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7日
考慮到毛澤東對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敵意，我決定公事公辦，要求毛澤東接見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覆我。他邀請我去，但要我單獨去。
他還是在平日那間屋子裏接見我。他讓我坐在為貴賓準備的皮椅上，端給我一杯茶。他笑着開着玩笑。在互相寒喧以後，他問我是聽了誰的話着手對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研究的。我回答說，我的文章還遠遠談不上是什麼研究，我只是想豐富我的知識，能對中共正在進行或即將實行的經濟改革有比較清楚的了解。然後我說，從1928-1938年這一段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遵義會議的重要性（它的進行情況，代表們的發言，等等），在黨的文獻和歷史著作中都沒有得到充份的反映。
毛澤東問我，我這樣做是根據莫斯科的指示還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訴他是我自己想做，因為我對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的事情確有興趣。
毛點了點頭，站起身來，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然後他說：「好吧，我將親自負責來說清一些主要問題。我想我是唯一能在這方面幫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議我們立刻就開始工作。我拿出筆記本，還沒準備好，他就口授起來了。看得出來，毛是習慣於發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記下了工作的計劃以及開始要敘述的問題。
毛懂得如何進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鐘的時間裏，他就研究中應該着重談什麼，不應該談什麼問題，紮實地給我上了一課。
我想提我自己的計劃，但他甚至連聽都不聽。
他的全部論點的實質就是：「我是這些大事的主要參加者，是見證人，我是最好的評判人。」
接着，他規定了一個務必遵守的條件，即我寫完的文章必須經他過目，都要由他簽上名，從而使文章具有真實性，使其意義更為重大，等等。換句話說，我必須在他的嚴格控制下進行寫作，否則他就拒絕幫我闡明一些問題。
這一切看來頗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別無選擇。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黨及其發展情況、黨內思想衝突等問題，都由他親自來談。而我則只能從他那裏了解事實以及對事實所作的解釋。這時，毛明確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討論這些問題。他甚至說，他要就此提醒每個同志，不經他同意，不得跟我進行任何商討。
這完全不是開玩笑。中共領導內部關係的本質已經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須嚴格服從中共中央主席。
當提到關於紅軍的組織和發展問題時，他表示要給我上堂課。他專橫地把其他材料來源說成是「不合適的」和「有毒的」。在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進行討論。
在我們分手時，毛澤東說不得讓任何人知道我們的談話。我得一個人來。他說我用不着譯員阿列耶夫幫忙，因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聽懂所有問題。毛說：「旁人只會打擾我們的工作。」
話說到這裏，還沒有完。他開始吹捧我，同時，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們。我表示感到驚奇。毛竟反對我的意見，態度之粗魯和生硬，使我猛吃一驚。毛幾乎喊叫着告訴我說，在延安，誰都不可信任，我的蘇聯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為他們是外國人，等等。接着，他又讚揚起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斯大林同志來。
但這還沒完。我臨時走，他又對「在對付蔣介石問題上束縛了中共手腳的」博古、王明等「教條主義份子」辱罵了一番。他激動地想要說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繼續了陳獨秀和李立三的路線，還說，「教條主義者的頭頭，實質上是黨的異己份子，是分裂者，是機會主義者」，等等。
他要論述的大致是這樣一些問題，如：「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與中共黨內反對小資產階級傾向的鬥爭」。
這種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顯地反映出毛在威信、榮譽和權力問題上是多麼敏感。他想成為一個在什麼事情上都絕對正確的人，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好吧，讓我們聽聽他要說些什麼吧。
1943年8月9日
任弼時不敢自行作決定，雖然他有權在很多問題上作出這種決定。如果不經毛澤東再一次親自點頭，他甚至不敢在已經通過的文件上署名。他對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隨聲附和。康生就充份利用了這一點。
任弼時在白天工作，經常有空閒時間休息。如果毛澤東不召開會，他在天黑以前就睡覺了。他喜歡吃，愛談他的病，很少喝酒，抽煙也很有節制。
任弼時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他的妻子當他的護士和私人秘書。
他對蘇聯人民並無敵意，但他害怕同蘇聯人友好會連累到他自己。因此，他就只會公事公辦。
毛澤東利用他來與我保持接觸。
1943年8月11日
中央醫院的工作人員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間諜活動罪。奧爾洛夫對此驚訝不已。
1943年8月17日
整風是一場真正的災難。魯迅的話貼切地表達了人們在這令人深感痛苦的夏天所受的極大苦難，他說：「就連那不怕冷的樹，也都被打掉了葉子，一直光禿禿地在那裏站着。」
誰也沒有逃過這幾個月的災難。
1943年8月19日
1938年，當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國民黨代表小組在漢口時，毛澤東在延安，忙於鞏固他的地位，以便與「莫斯科派」作鬥爭。
中共領導中的兩派都認為，他們推行各自的獨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
王明派實行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並積極與日本侵略者進行武裝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決議制定的。
毛澤東則儘量避免與侵略者作鬥爭，準備把軍隊用來跟國民黨打內戰。
1941年底，毛澤東以為蘇聯註定要滅亡了。他拋掉一切政治偽裝，開始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改組黨。那時，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變得特別尖銳起來，雖然他們之間的鬥爭在更早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在那時，康生得江青之助，抓到了大權，開始扮演一個特別兇惡的角色。這個守口如瓶、斯斯文文、神經過敏而又精力充沛的中國人，從蘇聯回來後，就極其敵視所有同蘇聯有關的事物。康生支持了毛澤東，憑着這一點，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刑官，毛澤東的「爪牙」。他對每個人的一切情況都了如指掌，而且冷酷無情，這是中共中央主席離不了的人。
那時，朱德是積極支持「莫斯科派」的；劉少奇在新四軍；周恩來則在重慶。
康生不僅得到了情報局局長的職位，而且還控制着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情報機構。
向中共中央保證女演員江青在政治上絕對可靠的，不是別人，正是康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