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盛行，必定帶來告密成風。
我說的還是滿清時期，特別是乾隆朝。
手工統計過，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的《清代文字獄檔》，共載85案，至少有22個案子，是因告密而人頭滾滾的，佔1/4強。
其中有群眾舉報，也有同族同告、親親相告，甚至子告父都有，畫風都是我們熟悉的。
但最奇葩的，還屬發生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這一案。
240年前的三月二十一日，寧國府太平縣（今安徽黃山）人焦祿，向知縣周學元舉報他的族人焦良先、焦永榜，說他們「捏造謗帖指姦污辱」，也就是編造毀謗他的文字，誣陷他跟人通姦。
本來就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案件，怎麼就驚動乾隆了？
因為焦祿呈上作為物證的「謗帖」，「內『大不仁』三字之上寫有『清朝』二字」。
是不是有點繞？
其實很簡單，就是謗帖上有「清朝大不仁」五個字，這五個字，連上奏摺的封疆大臣都不敢直接引用，只能描述為「內『大不仁』三字之上寫有『清朝』二字」。
這就由普通的民事案件上升為悖逆大案了。因為滿清入關，打的也是解放漢族百姓於水火之中的旗號，敢說「清朝大不仁」，絕對是活膩了。
所以知縣周學元接到舉報，不敢怠慢，第一時間訊問焦祿。焦祿供稱，族長焦良先等誣告他跟族內焦永榜之子焦滾來的未婚妻陳氏通姦，並將此事寫成告帖，貼在焦氏祠堂門首，然後將他逐出宗祠。而他在離開宗祠之前，將告帖揭下，發現裏面有反動口號，於是趕緊到縣衙告發。
看來，如果此事屬實，焦氏被族滅，那都是輕的。
好在知縣周學元多了個心眼，發現焦祿在回答問題時「情詞閃爍可疑」，為了弄清案情，便親赴焦村，秘密傳喚焦良先、焦永榜等當事人訊問，兩人供稱，「並無捏造謗帖之事」，事實是焦祿確跟焦永榜的未婚兒媳陳氏通姦致其懷孕，事發後按族規被逐出焦氏宗祠，沒想到竟反咬一口。
雙方各執一詞，知縣周學元帶差人到焦祿家中搜查，一番翻箱倒櫃，雖沒查出什麼「不法字書」，卻搜到了兩張狀稿，經筆跡比對，跟焦祿提供的物證，即那張「謗帖」同出一人之手，於是再次提審焦祿，焦祿見事情敗露，只好招認那「謗帖」是他自己寫的，目的就是為了誣害焦良先等人。
案情明朗，焦祿雖是誣告，但「清朝大不仁」五字實際存在，這當然是悖逆大案，知縣不敢擅自處理，遂上報兩江總督兼安徽巡撫薩載。
薩載接報，也不敢有一秒拖延，即命知縣周學元將全部涉事嫌犯提解到省會安慶，然後匯同安徽布政使、按察使，三司會審。
這一審，案情沒有再反轉，只是披露了更多細節：
誣告者焦祿，又名「焦四六」，是焦永榜的族弟，兩家也是鄰居，常有來往。沒想到，焦祿居然跟焦永榜三子焦滾來的未婚妻陳氏通姦，導致她懷孕。不僅如此，去年十二月初九晚，焦祿趁焦永榜父子不在家，潛入他家，意圖強姦焦永榜次子的老婆楊氏。楊氏不從拼命叫喊，驚醒婆婆，遂叫同族人焦文秀，將焦祿當場抓住，並訊問出跟陳氏通姦致孕之事。因為當時焦永榜父子不在，沒及時報官，等焦永榜回來，將此事告知族長焦良先，匯同族中長老審問，焦祿無言置辯。為免家醜外揚，焦永榜同意不報官，只按族規將焦祿逐出宗祠了事。
宗族社會，被逐出宗祠，也就等於今天說的社死。焦四六心懷忿恨，為了報復，便捏造「謗帖」，到縣衙告密，想把族長焦良先等人搞死。
為謹慎起見，兩江總督薩載再次讓焦四六「當堂默寫字畫相符」，證實那含有反動口號「清朝大不仁」的謗帖確是他本人所寫，這才定了案。
很明顯，誣告者焦四六，就是個徹頭徹尾的人渣。他家有老婆，還有兩個兒子，如果說，他跟焦永榜的未婚兒媳通姦，尚存在兩情相悅的可能，也許還能歸入「婚外戀」討論的範疇，但後來還意圖強姦焦永榜的另一個兒媳，那就不僅僅是道德敗壞，而且是妥妥的刑事犯罪了。受害者一家及族長只是將他逐出宗祠，一方面是不希望家（族）丑外揚，另一方面也是寬宏大量。
按大清律例，焦四六之前已犯了和姦罪、強姦未遂罪，「和姦罪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刁（誘）奸杖一百」，而強姦未遂，至少「杖一百流三千里」。所以，如果受害者告官，兩罪並罰，他至少被打一百杖，並流放三千里。基本上，能挺到流放地也生不如死了。
不管怎麼說，只是社死，也算是撿了一條狗命，就算以後不能姓焦了，也可以換個ID，比如@不着四六什麼的，繼續混日子嘛。
當然了，開個玩笑，那時沒社交網絡，改名重來做不到。但有一招，他就跟現在那個也被除名後繼續作惡的誰一樣，為了報復，祭起舉報大旗。
為什麼不誣告族長等人貪污公款，或者反咬他們也跟良家婦女通姦什麼的，偏偏要捏造「謗帖」呢？
因為他很清楚，乾隆治下，只有「悖逆」罪才是最致命的，也是最能引起官方重視的。如果告准，那是會族滅的，這樣報仇才徹底。
於是搬石砸腳，在和姦、強姦未遂之上，又加了一項誣告罪。
按大清律例，誣告反坐，「加所誣罪三等」。也就是說，你告對方是什麼罪，查實是誣告，就按那個罪名加三等處罰誣告者。
但是，兩江總督薩載最後給焦四六定罪，什麼和姦、強姦（未遂）、誣告，那都不是事，罪名只一個：大逆。
也就是，焦四六最大的罪，就是在「謗帖」上寫「清朝大不仁」五個字。
薩載的奏摺上，給焦四六的量刑建議是：「比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不僅如此，「胞弟焦文學、子焦秀彩均照律例擬斬立決，幼子焦秀廣年僅七歲，母陳氏、妻胡氏照律解部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然後，「所有房產查明入官」。
乾隆怎麼處理的？先是在薩載的奏摺上加硃批：「三法司核擬速奏。」四天後，三法司核准案情，乾隆再下旨：「焦祿即焦四六着即凌遲處死，其擬以緣坐之焦文學、焦秀彩着從寬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余依議，欽此。」
也就是說，焦四六為了泄恨誣告別人，寫了「清朝大不仁」五字，不但自己被千刀萬剮，他弟弟、兒子也都人頭落地（從寬只是多活倆月），母親、妻子及七歲兒子，被發給官員為奴。
那麼，告密之風會因此案而消減嗎？
當然不會。按文字獄檔記載，從時間上來看，在焦祿案後，至少還有六起因告密而引發的文字獄案，其中有一起也被判明是誣告。
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河南固始縣民胡元傑，向州府告密，說他發現該縣知縣戴如煌所著詩集內有「悖逆詞語」。知州上報河南巡撫李世傑，經李世傑匯同開封知府等官員一審再審，確係誣告，戴詩中「語句並無違礙」，完全是胡元傑「附會解說」，「大肆狂吠」。
這一案中，胡元傑為什麼要誣告其知縣，也是為了泄恨嗎？
應該不是。檔案載，胡元傑「失館窮愁」，即本來是一個私塾教師，因為不可知的原因沒書可教，窮困潦倒，據其在被刑訊之後供認：「實只意圖訛詐，恐所首事不重大不能脅制官者多得銀錢，因而喪心病狂妄加注釋……」
就是說，這一次誣告，目的是為了訛詐官員，然後怕舉報之事不夠大達不到訛詐效果，就將知縣的詩集「妄加注釋」。（至於他的沒書可教會不會是該縣哪項政策造成的，就不得而知了。）
從焦四六到胡元傑，再加上二十多年前的趙永德，喜歡告密的，為什麼都是這樣的小人？還有，乾隆治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告密者？
一句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乾隆一邊說着「朕從不以語言文字罪人」（《清代文字獄檔》之《謝濟世著書案》），一邊舉起屠刀，嚴打思想罪，於是，舉報文字案也就成了小人報復、訛詐的利器。開篇說乾隆朝有22宗文字獄因舉報而起，其中也就這三起是誣告，其餘的，都是一告一個準。
所以，告密時代，只罵小人是不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