《一柱樓詩》中有詩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為此釀成康乾盛世又一文字獄大案。
個人往事中的劃痕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也就是「五一九」過後的那幾天，專政機器在北大校園內暫時停擺了。於是便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學生，做出了當局不能容忍的事情。有幾個學生竟然異想天開的想辦一份獨立的刊物，以將當時校園內的自由氛圍延續下去。他們組成了編委會，籌備完成了創刊號，為使人們不忘北大自由民主的傳統，刊物命名為《廣場》，以紀念舊日北大紅樓的「民主廣場」。
刊物受到了「不明真相的」（這是現在流行的官方語言）師生們的支持，紛紛解囊預訂，馬寅初校長也答應給500元的資助。繼而就發生了紙張被印刷廠工人扣留，馬校長的承諾也被他的秘書拒絕。於是編委們自掏腰包重新購買紙張，決心將刊物出版交到預訂的同學手中。
我和主持此次出版工作的陳奉孝同為數學系54級的同學，得知他們的困難時，便從化學系一位同學家中借來了油印機，當時是生物系的徐錦堂同學負責刻蠟紙，我負責油印。記得在最後裝訂時，物理系的一個班（忘記是那個班了）由班長帶隊全班幹了大半夜，創刊號終於油印出版了。然而那台暫時停擺的機器又高速的運轉了，《廣場》被收繳並集中在大飯廳前焚燒，積極靠攏組織的同學們在焚書的灰燼旁歡呼雀躍，歡慶自己又獲得了黨委的關愛。
《廣場》這次油印出版過程的一切細節，全被偵查得一清二楚，參與人員無一漏網。連化學系那位家中有油印機並出借的同學也被授予了「右派分子」的稱號，我本人獲得的稱號字數頗多：「極右分子，廣場集團骨幹、實幹派，陳奉孝反革命小組織發展對象」。
1958年2月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先是由班內的同學充任臨時的兼職警察，然後到了2月15日也就是農曆除夕，將我移交給正式的警察。警察當面向我宣佈：接受我的勞動教養申請。然後與其他同樣得到批准的人一起，押送至海淀公安分局，按下了十個指紋和掌紋，辦妥了入獄手續，再押送至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就這樣開始了二十年的艱苦勞動，輾轉於東北（興凱湖）、華北（清河）、西北（新疆塔里木）各勞改單位。從事着脫胎換骨的「被革命」工作。
回首往事，興凱湖農場、清河農場以及新疆塔里木荒漠中修路的工地，竟然都一片模糊，只留下了幾道劃痕。現將較深的記錄於下：
勞教人員和勞改人員住同一個大院、在同樣條件下勞動、受同一群軍警的保護，不同之處是勞改人員知道自己的刑期，勞教人員卻不知道自己的教養期限，我們這些「黃埔一期」（教養期間，獄方規定彼此要互稱同學，故有此比喻）的教養人員是在幾年以後才宣佈教養期限的，而且那期限是從宣佈之日起計算的，宣佈之前的那幾年算是「試用期」，不被計入「教齡」的。
在清河農場發生的一件事，卻凸顯了勞改與勞教人員的不同待遇，也算是「社會主義民主」的一個形象展示；某一天大院中的勞改隊員們都已集合完畢，還聽不到我們隊長吹集合的哨聲，直到勞改隊員們都出工走完了，才聽到哨聲和「集合了」的喊聲。出了監舍來到院中，發現氣氛與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崗加哨，牆頭還架設了幾挺機槍，因而集合時隊伍里較往日安靜了許多。
集合完畢，隊長開始訓話：「今天要進行選舉！你們雖然犯了嚴重的罪錯，但和勞改人員還是有區別，你們還是有公民權的，要感謝黨和政府。下面發選票，每人一張，選票上有候選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後排隊把選票投到那邊的票箱裏。」
由於是第一次享受這樣的待遇，受寵若驚的人們，亂鬨鬨的奔向票箱，我趁亂將領到的選票揉成一團，偷放到口袋裏，準備出工後扔到地里。當然這一舉動是不能被別人看到的。選舉完成後，重新整隊帶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擔心，我的行動若被發現，有可能變成破壞選舉的罪行。後來事實證明，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因為當局根本不屑於統計選票，也就無從發現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過了兩天之後，一切又都歸於平靜。
不過這道劃痕，卻無法抹平。以後「到了社會上」（這是我們在勞動教養及教養期滿留場就業時所一直嚮往的），每逢學校組織選舉投票時，我都要抬頭仰望，尋找牆頭架設的機槍，然後將選票揉成一團，隨手丟掉。
六六年幸運地被從清河農場再發配至新疆，在荒漠中修公路，雖不免「與天鬥，其樂無」但卻逃過了「與人鬥」的厄運，得以苟活至今。記得在龍御上賓之日曾湊得七律，現錄於此作為往事中的又一道劃痕。
重陽感懷：
鹿馬堂前沐皇恩，薛霸董超緊隨身。湖河惡浪難離夢，大漠蜃樓易斷魂。頂束南冠胎依舊，舟泊瀚海心未昏。遙望天都尋后羿，桑榆落日景愈真。
丁酉年北大的點滴記憶
由於專制機器的暫時鬆動，五七年的五、六月份北大校園內很是活躍了一段時間，展現了一個大學應有的輝煌。當時一位青年記者（只記得是劉王立明之子）在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簡短報道，將當時的北大校園比作倫敦的海德公園，當然這是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尚未遭到先皇指責時發表的，隨後這位記者為此丟了飯碗且身陷囹圄多年。
因時隔久遠，加之當局實行的，選擇性強迫遺忘政策，成效顯著，導致這方面資料的缺失。近年來幾位年逾古稀的當事人，紛紛撰文，試圖為那段歷史提供一些文字資料。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這或許對將來將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有所裨益。由於個人前半生的二十多年裏一直從事着被革命工作，羞於動筆，損傷了腦力，因而無法系統地回憶那段日子，只能做些拾遺補闕的工作，將個人記憶中尚未被別人提及的情節記錄於下。而以下憑記憶所述之情節，有些不免要冠以「也許」、「大約」的字樣，許多細節也難免失真。但決無憑空杜撰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