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22日
現階段的土地政策：
暫不沒收地主的財產。國家只徵用漢奸的土地。
在無需採取重大軍事行動的情況下，在敵後組織解放區。
所有解放區一律減租減息。
毛澤東指出應該加強抗日統一戰線，同時揭露重慶反動派的背叛行為。
據毛澤東說，為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利益，共產黨用人民共和國的口號取代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人民共和國由工人、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掌權。這是有利於抗日鬥爭的。
據我所知，這是共產國際的建議，國共兩黨才於1937年9月簽訂了一項協議。
共產國際的建議已把民族資產階級害怕日本的侵略，並開始進行抵抗一事考慮在內。
毛澤東利用表面上正確的分析和共產國際的建議，以掩飾其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活動。他口頭上說團結，行動上卻拒絕團結，對日本人的軍事行動減少了，反對國民黨的口號提出來了。
1942年10月23日
九月份，賀龍公開在一次會議上講到同國民黨破裂的不可避免，以及準備採取行動奪取領土和貴重物資的必要性；他說，這一點是「教條主義者」所不了解的，「他們得到了一點懲罰，應該徹底教訓教訓他們。」
賀龍在政治上無知，他是毛澤東教育出來的。
賀龍是第120步兵師的司令員，是一個英雄，在軍隊裏很得人心。他是毛澤東的同鄉，受到毛澤東的信任。
賀龍是和藹的，但是大有野心，毛澤東就利用這點給自己撈好處。
實際上，賀龍是一個地方軍閥，他對這點毫不避諱。現在他領導特區的聯防軍，住在延安城外，靠近西門。
林楓（譯音）是120步兵師的政委。
周恩來被歸於「經驗主義者」之列，他一直在重慶。
我們的窯洞是在山上挖的一排大洞。
入口的地方用布簾一遮，就算是門，窗子上糊了紙。
我的筆記本放在哪兒大成問題了。
在去賀龍的120步兵師的旅途中。我得過阿米巴痢疾，以後常常胃痛、耗盡體力。我現在寫東西視力模糊。
1942年10月25日
一比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喪。八路軍方面沒有採取任何積極的軍事行動！更有甚者，軍事行動都被嚴厲地禁止了。
中共領導還在做出要打日本人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毛澤東用他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來同他的政敵作鬥爭。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的一大批信徒的政綱。在現階段，可以明確地指出政治勢力的分野。一般說來，任弼時、林楓、陳雲、王稼祥，當然還有康生（在此我只提及這派人中最主要的代表），他們是追隨中共中央主席在其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制定的路線的。
對《新民主主義論》來一番徹底分析，會使人毫不懷疑中共委員會的主席是反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是反對調整同重慶政府的關係的。毛澤東的立場削弱了對侵略者的抵抗，分散了力量。
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一直在特區進行着，原因就在於此。
所有這些情況，使人們對新四軍的悲慘結局以及國共之間的一直不和，有了新的看法。
中共中央主席的觀點不是每個人都同意的。有個時期，傑出的國際主義者、中國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領導人王明，把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都團結到自己身邊。依我看還有現役軍人中許多著名的軍官。
延安用種種藉口來拒絕國民黨的建議。蔣介石7月14日所提出的與毛澤東會晤的建議，實際上已被拒絕。
在軍事問題上，毛澤東及其隨從主張「保存實力」的戰術，這意味着削減戰鬥行動。
1942年10月26日
毛澤東對他的對手越來越粗暴了。
在一次爭論中，有一個反對派的人提到了斯大林寫的一篇文章，毛澤東就嚷起來：「你真不愧是『莫斯科分子』，斯大林放個屁，你們也使勁聞，還說是香的！」
但是，毛當着我們的面卻大肆吹捧斯大林。這是有道理的：他希望我能把這些話傳到莫斯科去。贏得斯大林的好感，將來對毛澤東是大有好處的。
我認識了王震。他有胃病，在找奧爾格夫治療。
王震是359步兵旅的旅長，是延安的臨時城防司令。這位年輕而能幹的司令員在軍隊中率先採用了經常進行作戰訓練的作法。他的部隊在特區是最精銳的。
王明身體很不好。他的妻子很着急。
王明由專為中共中央領導成員治病的中國醫生來進行觀察。
1942年10月30日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低估了蘇聯的軍事力量，過高估計了德國人的成就。因此，他們得出了蘇聯可能會戰敗的結論，從而拒絕由八路軍和新四軍對日作戰；他們暗示，他們的觀點又一次證明，不惜任何代價保存實力的理論是正確的。看來，甚至是不惜背信棄義。
每個人都在死記硬背黨的文件，一個勁兒地進行自我批評，而這種自我批評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毛澤東向我解釋說，中共黨內的「經驗主義者」是出身於產業工人和農民的做實際工作的人，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同意「王明和博古教條主義宗派集團」的觀點。他說到這一點時，顯然很生氣。
王明是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是共產國際執行主席團的成員。公開攻擊他就意味着蔑視共產國際的路線。這種棘手的局面使毛澤東很惱火。換上另一個對手，毛澤東早就把他幹掉了。
博古不重視毛「對黨的貢獻」，很有主見。這就使毛澤東特別容不得他。
「教條主義」的帽子有助於清算「王明博古集團」，不必正式攻擊共產國際的政策。
剛挖好的窯洞散發着潮氣和土腥味。小小的紙窗子，幾乎透不進光來。
我到窯洞外邊去刮臉。我們的炊事員，一個年輕的小鬼，正在我們臨時弄好的爐子旁磨磨蹭蹭，掛在他皮帶上的大手槍搖晃着。
1942年11月4日
我們在電台值夜班時，阿列耶夫又憤憤地發泄了一通。
「我們大家都受到監視，」他說，「管家和翻譯都是康生的耳目。在家裏他們暗中監視我們，上街，他們盯梢。
「我們來延安之後，他們對我們一直持一種屈尊相待的態度，如今則敵視起我們來了。當初，還有一層彬彬有禮的面紗掩蓋着；現在，則公然對我們無禮。康生從中插了手：大家都怕他，都想討好他。
「我們剛來時，他們還不敢怠慢我們。因為中共領導一心想得到蘇聯的最新式武器和其他裝備。後來，偉大的衛國戰爭爆發了。我們紅軍自己的武器都不夠。關係馬上冷淡下來，當我們在軍事上失利後，他們就公開敵對，蠻不講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