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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是否投降:這也許是個技術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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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為什麼,這時,一場莫名其妙的大批判開始了。有的文章直指張文宏是投降派,是當代汪精衛。一說到外國經驗,就是崇洋媚外。在這樣的情況下,與此有關的問題還能夠進行有有效的討論嗎?更進一步說,把技術問題政治化,正常討論問題的氛圍消失,政治正確代替一切,長此以往,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1、前一段時間我曾說過,現在也許是一個膠着階段。我說的是疫情(膠着與分歧:後疫情時代是否正在到來?)。

2、在這個膠着期,輿論,尤其是國內的輿論,也在經歷一種過山車式的跌宕走勢。先是在7月初,英國政府宣佈了終極解封計劃:取消社交距離、居家令等防疫措施,公共場合不再要求戴口罩,聚會和其他各種活動將不再受到限制。其實,早在英國之前,新加坡於6月底就已經宣佈新冠或成為地方性流行病,不再找出每個受感染的病例,停止統計新冠病例,專注醫治重症患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群體免疫。

3、這時,整個世界都在屏住呼吸盯着英國,靜待着其新政策執行的結果。因為這是一次巨大的冒險。而在國內,在南京疫情爆發之前,特別是在6月之前,基本達至病毒清零的效果。進入6月,由於境外的傳入,在一些地方有零星個案發生,但總的形勢應當說相當樂觀。當時,我們面臨的最主要任務是鞏固和防範的問題。雖然在疫苗的接種上,略微落後於一些國家,但就我們的體制來說,這幾乎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可以說,到這個時候為止,我們政策的選擇餘地是很大的。

4、應當說,英國等國家最初傳來的消息是相當樂觀的,尤其是歐洲杯的成功舉辦,預示着我們有可能開始進入後疫時代。對此,張文宏醫生有這樣幾點判斷。第一,一些國家,尤其是令人關注的英國和以色列,疫苗接種率都接近了70%。第二,近期放開後,出現了感染人數的明顯上升(其後,實際上又經歷了下降的過程)。第三,這種發病率的上升不再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該病的病死率也從去年最高的18%,降至最近一周的0.1%。這個水平是接近流感的病死率水平。

5、事情發生在南京疫情之後。當南京疫情爆發,並開始向許多地方擴散的時候,就有人說,南京的事情很大。直接原因是,這一波的病毒是傳染力非常強的德爾塔病毒變種。在很短的時間裏,南京的疫情蔓延到17個省市區。於是,我們看到,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是加快疫苗接種的過程,另一方面是沿用甚至加碼社會動員、圍追堵截、不惜過度、努力清零的做法。應當說,這套辦法是行之有效的。可以說,如果沒有意外,新一波疫情已經進入可控狀態。但現在的問題是,下一步怎麼辦?

6、這時候,兩種不同思路的分歧開始凸顯出來。概括地說,一種可以稱之為與病毒共存。這種主張的理由是,我們現在抗疫取得的成績,主要是靠非醫學手段,即行政手段,集中、隔離、封閉,壓制生產和流通。當別人醫學手段成熟大面積運用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落後,行政手段對付傳染病不可持續。如果再考慮到經濟社會生活不能正常化的代價,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不可能長時間閉關鎖國,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把新冠病毒作為一種常駐病毒,與之共存。也就是說,在對待新冠疫情上,我們應當有思路上的轉變。

7、另一種思路和策略可以稱之為病毒清零。這也是一種值得認真考慮的路徑,尤其是在中國的條件下。應當說,對於病毒清零,我們前有sars清零的成功做法,後有過去一年半時間抗新冠的富有成效的實踐,這都使得人們有理由相信,這也許是一條可以走得通的路。如果這條路走得通,就可以避免群體免疫所付出的代價,尤其是避開群體免疫可能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說不定還會證明我們確實比西方棋高一着。這裏尤其要考慮到中國人口眾多以及基礎醫療設施比較落後的現實。

8、本來,這是一個需要在科學判斷基礎上權衡利弊的事情。西方思路的轉變,也是這種權衡的結果。在其中,至少有如下幾點考慮:第一,從目前的情況看,徹底消滅新冠病毒,不具有現實性,儘管這是應當努力的方向。第二,儘管疫苗普及的速度很快,但由於病毒也在迅速變異,一些疫苗針對新冠變種病毒的效果有所下降。第三,病毒本身在變異的同時,其毒性也在明顯衰減。第四,疫苗對減少重症和降低死亡率效果明顯。第五,如果不實現這種轉變,經濟社會生活不能恢復正常狀態,代價太大。

9、至於中國究竟最終採取何種策略,就技術的層面而言,只能由專家來判斷,我們外行沒有說話的份兒。但外行可以從直觀的和技術外的層面有些考慮。就歐美來說,用我們清零的方式,幾乎不可能,走群體免疫的路線,可能是一種最現實的選擇。事實也證明,英美等國在普及了疫苗接種之後,再感染的極少,整體死亡率也非常低。這也可以證明專家們所說的,疫苗防不了感染,但可以大幅降低重症率。這就為與病毒共舞提供了可能。現在的問題是,說疫苗防重症不防感染,與人們對疫苗的常識性認識和期待不吻合,而專家們又說不清其中的原因和道理。這就加大了人們對疫苗和群體免疫的種種疑慮。

10、從中國的情況來說,不惜代價,病毒清零,真的不是不可能做到。去年武漢疫情後的防疫是成功的,這次南京疫情後的防疫,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大體也控制住了。這是一條與群體免疫完全不同的路線。如果形成明確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在對付今後可能出現的其他病毒變種上,可能也是有優勢的。反正不管你新變種多厲害,來了我就用清零的模式來對待(當然也不排斥疫苗的使用)。但這種模式會遇到兩個問題。一是短時間內的代價會很大,但如果成功,又可以避免長遠的代價。兩者如何權衡,還是得由專家來判斷。還有一個問題,當世界上基本實現群體免疫的時候,我們怎麼打開國門?疫苗的普遍接種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也得專家來判斷。

11、不管怎麼說,這都是實實在在的問題,都是我們外行說不清楚,需要由內行來研究和判斷的問題。我們外行只能在專家無暇顧及的邊緣性上表達自己的一點意見,即便是涉及技術性問題,也得以專家的研究結論為基礎。但不知道為什麼,這時,一場莫名其妙的大批判開始了。有的文章直指張文宏是投降派,是當代汪精衛。一說到外國經驗,就是崇洋媚外。在這樣的情況下,與此有關的問題還能夠進行有有效的討論嗎?更進一步說,把技術問題政治化,正常討論問題的氛圍消失,政治正確代替一切,長此以往,將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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