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悉作家尤鳳偉於9月23日因病去世，享年78歲。想起21年前冬夜，應《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邀請，我與尤鳳偉在上海初次也是最後一次晤面，相談甚歡。從飯桌聊到咖啡館，又從咖啡館聊到他下榻的酒店。臨別，尤鳳偉惠贈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剛出的大作《中國1957》。拜讀後，覺得很有必要為之作評。該評論先後發表於《南方都市報》和《當代作家評論》，並收入我唯一獲准出版的隨筆散文集《崩潰的臉皮》之中。
現重發此舊作，以悼念尤鳳偉！
吳洪森2021年9月24日上海莘莊】
文學就是和人類的遺忘作鬥爭。山東作家尤鳳偉新近問世的長篇小說《中國1957》,就是一部和遺忘作鬥爭的力作。
這部35萬字的小說，以自傳體的形式，生動而詳盡地再現了1957年中國知識分子被欺騙被鎮壓以及從監獄到勞改農場全過程。
作者尤鳳偉本人並不屬於右派一代，也沒有勞改的經驗。他創作的這部自傳體小說，讀起來完全像一個人的自傳。假如作者沒有聲明這是小說,假如作者沒有聲明他本人並沒有經歷過反右那段歷史,我們讀《中國一九五七》就會將這本書看作尤鳳偉先生的自傳。
自從右派平反之後的20年來，有關反右的小說、散文、回憶錄等不斷問世。在20年前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一些被改正的右派作家重又拿起筆來從事文學創作，被譽之為"重放的鮮花"。而近年來大量問世的回憶錄，又令人們對當年反右造成的知識分子的悲慘命運有了更深切的認識。然而，儘管如此，尤鳳偉的《中國1957》還是有其獨到的價值和獨特的貢獻。
這部小說的價值首先在於它再現了反右歷史的完整性和可體驗性。我們閱讀這部小說,猶如重新回到了當年，感受着大學生周文祥如何在黨報鼓勵之下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隨後在翻雲覆雨政治欺詐之下又如何被打成極右派，以至被作為現行反革命逮捕入獄，在勞改農場服刑20年的悲慘歷程。這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通過尤鳳偉的文字，又再演了一次。這一"再演"使得反右這段歷史變成了"現實"的體驗，使得當年被打成右派的57萬知識分子的悲劇變成了今夭讀者的共同經驗。
當年右派22年的磨難甚至以生命所換取的沉痛教訓，今天只要讀一下尤鳳偉《中國1957》就得到了。
當然，文學對歷史的再現，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往事的簡單還原。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說過："歷史永遠是當代人的歷史。"我們在談論歷史的時候，總是包含着對歷史的態度和評價。而正是這態度和評價，才使得過往的歷史具有了精神和靈魂。我們是通過了歷史的認識來把握歷史的。但是，當我們對歷史形成某種共識，豐富複雜的歷史現象僅僅成為簡單的概念被把握時，歷史的豐富性就被忽略了,它的精神資源就被糟蹋和浪費了。因此，唯有對歷史的新思考新發現，才能給枯萎的歷史灌注新的生氣、新的精神。
可以說，正是對歷史的新認識新發現，才喚發了作家以故事、人物的形式重新展現歷史的激情。相信尤鳳偉就是懷着這樣的激情來寫作《中國1957》的。
拿《中國1957》同以往表現右派的文學作品相比，以往的這類作品主要集中在知識分子的磨難和悲慘遭遇上。從這類描寫中，我們只能感到極"左"路線對國家對民族對個人所造成的政治危害。而尤鳳偉的創作除了具有這些內容之外，還多了更深層次的思考：在《中國1957》中，極"左"政治的危害已經成了表層現象。透過這一表層，作者展現了極"左"政治對社會、民族最基本道義的摧毀。比如"引蛇出洞"這一陰謀奸計，直到今天仍被認為只是個人權術。讀了《中國1957》，我們就不得不從道義上來重新審視這個所謂個人權術問題。
一個使國家蒙羞、使政府信譽破產的陰謀奸計，居然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在全國範圍內暢行無阻，這是為什麼？
這裏面所涉及的道德問題已經不僅僅只是某個政黨，而是全民的道德退化。
中國傳統政治理念歷來是倫理至上、政教合一。如果給中國歷史作個簡單的劃分，可以說傳統中國的理念是倫理掛帥。從近代開始，逐步演變為政治掛帥，政治高於一切。
這一演變是進步還是退步？是促進了社會的穩定有序還是導致了社會無序混亂？
至少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當政治為倫理目標服務時，它考慮的是千百年的長治久安；而政治高於一切時，考慮的只是眼前利益。眼前利益範圍越小，被犧牲被損害的人就越多。
利用知識分子對政府的信任來迫害知識分子，這對於當年的大學生周文祥來說是難以置信的。即使被打成右派後，他還是感到非常困惑和迷惑。到了監獄裏，同囚的牢犯忠告他，千萬不可相信牆上貼着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事實上是"坦白從嚴、抗拒從寬。牢裏流傳着一句順口溜："坦白交代，牢底坐穿；抗拒不言，回家過年。"至此，周文祥對政府是不可能再有絲毫信任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所謂的"引蛇出洞"，只是一貫的對待犯人手段的擴大使用。由此，我們不能不醒悟到，如果我們習慣於將犯人不當人，認可對犯人使用不道德的手段，那麼說不定哪一天，這樣的手段也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為了一時的政治利益，不惜讓政府信譽破產。這種心胸狹隘目光短淺的政治手段，即使取得成功，它給既得利益者帶來的利益，也是短暫一時的。給社會給國家給民族造成的創傷卻難以治癒。
做人的基本準則，是數千年的文化發展培育而成的，它具有持久性和普泛性。當一時的政治利益高於一切時,那些堅持做人基本準則的人,就勢必和只顧眼前利益的政治勢力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他們就必然成為被捕殺的異類。
《中國1957》中，周文祥的女友馮俐和當局的衝突，就不是政治見解的衝突，而是道義的衝突。馮俐從舅舅那裏得知當局眼前鼓勵鳴放只是一個圈套，竭力阻止男友辦的刊物出籠。但當中文系黨總支採取欺騙手從她舅舅家騙來了她存放在那裏的《大地》稿件，這位對政治一貫採取消極態度的姑娘，卻不顧死活地起來抗爭了。無論是在校園裏還是在監獄裏和勞改農場裏，以致最後被處決，她都堅貞不渝地要求當局承認中文系黨總支的手段是卑鄙的。這樣"認死理"的人，在政治利益高於一切的社會環境中，只有被消滅。
馮俐是《中國1957》中塑造得相當成功的形象。
認死理、堅持做人原則的人,都沒有好下場，不是被摧毀就是被消滅。大家只好努力做小人了。社會墮落成為比賽誰更卑鄙的競技場。做人的環境被摧毀了，物質的進步還有什麼意義?
極"左"政治以暴力手段摧毀基本道義很容易，但是要重建它，就難上加難了。正是從道義被毀壞這一點上，更令我們明白了極"左"政治所造成的破壞究竟有多深有多廣。
我認為這就是《中國1957》主要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