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紅姐，今年47歲。我2005年到阿富汗打工，2008年在喀布爾開了一家中餐館，前後在阿富汗待了16年。直到今年一月份，我才從阿富汗回國。
在阿富汗這16年就像一場夢，我經歷過阿富汗穩定發展的幾年，也見識了局勢惡化的幾年。最近躺在床上的時候，回想我經歷的這一切，一幕幕飄過，就像演電影似的。
90年代，我在老家興城市的海邊。
我在遼寧興城市長大，爸媽都是農民，小時候我特別淘氣，心眼很多，現在想起來都覺得自己特別壞，特別想笑。那時候學校門口有一個下坡路口，下了雪，我就去找了那種裝白糖的膠袋，把雪鏟裏邊裝滿，再用打火機把袋子封上口，然後把它扔路上，路過的大人就以為是誰家掉的白糖，都下車來撿。這樣的事還有很多，一起玩的朋友們都說我膽子特別大。
15歲那年，我考入了一個職業高中，半年後醫院招工，我就到醫院學習當護士。半年後，我遇到了一件很害怕的事情：醫院裏一個病人死後，我突然開始發起燒來，在那之後，我就再也沒回去醫院工作。
1992年，我在醫院待了半年。
於是，我跑到河北滄州賣木材，在郊區邊上工作，我感覺非常無聊，就自作主張跑到了市里，找了另一份工作。直到31歲，我都一直在到處打零工。有時沒工作，我就跑去學理髮，又學了計算機，還買了一個白色的電腦，那會兒電腦都是台式，聊天還得用聊天室。後來我還自學了英語。
2005年，我31歲這一年，遇到了嚴重的感情挫折，傷心失望的我，想找一個遙遠的地方散散心。這時候我想起了一個朋友，我和她的感情非常好，她前幾年去了中東，2002年又去了阿富汗。
我只有她這一個朋友在國外，所以阿富汗對我來說是當時能去到的最遙遠的地方，我聯繫了她，她在阿富汗開着一家中餐館，簽證很好辦，我幾乎是說走就走。我對阿富汗沒有了解，只一心想着逃離、想着散心。
剛去阿富汗時用的手機都不能拍照，這是後來拍的喀布爾的機場。
當飛機降落在一個破得都不如國內車站，一眼望過去全是土房子的地方時，我還不敢相信，以為備降到了什麼地方，直到我從端着一堆槍的警察邊上走出去，我才知道原來自己已經到了阿富汗。
山上那片房子就是當地的窮人居住的地方。
朋友來接了我，從機場到市區，全都是土房子。那會兒放眼望去，山上都沒有綠色，光禿禿的，我聽說是美軍為了清剿塔利班，把山給燒了，直到近些年，山上才恢復綠色。而城市看着很破敗，在拐角垃圾堆的地方還放着廢棄的坦克和年久失修、只剩空殼的破鐵皮車，後來這些東西都變成展覽品了，還給保護起來了。
我跑去和廢棄坦克合影。
當地人在廢棄坦克邊玩耍。
朋友的餐館開在喀布爾的富人區，但說是富人區，其實也還大多是土房子，只是這一片的房子比其他區看着要好，零星有小別墅什麼的，但每天也只有一個小時的電力供應，其他時候，只能靠自己買發電機發電。後來2008年我自己經營餐館，也買了一個大發電機，但通常晚上9點以後也不發電，改點蠟燭。
喀布爾的富人區，有小別墅也有平房。
朋友的中餐館就主要賣餃子，天黑就關門。我和當地人語言不通，也沒想出門，就在餐館裏給她幫忙，閒的時候躺在床上睡覺和看書。
中餐館的顧客來自世界各地，自2001年打仗後，阿富汗陸續開始重建，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趕着機會跑了過來，也有大批的中資企業進入阿富汗，中餐館的生意很紅火。不過唯獨不讓當地人進入，除非是認識的人，因為單從外表無法分辨是不是恐怖分子。為此，還得雇一個警察端槍守衛，不讓陌生人進來，每個月要支付警察900美金。那時候的恐怖分子，會假裝平民進入家裏，偵查好地形後，選擇威力最大的地方引爆炸彈。
我和一家中國公司僱傭的安保人員（左）合影。
我在阿富汗就這麼閒躺了一個月，眼看着簽證就要過期，朋友問我，還回去嗎？我是一個很獨立的人，適應能力也很強，在我看來，在阿富汗和回國，也沒什麼本質區別，不過是工作而已。我一想回去也沒什麼盼頭，就留這工作吧，朋友還給我介紹了一個安保公司的打掃衛生工作，我就這麼留了下來。
在阿富汗的前三年，我跟父母瞎編我在烏魯木齊做生意，綠皮火車兩天的車程才能到家，我用回家時間太長的理由搪塞了很久。後來，我父母知道了真相，但我已經在阿富汗生活很久了，他們也就沒再說什麼。
在阿富汗出門，我得穿成這樣。
三年間，我給一個台灣人開的公司做過飯，給一個在阿富汗開酒吧的瀋陽人洗過杯子，還在安保公司做過保潔，做保潔每個月600美元，包吃包住。我在國內時候學的英語也派上了用場，加上肢體語言，我能跟說英語的人簡單交流。
剛去阿富汗的時候，那兒才有2家中餐館。我在安保公司工作，給自己做早飯，老闆和幾個同事覺得很香，還給我漲了200美金工資，讓我給他們也做早飯。老闆和我的關係很好，他提過我做飯這麼好，不如開一個餐館，他可以借錢給我，但是當時我還沒什麼衝勁，就擱置了下來。
2008年，我遇到了一個機會，最開始接我進阿富汗的好朋友，她的兒子要去意大利上學，她也要跟着去，她這一走，餐館就沒有人管理了，於是她決定把餐館託付給我和她的妹妹。我找安保公司老闆借了1萬美金，加上自己攢的2萬美金，和她妹妹合夥，餐廳我佔一半，她佔一半，就這樣，我在阿富汗有了自己的餐館。
一年春節，我和朋友們在我的餐館裏聚餐。
也是在那一年，我第一次近距離遇到爆炸。雖然此前一直聽聞有爆炸，但那都在城市的邊緣，偶爾會有在城內的爆炸，也非常罕見。這一次離我的餐館非常近，走路大概十來分鐘的時間。那天我聽到一聲巨響之後，我就沖了出去想知道發生了什麼，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也膽大，我到現場的時候警察都還沒到。烏煙瘴氣的路上，有被濺到血的人急匆匆地走開，路邊一輛白色的車上沾滿了血和肉，還有貓在那裏舔。
看到這樣的場景，還是有些害怕，不過之後我就不再去想了，一方面這樣的爆炸一年最多只發生一兩次，且基本只針對當地官員，另一方面我很心大，覺得自己不會碰上這樣的事，也就沒往心裏去。
路邊的簡易檢查站。
2012年之前，喀布爾整體都是比較安全的。路上有警察，晚上11點後我還會去酒吧喝酒。一個人坐在吧枱看世界各地的人玩樂、聊天，興致高的時候他們還會跳舞，有時候他們會給我買酒喝，我也給他們買酒。
中餐館的場地和員工都繼承了下來，一個大廚是中國人，其他五個員工是阿富汗人，大家都很熟，幾乎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我們的招牌菜有糖醋雞、石斑魚等，那會人多，生意也好，唯一的問題就是中餐的食材不好找，我們就在後院自己種，韭菜、花生、玉米、豆角等，很多種子在國內買了帶過去。還有海鮮什麼的在阿富汗也買不到，我就每個月坐飛機去杜拜買。
中餐館後院的菜園子。
阿富汗的菜市場。
酒更麻煩，在阿富汗酒也很難買到，一個意大利超市會賣酒，但只賣給白人。因為愛去酒吧喝酒，我結識了很多外國人，這時候我認識的外國人就幫到了大忙。我拜託朋友幫我買酒。這樣我就有了比別人家更便宜的酒，顧客都願意來我家。
在正式接手餐廳之前，我們還找到一個和中國企業關係很好的大哥，請他吃飯，拜託他幫忙聯繫，結果成功了，後來公司經常找我們訂飯，數量也多，能達到1000美金一天。使館的人也經常在我們這訂飯，我也經常請他們吃飯，大家關係都很好。
我和中國朋友一起吃飯，照片裡有兩位現在還在阿富汗。
餐館的大師傅在包粽子。
愛喝酒不僅讓我結交了外國人，也結交了很多中國朋友，他們喜歡和我喝酒，我能喝能開玩笑，逢年過節的，我還會擺上三桌，請在阿富汗的中國朋友吃飯。周末什麼的，把店門一關，點起蠟燭，我們經常喝酒玩樂一整夜。後來他們都很信任我，遇到困難什麼的都會來找我幫忙。
一次有一個台灣姑娘被騙來阿富汗，她在網上認識的阿富汗男孩說她帶100美金就能在阿富汗玩一個星期，姑娘傻傻的就過來了。結果錢被男孩搶走了，她一個人孤零零地蹲在公園裏哭，被一個阿富汗婦女發現，打電話給中國使館，使館又把她送到了我這。我給她提供了住宿，給她做飯，後來她順利回到台灣，還給我發過感謝信。
這樣的事很多，後來幾乎所有來阿富汗旅遊的中國人，他們都會找到我，我也幫他們安排食宿。還有明星來我的中餐館吃飯，《侶行》節目組和張昕宇、梁紅夫婦到阿富汗拍攝就在我這裏吃了飯，他們後來用光影恢復了阿富汗的景點，殘缺的巴米揚大佛，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這是張昕宇、梁紅夫婦開到喀布爾的京牌車。
總體而言，那時候餐館的生意真是讓人省心，每天基本上有五六百美金的收入，周末什麼的還能上千，外國顧客都很有禮貌，中國顧客都是背井離鄉，也都很體恤同胞。
不過2013年左右，美國部分撤軍之後，我就不再敢晚上出門了。以前路上那些警察，現在白天是警察，晚上可能就是恐怖分子，分不清是好人還是壞人。爆炸次數也急劇增加，有時候出門買菜都會撞上爆炸，客流也在此後變得越來越少。
同在阿富汗的朋友發給我的，遇到爆炸的警車。
2013年8月8日，發生了一起中國人遇害事件，這件事給了我極大的陰影。事發當天，有三名中國人因襲擊遇害，最先趕往現場的人沒有認出遇難者身份，使館的領事就找到了我，因為我和大家都很熟。
我很不想去，但是沒辦法，去辨認遇難者，還從一個阿富汗死者的身上跨過。遇難者是被槍擊致死的，場面很恐怖。那天回來，我整個人就嚇住了，不敢進屋，下午下了大冰雹，我就在餐館門口這麼站着。當時我還給中國公司做後勤服務，公司的領導知道這個情況就把我接到他們宿舍，給我安排了一個舍友，陪着我。
我在那住了兩個月，慢慢能恢復一點了，但還是很嚴重。我以前睡得很香，這件事之後我每天睡覺必須開燈，有人說話的時候我就能睡着，一旦聲音停了我就會醒過來。直到現在我都還保留着這個習慣，家裏的燈常年亮着。
「8·8」事件後，使館呼籲大家儘量回國，有幾個中國朋友很擔心，就回了國。而留下來的大家，因為安全係數都相同，再加上爆炸一般不針對平民，大家形成了一種奇妙的放鬆，那次近距離爆炸雖然當時很害怕，但過了也就過了。後來爆炸也就當家常一樣聊，哪裏又爆炸了，死了多少人。
我手機里收藏着一張爆炸現場的照片，地上都是鞋，照片是之前當地人發給我的。
2015年的十二月份，我遇到了一起近在咫尺的爆炸，那天傍晚五六點，吃完飯喝過酒，我就躺下準備睡覺了，突然一陣巨響把玻璃都震碎了，我也被從床上震得滾到了地下，有血肉模糊的殘渣飛到我的院子裏，還被院子裏的狗吃了。過了幾個小時我才敢去看，是附近的西班牙使館遭到襲擊，爆炸點距離我家僅僅150米遠。
還有一次喀布爾一天內經歷了連續18次爆炸、3次地震，爆炸距離我家直線距離400米。我一聽到爆炸就衝上頂樓，舉着手機到處拍，這時天上又下來一個火球，我趕忙按下快門，那一瞬間塵土飄揚就被我定格了下來。當天，新華社駐阿富汗的記者正好在我家吃飯，我拍的照片被他拿去寫成快訊傳回了國內。
我跑上樓頂拍攝的爆炸場面。
我媽知道了這件事後，說我「剝了皮全身都是膽兒」，我向來就不太會害怕，來阿富汗是我第一次出國，我不覺得害怕，現在也是。雖然如此，連續多年，連連的爆炸還是給我留下了很深的習慣。如今回國了，遇到打雷，我還是會從床上一下跳到地下躲避。
一次槍戰結束後，我經過現場拍下的照片。牆上都是彈孔。
中餐館最多時有5家。慢慢地，身邊的人離開了很多，中餐館也陸續倒閉，2015年，還剩我們和一家叫「金鑰匙」的餐館。但2015年7月，與他們相隔一條街的外國餐館發生了爆炸，死了35個人，這件事後他們就搬去了杜拜，於是阿富汗就只剩我們一家了。
即使只剩一家，客流也明顯變少了很多，以前晚上11點閉店，慢慢地，越來越早，8、9點就關門了。2014年以後，大師傅一個人就可以招呼得過來客人，我在「8·8事件」後也越來越沒有心思，就出去旅遊，一去就是一個月，把店交給大師傅打理。
我在巴米揚的班達米爾湖，很多中國人都到這裏旅遊，我也來了。
2017年餐廳房子的租期到了，當地人要收回房子自己用，餐館就不得不重新尋找店面。而7月的時候我回了趟國，見到了朋友和家人，也突然覺得累夠了，就想不回阿富汗了。
結果店員們給我打電話讓我回去，說沒有我他們沒辦法生存，使館、企業都是直接找我訂餐，我走了他們很難做生意。都是跟了我快十年的老員工，我一想就繼續開吧，給他們發工資，餐館能掙錢就掙錢，不能掙就算了。我跟他們說，要是他們搬好店面，我就回來，他們非常迅速地就搬完了，就這樣，中餐館又繼續了下去。
我回國時，拍的遼寧興城市。
2018年，我在路上撿了一隻貓。那隻貓被小孩們玩，特別瘦，我就把它撿了回去養起來。有貓之後，朋友叫我吃飯，我都直接跟他們說我要看貓，後來它還生了三隻小貓。我也懶得下樓看店了，就在樓上和貓玩。所有朋友都知道我特別珍惜貓咪，他們特別不理解，但我找到了精神寄託。
小貓「月亮」靠着我的手臂睡覺。
在阿富汗的這些年，我做了不少慈善，從2013年開始，我們籌款給孤兒院、貧民窟的孩子們送吃的和穿的。孤兒院的孩子大多都是戰爭孤兒，很可憐，不過看起來還算乾淨。我們給他們糖果，他們就非常開心。而貧民窟的小孩，穿得破破爛爛，冬天腳上沒有鞋，凍得通紅。
我們給孤兒院的孩子送鞋。
一次，我在山頂上遇到在踢球的阿富汗兒童。他們看到我在拍照，就湊到鏡頭前擺各種姿勢。
在送愛心的路上，我們還遇到過危險，一次在路上，前方突然傳來爆炸的巨響，車流陷入停滯，後來有軍隊從車流的中間穿過與前方的軍隊交火，整整四十分鐘才平息了這次混戰。當時我們坐在車上，只能害怕地等待着，沒地方可以躲也沒地方可以撤。但第二年我還是又去了，總得有人去做這件事。
如果不是安全形勢惡化以及疫情變得更加嚴重，我應該也不會那麼快回國。5月，很多在阿富汗的中國人向使館申請包機回國，國家派出了飛機，我的大部分朋友也都回來了。最後留在那的，我算了算，我知道的還有15個人，我們在群里，還會聊阿富汗現在的情況。
我和還在喀布爾的中國朋友聊現在的狀況。
8月4號的時候，還留在那的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常去的那家超市爆炸了，我很擔心他的處境，他們家離得很近，爆炸讓他們家地下室都鬆動得進土了，他沒有在5月的時候回國，但現在形勢嚴峻，各國的飛機都不敢輕易過去。
更糟糕的是，有一些人借着收繳槍支的名義，上門搶劫。不過幾家歡喜幾家愁，留在那的，大多是全副身家都在阿富汗，回國就會一無所有，所以冒險留在了那。
之前拍的阿富汗國旗山，上面有馬蘇德的像，現在應該已經換旗了。
這些年在阿富汗我沒有攢下積蓄，有錢我就用來到世界各地旅行。每次出門我都是一個人，獨行讓我覺得很愉悅，每到一個地方，我就什麼都不想，完完全全地放鬆身心。
而回國之後，因為疫情，哪裏都去不了。朋友們時常一起聚會，最開始覺得很好，最近覺得有一些厭倦，多數的時候我都想獨處。回國7個月了，我閒不住，又報名了社區抗疫志願者，每天從中午12點工作到下午4點。
今年我47歲了，一直都不想成家，懂心理學的大姨說我可能是婚姻恐懼症，但我覺得自己一個人也能過得瀟灑快活，有體力的時候我就想到處跑，有牙口的時候我就想吃遍天下的東西。因為阿富汗的經歷，我現在有了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機會我也想去拜訪他們，志趣相投的話，就一起做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