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群島》是對斯大林體制的深刻揭露，那麼《紅輪》則上升為對這樣一種體制何以能在這片土地上產生的深刻反思。——秦暉、金雁
俄羅斯作家索贊尼辛於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終年89歲。這個消息剛一傳出，世界各大媒體便紛紛加以報道，人們再一次稱作家為"俄羅斯良心"。
他的辭世中斷了二十世紀俄羅斯一個最重要作家的聲音。雖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壽已經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蹟，但聽到這一消息，仍然不禁悵惘良久。
對於那些喜歡他的讀者來說，這種發自內心的悵惘還與個人的閱讀經驗緊密聯繫在一起。
索贊尼辛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個由暴力控制的現代社會，讓我們知道世上還可以有這樣的寫作。
如今，又一個說真話的作家離去，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加寂寞了。
▌索氏文學：傳承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
索贊尼辛屬於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這個傳統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等一長串巨人名單。
1970年，瑞典文學院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便是由於他"在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傳統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
索贊尼辛於一戰結束時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茲洛沃茨克，1941年畢業於羅斯托夫大學數理系，同時還在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函授部攻讀文學。
二戰期間他曾赴前線作戰，因為在與朋友的通信中批評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在監獄中度過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1957年他被恢復名譽，定居梁贊市擔任數學老師，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當他的第一部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公開發表時，人們就已經意識到，一個新的文學大師進入了世界文壇。
有人將他看作是當代的托爾斯泰，但實際上，他的經歷和寫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們倆都曾遭受過可怕的監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經歷了絞刑的考驗，索贊尼辛則在監獄裏身患癌症，同樣體驗了生與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贊尼辛是在一個更不自由的環境中進行創作的。
▌地下文學：一種為時代作證、抵抗遺忘的文學
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現象便是前蘇聯、東歐的地下文學。表明這種現象的是一個源於俄語的詞"薩米亞特"（samizdat），意指未經官方許可的油印出版物。
這個詞現在已成為前蘇聯、東歐所有地下寫作的代稱。
早在1956年，前蘇聯就已經出現了薩米亞特寫作，索贊尼辛就是從流放地讀到了前囚犯沙拉莫夫的獄中詩集。而他最初的寫作也是始於勞改營里。
他常將自己的作品偷偷寫在碎紙片上，然後一句句背誦下來，再把紙片毀掉，隔一段時間又重背一遍，直到徹底記住為止。
後來，在作家再次被禁止公開出版作品，其手稿也被官方沒收時，發行他作品數量最多的仍然是國內的薩米亞特組織。
這個情節被作家寫進了小說《第一圈》中，一個囚犯發現了自己的寫作才能，他試圖把描寫監獄經歷的小說交給來探訪的妻子帶出去，但懾於嚴格的檢查，又不得不將手稿吞下去。
地下文學的性質表明它是一種為時代作證的文學，抵抗遺忘的文學。這樣的寫作是自由的，但也因此承擔了巨大的責任。
▌粉碎謊言：向世界發出聲音，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索贊尼辛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演說中曾這樣說道：
在集中營疲累的長途行軍中，在冰冷的寒夜裏，點點孤燈透過黑暗偶爾照亮了囚徒的隊伍。不只一次，我們渴望要向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鬱結，只望它能聽到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申訴。
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以畢生的創作去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就是索贊尼辛的寫作宗旨。
出於對文學的一種特殊認識，索贊尼辛堅信寫作能夠拯救世界，文學所蘊含的真實品質可以粉碎一切謊言。
他在獲獎辭中還曾引用過一句俄羅斯諺語："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並讓這句樸素的俄羅斯諺語從此傳遍了整個世界。
從第一部中篇小說《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到《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島》《紅輪》和《牛犢頂橡樹》等，所有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個關於現代國家的神話：這個神話宣稱國家屬於人民，卻用強權和暴力剝奪人民的自由。
然而，正如索贊尼辛所說，如果那些分散在前蘇聯廣袤大地上的各個勞改營，像群島一般構成了這個國家的"第二領土"，那麼有勇氣對抗這種強權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另一個政府"。也許這塊領土不能代表俄羅斯的全部，但卻絕對代表了這個國家最富於精神性的一部分。
索贊尼辛由此開創了一種新的文學題材和類型，即批評家們所稱的"集中營文學"。
但這仍然是整個俄羅斯文學的一個接力，囚犯題材從來都是俄羅斯文學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裏，已經預見到了一個崇奉強權的時代；在索贊尼辛的作品裏，則是描寫了這個強權橫行的時代。仿佛苦難就是這個民族的宿命，是他們文學的永恆主題。
▌刺蝟型作家：傾聽上帝的聲音，進行無畏地抵抗
研究俄羅斯文學的以賽亞·伯林有一個十分有趣的發現，他從古希臘殘詩"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中得到啟迪，認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作家是狐狸型的，追逐許多目的，能夠體察世界的複雜多態；另一類作家是刺蝟型的，專注於一個中心思想，將一切都歸於某個唯一、普遍的原則。
前者如莎士比亞、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爾扎克、喬伊斯等，後者如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魯斯特等。
索贊尼辛顯然屬於刺蝟型的作家。
當他被捕後，他開始了解自己的內在生命，傾聽上帝的聲音。此後的歲月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進行道德的反抗，在前蘇聯無所畏懼地對抗極權統治。到了美國又毫不留情地抨擊物質崇拜，堅信自文藝復興以來，這個世界便出了問題，只有恢復古老的宗教信仰和傳統的藝術觀念，這個世界才能得到拯救。
這使他具有一種對真理的罕見洞察力，同時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這一爭議也影響到對他作品的看法。有人認為，他的獲獎是由於冷戰因素。這種官方看法當年曾導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領獎，並在幾年後被前蘇聯政府驅逐出國，流亡他鄉。
即使許多非官方的讀者，也同樣唯美地認為，作家的創作政治性太強，藝術性並不高。
然而，這種思想與藝術的二分法，從來都不是作家創作時的想法，而是來自教科書的觀點。
其實，以文學作品反映自己的時代，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學常識。但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卻真的以為，揭露社會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責任，而不能發生在前蘇聯陣營的作家身上，否則就是違背了真實的原則。
▌永遠的異端：偉大的作家置身於人民的災難之中
對索贊尼辛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某種深刻的分裂狀態，那就是社會中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痛苦處境的無動於衷。
什麼是藝術性？是體裁、技巧還是虛構？它難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敘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難道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不也是以一種反文學的面目出現？我們肯定它們，僅僅因為現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會，還是因為西方作家的創作才代表了文學的唯一標準？
有意思的是，由於索贊尼辛堅持忠實於生活本身，他對那些將世界僅僅視作文本的前衛藝術同樣特別反感，認為他們對新奇的迷戀與真正的藝術無關，而是與二十世紀的災難有關。
對於他所生活的時代，他是一個永遠的異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同時也是最後一個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家。
有的文學標榜為藝術而藝術，有的文學將其宗旨定義為說出基本的真實，後面這種文學觀在俄羅斯有着悠久的傳統。正如索氏在給其摯友音樂家羅斯特羅波維奇的信中所指出：
通常，為了藝術的藝術是存在的，但是這偏偏不是俄羅斯的傳統。在俄羅斯，這種藝術不會留下感激的記憶。這是因為我們國家有着另一種傳統，即我們總是要求本國的天才置身於人民的災難之中。
這種見證的文學觀或許只能來自基督教的文化，相信最後審判，相信善終將戰勝惡。
儘管在這個傳統中，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往往過於緊密，過於嚴肅。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虛構和敘事技巧從來都不是文學的最高標準，因為那些通俗的科幻、偵探、言情與武俠小說也都能做到這點，而且能做得相當不錯。
中外的文學史告訴我們，文學的最高標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靈的作品。一切偉大的文學其實都是一種見證，是對人性的探討，不是見證時代，就是見證存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索贊尼辛的集中營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這價值就在於它的沉甸甸的時代分量。正如《古拉格群島》卷首題辭：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如今，"古拉格群島"已成為舉世皆知的一個詞語，成為前蘇聯斯大林時期"非人的殘暴統治"的象徵。後世的讀者要了解二十世紀的歷史，了解這個世紀的人性表現，就不能不讀他的作品。
▌書名隱喻：歷史車輪下，個人與千百萬人相連的命運
文學的職責就是賦予這個世界以隱喻。索贊尼辛喜歡用隱喻題寫書名，《古拉格群島》中的"古拉格"三字是前蘇聯"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俄文縮寫，"群島"則象徵着廣袤土地上一個個與世隔絕的孤島所組成的群島。
《癌症樓》的書名則象徵着整個蘇聯社會的病象叢生，道德淪喪。在書中，它既是一個真正的醫院，又是一個前蘇聯社會的縮影。
《第一圈》則出自但丁的詩作《神曲》，詩中將地獄分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作家以此比喻小說中描寫的一個特殊監獄。在那裏，一群科學家囚犯終日從事着各種監控社會的科研項目，通過破解語音，那個二秘最終被秘密逮捕。
此外還有《紅輪》系列，它包括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幾大板塊，書名取自我們所熟悉的歷史車輪的比喻。
從這些隱喻的書名也可以看出，作家描寫的是一個秘密的世界：人們遠離正常的生活，沒有自由，沒有人權，甚至也沒有性愛的權利。這不像是一個現代國家，而像是法老的統治。統治者的一切努力，一切社會工程，仿佛都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將人民關進籠子裏。
在作家看來，我們對他人的苦難閉目塞聽，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自以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運。然而，在這個權力者將人完全視為物的社會，沒有人會真正是安全的。誰都不能保證自己一生平安無事，半夜不會有克格勃來敲門。
"個人的命運體現在千百萬人中間，千百萬人的命運集中在個人身上。"這是一個共同的沒有根本區別的命運，所有人的區別只在於是生活在大監獄裏還是小監獄裏而已。
這就是俄羅斯靈魂，對苦難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雖然苦難本身不會成就一位作家的偉大，但俄羅斯作家的力量就在於，他們能夠將苦難轉化成一種意義，一種對生存的感悟，從而使其作品顯示出深厚的人道主義內涵，仿佛寒夜的星光在永恆地閃爍。
▌作家的使命：在殘酷的時代歌頌自由，為了不讓悲劇重演
對許多中國讀者來說，尤其對那些以消遣為目的讀者來說，讀索贊尼辛的作品是一種考驗和挑戰。他小說中的一個個故事因為太過於悲愴與沉重，常常使人不忍卒讀。
而作家的語言也是同樣充滿悲愴與沉重，句式斬釘截鐵，桀驁不馴，如同將一根鐵釺狠狠砸進岩石層里。
這隻渾身長刺的刺蝟永遠只有一個中心主題，堅稱存在着某些永恆不變的價值，那就是對於一個作家，說出"基本的真實"比什麼都重要。
經過多年的流亡，當作家重返俄羅斯後，他仍利用自己的巨大聲譽，一再告誡俄羅斯人要正面直視歷史，深切體會個中苦難。因此，談論索贊尼辛作品的技巧，也許本身就是很無聊的事。
許多人難以接受他歸國後發表的那些民族主義觀點，但歷史上哪一個偉大作家的世界觀不是充滿矛盾，甚至深刻的偏見？
真正重要的是，使俄羅斯文學重新獲得世界尊重的不是前蘇聯那些拿着高薪、養尊處優的作協會員們，而是像索贊尼辛那樣具有良知和勇氣的作家。
在這些俄羅斯作家看來，不朽的文學應當表現出一個民族怎樣存活下來的精神，用文字建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紀念碑，就像俄羅斯文學的奠基者詩人普希金曾吟詠過的那樣：
在這殘酷的時代，我歌頌過自由。並且還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們，乞求過憐憫同情。
這就是俄羅斯作家的使命。
在2007年接受俄羅斯國家榮譽獎的獲獎感言中，索贊尼辛再次提到他一生所從事的文學事業：
在我們國家經受的殘酷的、昏暗年代裏的歷史材料、歷史題材、生命圖景和人物將留在我的同胞們的意識和記憶中。這是我們祖國痛苦的經驗，它還將幫助我們，警告並防止我們遭受毀滅性的破裂。在俄羅斯歷史上，我們多少次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堅韌和堅定，是它們搭救了我們。
所有人都意識到，這篇發言其實是作家在向這個曾歷經苦難的世界告別，言辭一如既往地充滿悲愴。
他一生都是以一個曾經的囚徒身份說話，如果有人對此不能理解，那不是因為作家太固執，而是人們太健忘了。
能夠理解司馬遷的中國讀者，想必能夠理解這種以生命的寫實和史實的力量作為文學的高標。
任何民族的歷史上都有這樣一些人，他們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嚴視為最高準則，並以不屈的精神體現出這個民族不朽的一面。正如以賽亞·伯林對阿赫瑪托娃的評語，這樣的人甚至"可以讓歷史在他面前屈服"。
在這點上，俄羅斯人是幸運的，即使在半個多世紀的苦難中，他們也擁有像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贊尼辛這樣的一群詩人和作家。
正是由於他們的寫作與見證，俄羅斯的真實歷史才不致湮沒無聞，千百萬受難者才不會白白地付出生命，成為毫無意義的犧牲品。
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不再讓古拉格群島的歷史重演，不再讓那個勞動營里的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哀求道："原諒我吧，首長公民！放我進營吧，我不敢了！"
景凱旋老師曾說："如果有人問我，誰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索贊尼辛。"可以說，索翁的創作是記憶的文學，或見證的文學。為了這一點，為了那些生者和死者，索氏決心把看到與想到的一切寫出來，以強烈的使命感創作出一部部傳世之作。而索翁交出的成果正是兩部不朽的名著——前者即流亡前所寫，令索贊尼辛名揚全球的《古拉格群島》；而後者則為他流亡期間寫就，傾注了一生思考與生命之火的作品《紅輪》。就重要性而言，索贊尼辛自己也曾多次表示，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並非《群島》，而是這部《紅輪》。
為此，新少數派＆先知書店特別推薦索贊尼辛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紅輪》，這套書：◎"20世紀俄羅斯版的史記"：本書對"蘇聯這一體制何以產生在這片土地上"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被稱為"20世紀俄羅斯版的史記"。然而，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其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比史記更重要，更直接。因為，它描寫的那段歷史距今並不遙遠，而我們依然生活他的延長線上。◎題材特殊：蘇聯的崛起與崩潰，堪稱整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其中有無數的經驗教訓有待反思。但儘管讀者的需求很大，現實卻是類似《紅輪》這樣深刻的書，無論新、老書的出版和討論，都已經越來越少。◎經典稀缺：《紅輪》中文版共出版三卷、16冊，但因為目前已經絕版，網上在售的，都是零散的殘卷，並且散落在不同的渠道，即便一卷本的二手書都溢價到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