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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怎樣治理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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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認為,共產主義之弊則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強人作聖賢,又強人作禽獸」。「違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適合生產,不利於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病,又能預防共產主義之流傳。這就是閻錫山的公道主義的來源,也是閻錫山反共的歷史根源。

作為山西的「模範督軍」,閻錫山實際上處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儘管當時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錫山為一千一百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他便顯得出類拔萃。——美國《時代周刊》對閻錫山的讚美

「我相信,你們有一個偉大的將來。我更加相信,當你們國家站起來,把自己的精神表達出來的時候,亞洲也將有一個偉大的將來。」——摘自泰戈爾的訪華演說辭

討論施政之方,以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為政不達諸村,則政仍粉飾;自治不本於村,則治無根蒂。——閻錫山

稱得上是一代梟雄的閻錫山,統治了山西38年,是名至實歸的土皇帝。一生經歷複雜,1949年後,隨民國政府兵敗退台,隱居在台北市菁山之麓,1960年病逝。某年佳節曾自撰一聯,直抒胸懷:頻年遷播異鄉,最難忘三晉風雲,六朝城郭。今朝歡欣佳節,且來看淡江春水,橫海樓船。

閻錫山曾被稱為最有文化的軍閥,所言不虛。其最難忘三晉風雲,六朝城郭,看來這是他永遠的心頭之痛。他生於斯長於斯,爾後統治經營了山西達38年之久,付出了他的全部心血。其間的功過是非,任由他人評說,而故鄉的山水一草一木,無時無刻不縈迴在他腦海深處。國民黨元老於佑任先生,曾有名詩『望故鄉『:「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閻戎馬一生,心腸硬,有淚不輕彈,但思念故鄉之心是相通的。常言道落葉歸根,狐死首丘,對閻來說已遙不可及,只能埋骨異鄉了。那閻先生日夜懷念的三晉風雲,六朝城郭,他在那究竟幹了些什麼呢?閻先生一生叱咤風雲,跌宕起伏,筆者無力做全面的評述,只能就他治理山西38年,在鄉村建設問題上,所做出的貢獻,略作回顧與評述,希望能對如何處理複雜的三農問題,有——些借鑑的價值。

上世紀二十年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國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是一次全國性的社會政治思潮和社會改革運動。在這場社會改革運動中,在大目標大體一致的情況下,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思想和方案,其實踐效果也有很大差異。其中影響最大,牽涉面最廣的,當數「民國鄉建三傑」的晏陽初、盧作孚、梁漱溟,和有「南陶北晏」之稱的陶行知了。對於他們的愛國愛民的赤子之心,在鄉村建設上的艱苦探索和取得的成就,以及這項於國於民都極具重要意義的工作,為何戛然而止。還有這些探索者的坎坷經歷,筆者在評述上面四位先賢的文章中,已做了初步探討,不再贅述。

人們還更想知道,除了上述學者們的探討之外,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共產黨領導的蘇區,他們在自己的轄區,對廣袤的鄉村,又實行的是什麼樣的政策,在鄉村建設上有何作為?這個問題很大很複雜,不是幾篇短文可以說清楚的。簡約一點說,蘇區那時正是從井岡山時代的「打土豪,分田地」開始,到1927—1937正史命名的「土地革命」時期。奉行的是馬列主義為指導的階級鬥爭學說,主張暴力革命、消滅私有制、和一切傳統徹底決裂。帶來的後果是眾所周知的,不再細說。而國民黨統治地區,就鄉村而言,大體上是從晚清到北洋再到民國的自然延續,基本上屬於不作為(很多時候不作為比胡作為好)。廣袤鄉村還是千年以來的鄉村自治的政治生態。要說有什麼變革,也就是晏陽初陶行知等先賢們一些有益的探索了。那也只是局部的、民間的、試驗性的。不能算是政府行為,與權力也是若即若離,只能做一些改良性的建設與變革,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保障。時局一有變動,所做的一切都會中止或中斷。權力在鄉村建設問題上,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促進改良者前進成功,也可以使它倒退失敗。

那從北洋到民國,在握有實權的統治者之中,從中央官員到地方封疆大吏們,有誰在鄉村建設問題上,有過重大建樹,包括本人的創建,和對改良者的支持呢?恕我孤陋寡聞,那個時代實在是個大亂世,爭地盤,謀財富,殺人越貨,後來還有長期的抗日戰爭,大小官員們大都無暇顧及鄉村這些瑣瑣碎碎的『小』事。但也有卓爾不群者,其佼佼者當數統治山西38年的閻錫山閻老西了。

在下對閻先生在鄉建問題上的了解,還是得益於印度文豪泰戈爾先生訪華時,鮮為人知一面,才得知端倪的。

這事得從90年前,泰戈爾訪華說起。因為事隔久遠了,有必要多說幾句話。

上世紀印度大詩人、社會活動家、亞洲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拉賓徳拉納特泰戈爾先生,應中國文化名人蔡元培梁啓超之邀,於1924年4月12日至5月30日,來中國訪問。隨即颳起了一股強大的「泰戈爾旋風」,所到之處上海南京北京、濟南、太原等地,皆引起巨大的反響。這股巨大的泰戈尓熱,我們不能只從名人崇拜和所謂文化大餐的角度去思考,即使如此它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比如詩人的巨大成就,對中國詩人郭沫若徐志摩謝婉瑩等產生過一定影響;他的《飛鳥集》《園丁集》等,更是直接催生了謝冰心的《繁星春水》。

但是,這些都不是要重新關注泰戈爾先生的理由。畢竟快一個世紀過去了,世界又發生過許多大事,諾貝爾文學獎,亞洲也已有多人獲得。沒必要對包括泰戈爾在內的這些獲獎者的成就,一一作分析研究,那是文學評論家們的事。

今天又重提泰戈爾,實乃90年前,詩翁訪華時,曾嚴重關注過的話題,即印中兩國都面臨的廣袤農村億萬農民,如何擺脫貧困文盲愚昧閉塞的現狀,走向現代化,與當代文明接軌融合的嚴峻話題。我們知道泰戈爾,不僅文學創作成就巨大,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多次與印度國父甘地,共商國是;他還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巨量的文學作品,一個重大的主題,就是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印度同胞,早日富足起來,強盛起來。使印度的這個國家和民族,能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強大的先進的一員。為此他殫精竭慮,鞠躬盡瘁。從而受到歷代印度人民持久的崇敬與愛戴。也受到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敬重。

泰戈爾訪華時已64歲,當時在印度已是高齡,他不聽勸阻,抱病來華。積極參與緊張的社會活動,多次發表熱情洋溢文採風流的演講,並與聽講者互動。就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印兩國緊密相連,又國情相似。所以面對中國朋友的熱情與友好,他無限深情地說:「我相信,你們有一個偉大的將來。我更加相信,當你們國家站起來,把自己的精神表達出來的時候,亞洲也將有一個偉大的將來。」

而要讓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印度,乃至亞洲能站起來,能把自己的精神表達出來,遠不是做幾次報告,出幾本詩集能辦得到的。泰戈爾不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更不是一個空頭文學家。作為印度人民偉大的兒子,他既有一顆赤忱的愛國之心,也有敏銳的洞察力,對本國的國情,對亞洲其他國家,包括中國的國情,都有深刻的了解。如何面對它改變它,詩翁也有具體的實施計劃和理想目標。就在那次繁忙的訪華過程中,也有過這方面的安排。可惜不僅當時被輿論忽略了,連當事人泰翁的隨身翻譯徐志摩先生,也未再提起過。爾後近一個世紀,也未見有人談過這個話題,也就鮮為人知了。這是當時輿論界、思想界、學術界的無意忽略,還是話題沉重,情況複雜,非專業研究者無從談起,而當時中國關注中國農村的研究者,又極為稀少?

泰戈爾作為一位積極的社會改革家,在自己的家鄉,泰戈爾一直進行着一種鄉村建設計劃,主要內容是在農村設立學校、醫療隊,加強畜牧業和手工業,並提倡全民性的文藝活動,以使農村富餘勞動力有出路,教育能普及,文化能發展。泰戈爾的鄉村建設計劃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他也希望在中國找到一塊地方來實驗這種改革計劃,於是泰戈爾在訪華過程中,臨時改變了自己的行程,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專程訪問太原。

泰戈爾一行會晤了山西督軍閻錫山,寒暄客套之後,那位自稱儒將的閻老西又誇耀了一番他正在山西推行的治晉方略:「民國六年,錫山兼綰民政,討論施政之方,以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為政不達諸村,則政仍粉飾;自治不本於村,則治無根蒂。提倡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天足、剪髮等所謂『六政『,其中將村政建設作為施政重點。」談到村政,泰戈爾說,這次來山西,想找一塊地方進行自己的鄉村建設實驗。閻錫山當場痛快地答應下來,同意把晉祠一帶地方劃給泰戈爾做實驗基地。泰戈爾很高興,當即委託徐志摩具體負責這件事。

雖說這個美好的計劃,後來因時局動亂流產了,我們也不能忘了泰戈爾閻錫山和徐志摩們,為改變中國鄉村貧窮愚昧閉塞狀況,所付出的努力。

閻錫山治山西時,在鄉村建設方面,都幹了些什麼呢?先說說閻錫山其人其事:

閻錫山政治上是個複雜的人,作為軍閥混戰時期一方首領,一度與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齊名。為了自身利益,一生幹過一些好事,也做過很多壞事。為治下百姓帶來過傷害,也有過福利。可以說既是個投機分子,又有自己信條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奉行的是『中』的哲學,就是中庸之道。他是老同盟會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閻當年十月,即發動太原起義,阻斷清軍南下,促使革命成功。(孫中山語)繼後又擁戴袁世凱稱帝,上過勸進表,反對共和。曾是北伐功臣,又與蔣介石反目成仇。在連年軍閥混戰中,與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唐生智段祺瑞等,或戰或和,或聯或決,不一而足。僅在人所共知的蔣、馮、閻大戰中,就有幾十萬百姓死於戰亂,赤地千里,餓殍遍地,致國力虛弱,為以後日寇製造九一八事變,提供了機會,他們都是民族罪人。盧溝橋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閻錫山擁蔣抗日,作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與共產黨人薄一波等也有過合作。曾在山西境內組織過平型關戰役,其中八路軍115師林彪師長,在平型關伏擊日軍一支輜重部隊成功,頗有斬獲,聲名遠播。爾後閻錫山又組織指揮了著名的忻口戰役、娘子關戰役、太原保衛戰。雖然戰敗了,但也重創了日軍,延緩了日寇南下的進程,是國家的功臣。在抗日危急時刻,也有過動搖,有過與日寇的暗中勾結,派其部下趙承綬與日簽訂《日閻停戰基本協定條款》(俗稱《汾陽協定》),枉想保全他的山西土圩子,繼續當他的草頭王。好在關鍵時刻,太平洋戰爭爆發了,形勢對日寇越來越不利,閻老西也怕當漢奸,留下千古罵名,談判協定終止,閻晚節不虧,得以善終。

對閻錫山這樣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筆者不想也沒有這個能力,做什麼評述。但一些重要史實,必須交待清楚。誠如閻在山西鄉建設上,確實做過很多有益工作,如果他大節不保,當了臭漢奸,那他在山西搞的那一套,還有什麼意義呢,讚揚它不就是在吹噓日寇欺騙中國人的皇道樂土嗎?正因為閻老西大節不虧,他治理山西的一些經驗,才有借鑑價值。

閻錫山治山西有一點他看的很清楚了,就是時局再亂,他都不能離開自己的老巢山西。要想使自己在大混亂中,立於不敗之地或敗有所歸,他就必須把山西治理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生活水平教育水平都有提高,有看得見摸得着的實惠,山西人才會真心實意擁護他,聽從他的調譴,閻老西腰杆子才能硬,說話才有底氣。

這些才是閻老西治山西的根本,他也確實從在山西站穩腳跟起,即全力以赴殫精竭慮從事山西全境的鄉村建設工作。也是從普及鄉村教育着手的。前後經歷了數十年,稱得上堅忍不拔。

其實要追尋閻老西為何要對治理山西,付出如此心血,不能不談到,遠在1921年6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閻錫山主持的山西省『進山會議『前後發生的事,那才是閻老西治理山西的濫觴。

事情是這樣的。民國十年(1921年),閻錫山對治下各地進行高調出巡,檢閱各地「六政三事」的推廣情況,並為村治改革造勢。

同年6月21日,他主持發起「進山會議」,廣泛邀請全國各地的學者、當地軍政要人、商人、鄉紳等參加,第一次開會時有25人,以後以每周兩次的頻率,逐步增加到上百人。

進山會議前,在俄羅斯經商的山西商人被列寧全部驅逐,晉商返回太原後,向閻錫山反映蘇俄社會如「洪水猛獸」,所以,閻錫山在會議中,多次提出一個問題,如何在中國進行社會變革和實現民主,預先消滅馬列主義在中國蔓延的土壤。

在進山會議召開的同時,共產主義正在山西生根發芽,在高君宇的指導下,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於1921年5月1日秘密成立,並印發了《共產黨宣言》3000冊。閻試圖在各種主義中找出自己的一條道路,雖然他最終也未能真正實現。在《進山會議錄》的序言中,閻錫山說:「余以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極端之錯誤,就世界人類來說,應產生一個適中的制度。」閻錫山認為,共產主義之弊則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強人作聖賢,又強人作禽獸」。「違背人性,反乎人情,不適合生產,不利於人生」。唯有「公平制度」,既能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病,又能預防共產主義之流傳。這就是閻錫山的公道主義的來源,也是閻錫山反共的歷史根源。

閻畢竟不是政治家,他對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認識,還是一個感性認識階段,並未作深一步的研究。但這並不妨礙他下的保境安民的決心。不問出自什麼目的,閻的總的宗旨,是要他轄下的山西民眾,能過上平安的日子,還能逐漸富強起來。至於這樣做是不是他奉行的『中』的哲學,是否就是他說的『公道主義『的烏托邦,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閻的承諾或曰目標,大都實現了,成為了當時中國唯一的模範省。美國的《時代》周刊曾對閻錫山如此讚美:「作為山西的『模範督軍』,閻錫山實際上處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儘管當時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錫山為一千一百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他便顯得出類拔萃。」閻錫山治晉的一些政績,至今還在山西的一些老人口中傳頌。

1949年後,曾是閻錫山部下的中共要員薄一波,對去山西任職的省委書記說,你能把山西治理得有閻錫山的一半,你就不錯了。可惜成績未見到,大躍進大饑荒期間,同樣餓死了很多人。不過據《炎黃春秋》雜誌公佈的資料,那次人禍大饑荒,從餓死人的數字看,山西遠比鄰省山東河南少,更比重災區安徽四川少得多。這是因為省委書記良心發現,在大放糧食衛星和大反瞞產私分高潮中,尚能網開一面,放農民一點生路;還是因為得益於閻錫山治理山西的餘蔭,山西老百姓還有點家底,身體也壯實些,能多挨餓一些時日有關呢?我想後一種可能是存在的,比如晏陽初鄉村治理的河北省『定縣模式『,至上世紀八十年代調查,依然是全國唯一無文盲縣。

是焉,非焉,都過去了,未過去的是鄉村治理也好,城市治理也好,乃至國家治理也好,是應該本着教條,本着這主義那思想,還是應該本着實踐出真知,繼續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就是說保境安民,增加百姓們的福祉,才是執政者的根本任務。由此想到鄧小平的高論,『不問白貓黑貓,逮到老鼠就是好貓『,由此才有改革開放,才有經濟快速發展,其實鄧小平還有幾句話,與發展和改革開放,關係更密切,那就是『別問姓社姓資』,也『別問姓公姓私『,『發展是硬道理』。鄧還說『跟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跟蘇聯走的,都還是窮『。鄧小平還說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我也說不清楚,馬克思的資本論我是未讀過。』鄧的這些話,不是已經告訴人們,尤其是後來的執政者,中國的事究竟該怎麼辦,路該怎麼走,何必瞎折騰呢?

話說遠了,還是繼續說說閻老西治理山西的事吧。閻治理山西是苦心孤詣,鍥而不捨。既有遠景規劃,又能踏踏實實做好眼前的事。

說起遠景規劃,不能不先從閻錫山在其家鄉,當時的五台縣河邊村進行的實踐說起。與晏陽初的河北『定縣模式『,盧作孚的四川『北碚模式』,梁漱溟的山東『鄒平模式『,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師範』相比,閻錫山是將河邊村作為其實踐「用民政治」理念的重要實驗地的,並由此以點代面,全面展開山西全省鄉村治理。

何謂「用民政治」?首先建立嚴密的行政網,早在1917年的河邊村,便已有了村長,村副(四人)、閭長,書記(會計)一人,村警數人,1922年又加選鄰長。頒發了《人民須知》《家庭須知》《村長副須知》給每家每戶。村公所指示教師每星期利用一個晚上,為商店的夥計和村裏的農民講解,又讓小學生編練活報劇,到各個堡子宣傳演出;並將各種公約如《河邊村暫行自治公約》《河邊村暫行村禁約》等張貼在村裏的公共場所,或者寫在白牆上,以便村民們遵守執行。對於違禁者,村公所設有公堂,準備着各種刑具。重點是關注是販毒者、吸毒者、窩娼者、聚毒者、盜竊者、鬥毆者、遊手好閒者、忤逆不孝者、家庭有殘忍者以及失學兒童等10種人。

應該說這樣的『用民『,只有大權在握的閻老西才能辦到,晏陽初梁漱溟等學者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河邊村的建設在閻錫山的重視和推動下,確有明顯的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修建從太原到河邊的公路。

修建濟勝橋。

己巳渠的開鑿

修建鐵路忻窯支線。即從太原經河邊村通到五台甲子灣的鐵路,於1934年開始測量,並修築路基,1935年正式完成。由忻州與北同蒲線接軌,全長52公里,是一條窄軌。為閻的行動以及運輸五台窯頭地區的煤炭和定襄的鐵礦石供太原煉鋼廠使用提供了方便。

修一條52公里長的窄軌鐵路,起碼在中國鐵路史上空前也絕後。也只有在土皇帝的土圩子裏,才能辦到。不問對山西的建設,起過怎樣的作用,也不問當時背景如何,都是不可取的。

在福利方面有:

種棉植樹。

創辦子明慈幼院及秀卿醫院。

創辦勸業工廠。以後事實證明,此乃閻氏重要的惠民政策,也是鞏固和提高山西實力最重要的舉措。

1929年冬開辦,分為兩部分:棉紡;鞋廠。棉紡廠設有「織布」、「砍帶」、「絨毯」、「毛巾」、「打絡了」、「打穗子」、「漂染」、「漿線」等車間;鞋廠分為「納底」、「鞝鞋」「烤乾」、「包裝」等。工人少則400人,多則700人,產品除少數民用外,絕大部分供閻軍隊使用。後為擴大再生產,於1936年興修新廠,佔地百餘畝,要求全部電氣化。勸業工廠在重修的時候就花費掉50萬元,但所需機器設備尚未完全購置,就被日軍侵略打破了。

閻錫山還在河邊村建過廉租房式的新民堡,和娶妻助進會,幫助窮人娶老婆。

閻老西一生重視教育,1918年即在河邊村自費辦了『川至中學』,又出資10萬元在太原「德生厚」銀號建立了基金,以其利息為該校經費,1923年,又籌集資金10萬元,增設商業速成科,設立科學獎,另外,除免收學費外,還另發制服皮鞋給學生,使這所中學也成為當時設施最完備,質量極高的免費中學校。1924年之後開始收學費,但費用較低。學校的校旗、校訓、校歌都由閻錫山親自確定和創作。其校訓:「公毅敏潔」,告諭:「苦學救國」。抗戰爆發前,該校共畢業1000多名學生,不少人成為閻的親信。徐向前元帥曾在此任教,爾後徐帥曾對閻治理山西的政績,多有稱讚。

閻氏1921年還在家鄉創辦了育英女子學校,應該也是破天荒之舉了,為了打破封建束縛,發展女子教育,閻錫山就讓閻府的女孩子帶頭上學,如其堂妹閻慧卿、姨妹閻竹梅。

閻錫山在河邊村做過很多好事,歷史已記錄在案,不再細說。倒想乘此機會說幾句,當時新聞人物閻老西的五妹子閻慧卿軼事,這位當時只有12歲的閻慧卿,以後是閻府乃至山西的風雲人物,是閻錫山須臾離不開的人,傳聞緋聞很多。傳的最令人關注的,當數太原城即將被共軍攻克,「閻慧卿致閻錫山絕命電」了。此電頗具文采,不妨摘一些段落,也可見內戰的殘酷:

「連日炮聲如雷,震耳欲聾。彈飛似雨,駭魄驚心。屋外煙焰瀰漫,一片火海;室內昏黑死寂,萬念俱灰。大勢已去,巷戰不支。——軍民千萬,浴血街頭;同仁五百,成仁火中(閻的五百死士,全部戰死或自殺,閻將其比為田橫五百士)——妹雖女流,死志已決。目睹玉碎,豈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國家狂瀾於萬一,死後當遵命屍首不與匪共見。臨電依依,不盡所言!今生已矣,一別永訣。來生再見,願非虛幻。妹今發電之刻尚在人間,大哥至閱電之時,已成隔世!前樓火起,後山崩頹。死在眉睫,心轉平安。嗟乎;果上蒼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憫耶?」發電後閻慧卿即與情人、代省長梁化之,效希特拉愛娃,——齊服毒自焚於地下室,後二人得合墓於太原城郊。

其實此電系梁化之手筆。閻慧卿只粗通文墨,雖在山西擔任過一些位高閒職,那都是大哥閻老西的賞賜。有人說閻錫山當土皇帝,對她言聽計從,沒有根據。倒是閻錫山在克難坡指揮全山西的抗戰時,一邊要關注日寇進犯的情況,一邊還要提防替重慶蔣介石政府那邊削弱自己的陰謀,背後還得盯着共產黨的動靜,這情形與當年軍閥大戰時他自己形容「站在三隻雞蛋上」的情形太像了,他那邊都得拿捏好,儘量要讓自己站在權力平衡點上。這時鬧得閻錫山幾乎精神崩潰,多虧得五妹閻慧卿百般關照,才度過危機。雖是一些生活瑣事,但閻那時,一身系全山西抗日,進而事關全國抗日大局,應該承認這也是閻慧卿對抗日偉業的貢獻。至於和閻錫山經營多年的鄉村治理——事,有何關係,五妹子應該是個受惠者,先在育英女校讀了幾年小學,後在太原人教會加入女子學校學習,她是舊時代悲劇命運中的家庭婦女。太原城破,她服毒自盡了,至多也就是殉其大哥閻老西而已。

話說遠了,還是再說說閻治理山西的正事吧。

閻錫山治山西,是着眼全局的。雖說在家鄉河邊村開始很早,且一以貫之堅持到底,但不是在取得河邊村治理,取得成功經驗之後,再在山西全省推廣的。而是在與治理河邊村幾乎同時,已開始同步治理山西,所不同的就是,閻對治理自己的家鄉付出精力更多,投資也更多,治理面更寬更深入而已。

下面簡約地說一說閻錫山對山西的全面治理。首先還是從普及民眾義務教育開始的,與陶行之、晏陽初、梁漱溟們類似。但大權在握,辦起事來,比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們,容易多了。

1915年,山西《義務教育實行程序》頒佈。

1918年,《山西省施行義務教育規程》出台。閻錫山開始向全山西普及義務教育。閻錫山發行之《人民須知》,有言:「凡是山西百姓,不論貧富貴賤的小孩子,七歲到十三歲,這七年內須要有四年上學,這就名叫國民教育——為父母的無論如何貧窮,總要使子女上學,是父母對於子女的義務,又名叫義務教育;國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學,就要罰了還得上學,又名叫強迫教育。」

教育經費,從何而來呢?

閻錫山要求:上自省財政廳、民政廳、教育廳,下至縣知事或縣長、勸學所或教育局、縣視學、區長,乃至最基層的街長副、村長副和學董,均有籌集義務教育經費的責任和義務,形成一張上下互動的經費籌集網絡,並將其籌款的情況作為考查政績的主要依據之一。

事實也是,閻錫山治晉期間,教育投入極高,為了妥善使用教育經費,閻錫山在山西各縣成立專門的「義務教育基金保管委員會」,以及完善的預算審核機制。此外,還推行財務公開,收支狀況須按期在各校公示。據1933年《教育部督學視察山西省教育報告》,1932年的教育經費佔當年各縣行政總開支的比例:忻縣122021元,佔61%;定襄縣64543元,佔50%;大同縣91789元,佔57%。1912年時,山西興建學校數為5566所,到1918年時,已猛增至14189所。

1928年,山西《小學暫行條例》頒佈:「初級小學以不收學費為原則,但得視地方情形酌量徵收,所收之數,每學期最多不得過1元。」

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學校26489所。

民國教育家陶行知,前後三次前往山西深入考察其義務教育實施情況。他指出:「到現在為止,山西省資助小學經費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們的辦法是:在城鎮按店鋪和房屋的所在地區的等級課稅,用於資助城鎮小學;在農村,則按照土地質量課稅,資助鄉村小學」,「現在該省己有72%以上的學齡兒童入校就讀。此外,還規定了25歲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業餘補習學校,學習常用漢字、算術和公民常識。」

陶行知還說:中國除山西省外,均無義務教育可言。

更要指出的是,閻治山西,從抓基層教育入手,但決不只注重教育,而是把基層教育與實行優良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在一次公開講話中,閻錫山如此闡釋義務教育和優良政治之間的關係:

「國民教育,系義務的、低淺的,故對於社會無報酬。受此教育者,亦無所發展,其不為社會所重視,蓋有故也。不過今日為列國並立之世界,此人群與彼人群遇,較量優劣,要在多數人民之智識,不在少數優秀之人才。今日中國四萬萬人,不及他國二千萬人者,因多數人無知識,一個人抵不住一個人之故。此尚就對外者言之也。說到對內,共和國家主體在人民,必人民之智識發達,然後能運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則其政權,必將由多數人民移之少數人之手。既移之少數人,則此少數人所運用之政治,必以少數人之利益為利益。」

閻氏在山西,一直提倡「村政自治」。早在1921年,他在《十年春出巡對民吟》的一首詩里寫道「國民教育要普及,整理村范尤要急。告爾村眾自動辦,粗俗三年便可得。」詩寫得粗俗,但非常務實,沒有空話,就是寫給老百姓看的,文盲也能懂。

他提出要落實孫中山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必須把政治放在民間:「什麼叫民間呢?省不是民間,縣也不是民間,實在是村是民間。所以省縣無論什麼機關,不是官治就是紳治,總不是民治。換句話說,就是欲民治主義,非實行村治不可。」

在動亂的年代,山西暫時出現了社會比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的局面,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湧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了「模範省」的稱號

閻錫山充分利用爭取到的和平環境,依靠自力更生,在數年之內創建了包括採礦、冶金、採煤、發電、機械、化工、兵器、水泥、皮革、毛紡、造紙、捲菸、火柴等輕重工業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修築了長達860餘公里的同蒲鐵路,成立了山西省營業公社,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建了鐵路、鹽業、墾業等銀號,並為「四銀行號」成立了實物準備庫,到抗日戰爭前夕,在山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資本體系,資產達到2億銀元。

閻錫山對山西軍火業的發展尤為不遺餘力。他所設立的太原兵工廠和山西火藥廠,曾與當時全國規模最大的漢陽兵工廠和瀋陽兵工廠並列。生產的彈藥不僅能滿足自己軍隊的需求,也成為他拉攏和要挾其他軍閥勢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他在抗日危難關頭,組建「山西救國犧牲同盟會」(犧盟會)的物質基礎。

這些不能都說成是從普及鄉村教育開始的,但確實有着很多事實上的關聯。所謂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鄉鎮,道理都是一樣的。閻錫山能統治山西38年,根本原因就在此。

閻老西治山西,是歷史的一面鏡子。

2014年9月初稿;2017年12月改寫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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