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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多難興邦」錯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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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難興邦」之說,最早可溯至《左傳•昭公四年》晉平公與司馬侯的對話。那是春秋時期,魯昭公即位第四年,楚靈王欲效當年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舉,請天下諸侯到楚地會盟。收到邀請的晉平公就此與司馬侯展開爭論,他說,晉國有三點優勢,可以免於危險,「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

司馬侯則答:「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言下之意,這不是三點優勢,恰恰是三點危險。關於第三點:「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在此,「或多難以固其國」,與「或無難以喪其國」對應,只是一種可能,而非一種事實,只是一種偶然,而非一種必然。

昭公四年是公元前538年,距今已過2500年。此間,「或多難以固其國」漸漸簡化為「多難興國」、「多難興邦」,內涵卻日趨豐富:有時是一種假設,與「殷憂啟聖」聯用,以喚醒國人的危機和憂患意識;有時則是一種激勵,「多難」正在發生,希望國人不避水火,風雨同舟,患難與共,興邦立國;有時卻淪為一種欺騙,以未來的「興邦」,為眼前的「多難」辯護,說服國人接受「多難」的殘酷現實,不僅以「多難」為必要,還以為合理,不僅以受難為合理,還以為榮耀。

由此三種情形,可見「多難興邦」的內涵,不止含糊,而且矛盾:多難既可興邦,卻也未必能興邦,苦難多到一定地步,則可導致喪邦。其內在的邏輯,全然斷裂。其實許多約定俗成的漢語,皆是如此症候。如批判知識分子的「空談誤國」,結合歷史可知,空談者的力量,欲縛雞而不得,談何誤國呢,「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誤國者往往另有其人,卻慣於把罪責推到空談的知識人頭上。對這些詞語,若不加辨析而納入口中,不僅有礙表達和思想,長此以往,還將使漢語被敗壞,患上各種結石病。

再說「多難興邦」。它的問題,僅僅出在內部嗎?一個說法,能夠流行上千年,必有其社會與文化基礎。「多難興邦」風靡的背後,則關乎中國人對待苦難的態度。

苦難在中國,儼然形成了一種美學和哲學。從上古開始,中國人便被教誨,要成功,必吃苦,孟子那段話,簡直家傳人誦:「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司馬遷《報任安書》則一一舉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令我感觸良深的一言,卻非出自這些先賢。大學軍訓,連長欲立下馬威,教訓我們:看看你們那張臉,是個什麼字?苦!這說明什麼呢,人一出生,就要吃苦,死了死了,至死方了。然後大談吃苦的必要性,口水紛飛,天花亂墜。這廝眉毛和嘴角下垂,一臉苦相,堪為其言論之註腳。後來我和他混熟了,問他吃苦談是不是他的偉大發明,他搖頭,說剛進部隊之時,教官便這麼教訓他們,估計是老輩相傳,不知淵源。他覺得極有道理,便牢記在心。豈止是他呢,蛋總說過,軍訓三周,唯一收穫即連長這句話:人的臉,就是一個苦字。

恕我孤陋,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哪種文化,像我們這樣,熱衷於教育人們吃苦,極力發掘苦難的價值,以至生出了一種對苦難的痴迷與膜拜,苦難被道德化,承受苦難被賦予道德色彩;不願吃苦、逃避苦難,反遭鄙棄。實則人性本身,不是趨苦避樂,而是趨樂避苦,正如不是捨死忘生,而是貪生怕死。固然可以視前者為美德,卻不必因此鄙薄後者。後者可謂人類的本分。當本分被毀棄,人便不能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苦難美學與哲學,建立在拔高人性的基礎之上。這種拔高,實質上則是拔苗助長,要求人人皆為英雄、聖賢,敢於吃苦,甘於吃苦,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當人性被提到半空,道德便墜入深淵。

對此,狄馬兄有一個精闢的論斷:「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這句話不難理解。在吃苦與享樂之間,你選擇吃苦,也許還能謂之德行;如果你的面前只有吃苦一個選項,甚至你連選擇權都沒有,被迫吃苦,不由自主,那麼你的行為,則與德行無關,強迫你吃苦的人或權力,顯然違反了道德原則,也許它們便是苦難的源頭。

我只想強調兩點:第一,吃苦並不符合人性;第二,吃苦若非一種自由選擇,便無關道德,不該受到讚揚。我們談論苦難,不能遺忘了人性與自由這兩個要素。

基於此,可知苦難絕不是越多越好,「多難興邦」的前提大成問題。儘管要生於憂患,儘管要居安思危,儘管要晝警夕惕,然而沒有哪個國家,沒有哪個人,真正希望「多難」,你祝福一個人、一個國家「多難」,不是被懷疑居心叵測,就是被當成神經病。倘將苦難分作天災與人禍,天災無可阻止,人禍自然能避則避,越少越好。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一個錯誤:違背常理和人性

多難而興邦,其實只是小概率,正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千萬人被拘,只有周文王一人寫出了《周易》,千萬人受厄,只有孔夫子一人作出了《春秋》,其他人則在苦難之中沉淪、死亡、湮沒無聞,換言之,假如不拘而能演《周易》,不厄而能作《春秋》,還有多少人情願受難呢,此中概率,不難測算。反觀史冊,多難之於國家,興者少,亡者多,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二個錯誤:違背歷史。

就苦難與國家的關係而言,能否興邦,並不取決於苦難的多寡,而取決於國家對待苦難的態度:正視還是遮蔽,迎戰還是逃避,銘記還是淡忘,反思還是麻醉……若是後者,一次災難也許無法傷害一個國家,一百次災難卻足以摧毀一個國家,這叫「多難喪邦」,它發生的概率,遠遠高於「多難興邦」。

對「多難興邦」的大肆宣講,並非對待苦難的正確態度,因其重心,在於「興邦」,而非「多難」。這是一種典型的結果論。結果至上,往往忽略了對原因的反思。一旦「興邦」,誰還會去在乎「多難」呢,當「多難」的意義被放大,誰還會去追究它的成因呢?由此出現了最可怕的一種情形:「多難興邦」的宣講者,恰恰是「多難」的製造者,他們拼命宣講「多難興邦」,就是為了讓國人忍受「多難」的現實,漠視「多難」的根源。殊不知此舉本身,便是一種災難,宣講者所陷入的悖論,直接解構、顛覆了所宣講的內容。這是「多難興邦」的第三個錯誤,可謂最根本的錯誤:違背自我。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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