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教授中的左派比例比公眾中的比例高出11個百分點，而2014年更是高出了30個百分點。
英國教授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表示，在美國和英國，有70%到80%的右傾學者認為自己的學院思想環境惡劣，對自己不利。
◆埃里克·考夫曼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政治學教授，曾被指責為白人至上主義者。但這種指責非常荒唐，因為他不僅是猶太人，而且還有華裔和拉丁裔血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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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尚且如此，學生中就更是這樣。而左派學生越多，不是左派的學生就往往感到更窒息。
奈特基金會對4000多名大學生進行民調時發現，有68%的學生認為自己無法直言不諱，因為可能會受到「政治不正確」的攻擊，或者至少也會讓人反感。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字，美國千禧一代（80後和90後）中，有40%的人認為自己需要刻意減少可能冒犯少數族裔的言論。而在X一代（65後和70後），這個數字只有27%。在更早的嬰兒潮一代（1946-1964年出生的一代）中，數字是更低的24%。
與此同時，美國的許多大學開始有計劃地選擇聘用左派傾向的學者和研究人員。
2019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根據多樣性聲明，拒絕了76%合格的教學申請人，這些人的研究成果甚至都沒有被查看，只是因為沒有提出具體的促進多樣性的計劃便慘遭淘汰。「意識形態審查」正在壓倒學術成就。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多樣性頁面截圖。
當學生和教師都無法輕易說出自己想說的話，當大學只有一類聲音，當激烈的辯論不再存在，大學的意義何在？如何獲得知識？社會又如何進步呢？
在大學中學術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受到威脅的同時，出版自由也在受到威脅。
《十日談》《愚人頌》《巨人傳》今天被視為名著，但在教會還有極高影響力的時候都曾被列為禁書。
在英國，彌爾頓和霍布斯的著作曾被公開燒毀。
著名天文學家哥白尼，認識到自己寫的《天體運行論》可能會帶來麻煩，直到去世之前才敢拿出來。
歐洲中世紀，是一個表達思想、出版圖書都需要很大勇氣的時代，對上帝的虔敬是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
而在今天的西方世界，這樣的書籍審查再一次出現，只是換了一種更隱秘的方式。
J.K.羅琳的粉絲和她劃清界限之後，雖然左派無法扳倒這樣一個頭號暢銷書作家，但他們至少營造了一種氛圍：這種氛圍讓所有作家審查自己是否思想「正確」，也讓出版商自我審查，是否敢出版有爭議思想的作家。
◆儘管J.K.羅琳發長文解釋了自己的爭議言論，並坦承自己曾受到性侵和家暴，但她2020年的新書《問題之血》（Troubled Blood）還是因描寫一個異裝癖連環殺手而引發新一輪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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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桑德拉·鄧肯（Alexandra Duncan）就無法出版新書《灰燼日》（Ember Days），因為這部書被出版社認為有「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嫌疑。
而且，像「文化挪用」、「種族歧視」等大棒還不只打向當代人，也溯及既往，連過去的文化也一併審查。
經典動畫《貓和老鼠》在亞馬遜上被貼上警告文字，稱其在一些地方具有種族歧視。《亂世佳人》和《一個國家的誕生》等經典作品也因為「種族歧視」一度被下架。
2020年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的死激起了一輪「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在群眾抗議、遊行的過程中，美國國父傑斐遜和華盛頓的雕塑、羅伯特·李等歷史人物的雕塑被推翻或破壞，並塗鴉上「奴隸主」字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