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的一位文學教授在給學生介紹俄國文學時，將教室的窗簾全部拉上，關上燈，教室漆黑一片。
教授在黑暗中點起一支蠟燭，黑暗中有了一絲光亮，「這是普希金」，他對學生們說。教授又點起一支蠟燭，「這是果戈里」。教授走到教室門口，打開燈：「這是契訶夫。」他又走到窗邊，猛的打拉開窗簾，耀眼的日光灑滿教室。教授說：「這就是托爾斯泰。」
然而故事並沒有結束，再後來，教室窗簾被拉上，燈也熄滅了，漆黑一片中，只有一個微弱的燭光搖曳，教授說：「這就是索贊尼辛」。
▍「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索贊尼辛出生於十月革命的第二年，父親在他出生前6個月戰死在德國前線，是母親一手將他拉扯大。
1945年，服役期間的索贊尼辛，因在信中對斯大林「不敬」，被判處8年徒刑，在嚴寒和勞苦的集中營內度過了8年鐵窗歲月。刑滿獲釋後，又被流放到哈薩克。
在集中營索贊尼辛身患癌症，歷經生死輾轉，卻又奇蹟痊癒，幾次面對死亡的經歷，使他對死亡不再恐懼，他立志把所見所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替千百萬蒙冤受難者建立一座紀念碑。
索贊尼辛後來回憶道：
「在集中營疲累的長途行軍中，在冰冷的寒夜裏，點點孤燈透過黑暗偶爾照亮了囚徒的隊伍。不只一次，我們渴望要向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鬱結，只望它能聽到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申訴。」
當世界充斥着謊言時，真實就具有雷霆萬鈞的力量。
因此，當1960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公開發表時，人們瞬間意識到，一個新的文學大師進入了世界文壇。
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以畢生的創作去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就是索贊尼辛的寫作宗旨。
正像他經常引用，最終傳遍世界的一句俄羅斯諺語所說的：「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
▍不在「可能」的時候寫作只在「必須」的時候寫作
在諾貝爾獎的歷史上，被迫用「個人理由」拒領的人很多，但能在有生之年讓諾獎開特例補領的人卻很少。
1974年，諾貝爾獎迎來了一個遲來的領獎者，此人便是蘇聯作家索贊尼辛。
他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那一年，他因「個人理由」沒來領獎，是害怕自己回不了祖國；1974年他來補領，是因為他已被流放，根本回不去了。
瑞典文學院授予索贊尼辛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便是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
「不在『可能』的時候寫作，而在『必須』的時候寫作」，這是唯獨屬於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
這個偉大的傳統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一長串巨人的名單。即使在斯大林統治的殘酷歲月里，在受這一傳統影響的土地上，仍然產生了索贊尼辛等等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索贊尼辛之所以「必須」寫作，是因為在他們身後站立着千百萬的個體，這千百萬個人組成的千百萬個故事、千百萬種命運等待着他們記錄，逼迫他們發聲。
索贊尼辛曾在小說中借主人公之口說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一個國家有了一個偉大的作家——就像有了第二個政府。」
因此在被拋入災難中時，索贊尼辛沒有沉溺於哀怨，而是選擇研究無數個體受難的秘密機制，以便保存「殘酷的、昏暗年代裏的歷史材料、歷史題材、生命圖景和人物」。
而索贊尼辛交出的成果正是兩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寫，令索贊尼辛名揚全球的《古拉格群島》；而後者則為他流亡期間寫就，傾注了一生思考與生命之火的作品《紅輪》。
就重要性而言，索贊尼辛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並非《群島》，而是這部《紅輪》。
為守護個體，走出苦難而寫作，既是秉持自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更是他護佑着良知的火種，使我們不致再次墮入無盡的黑暗之中的一生志業。
正如他在書中所說的，我們對他人的苦難閉目塞聽，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自以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運。然而，在這個權力者將人完全視為物的社會，沒有人會真正是安全的。誰都不能保證自己一生平安無事，半夜不會有人來敲門。
▍用一支筆戰勝了一個超級大國
2008年，在索贊尼辛去世的第三天，俄羅斯《消息報》用了五個整版，討論關於索贊尼辛在祖國和世界的文學、歷史和文化中佔據怎麼的位置？
這位垂垂老矣的大作家最後在人們眼裏留下的並不僅僅是蒼老的模樣，索贊尼辛的一生見證了整個蘇聯崛起與毀滅，正是在他的筆下，蘇聯在全世界的道義形象瞬間崩塌；
因此有人評價說他「用一支筆戰勝了一個超級大國」，而且正如俄羅斯報紙對他的蓋棺定論——「俄羅斯在20世紀最後的1/3是在索贊尼辛的旗幟下走過的，並且結束在索贊尼辛的音符上」。
任何民族的歷史上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嚴視為最高準則，並以不屈的精神體現出這個民族不朽的一面，甚至「可以讓歷史在他面前屈服」。
也正是以索贊尼辛為首的這批俄羅斯作家的寫作與見證，真實歷史才不致湮沒無聞，千百萬受難者才不會白白地付出生命，成為毫無意義的犧牲品。
俄羅斯思想家別爾嘉耶夫曾認為：「俄羅斯文學不是誕生於愉快的創造衝動，而是誕生於人和人民的苦難及其災難深重的命運，誕生於拯救全人類的思考。」
因此，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學，能像俄羅斯文學那樣表現出對於窮人、被壓迫者、不幸者和卑微者深厚的愛。
但苦難本身並不會成就一位作家的偉大，歷經苦難的民族很多，誕生出偉大的作品的卻很少。
就像索贊尼辛，他「重視苦難」，卻絕不「歌頌苦難」，他的作品是「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是為了使人不忘記苦難和苦難的製造者，是為了神聖的事業和崇高的理想。
只要這個世界上還有苦難發生，我們就需要記住這樣一個人，記住他的作品，因為，我們不但需要良知與正義，更需要來自人性深處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