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六周年。認真反思和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具有現實的迫切性和久遠的歷史意義。本文從反思的立場概括評述，着重於歷史的對比與回顧，以冀獲得一些新的認識。
在曠遠肅穆的歷史長河面前，個人是那樣渺小。囿於見識與水平，深感「夏蟲不可以語冰」（《莊子集釋》），這樣的嘗試也許不成功，但努力還是值得的。
「奉旨造反」與「引蛇出洞」
文革是毛澤東自編自導的一場政治連續劇，從一開始就具有「奉旨造反」的鮮明色彩。首當其衝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囊括了京畿、保衛、宣傳、內務等要害部門。文化領域是掃蕩的重點，掌管教育的蔣南翔在劫難逃。將預設的「獵物」拋出來充當靶子，有利於鼓動革命小將起來造反。而文革的主要目標劉少奇，則被推到前台，充當「圍獵」的領導者。
劉少奇派工作組的目的，是想把運動納入他能控制的軌道，來掩護自己度過難關。毛澤東畢竟棋高一着，他從幕後現身，「炮打司令部」，通過宏大場面製造聲勢，培植親信，蕩滌社會，訓練民眾，以求全面掌控運動的領導權。
造反的主力，是一批血氣方剛的大學生。工作組設定的框框很容易被衝破。清華蒯大富抓住王光美爽約一事，寫出大字報《葉林同志，這是怎麼回事？》，觸動了工作組高度緊張的神經。用反右的方式進行反蒯，是他們最為熟悉的手段。
大會批判和小會圍攻雙管齊下，我參加了第二教學樓一場近百人批判會。面對着七嘴八舌、指手劃腳的指控，蒯大富用肢體語言表明，他似乎很淡定。側過身仰起頭，眯着眼睛把右手往前一攤：「拿材料來！」
「懷疑一切」是當時流行的主要思想武器。蔣南翔欣賞的學生尖子葉志江不甘寂寞，寫了一篇語帶嘲諷的遊戲文字《鬼大夫救鬼秘方》，卻被視為《燕山夜話》的翻版。反覆推敲的結果，居然有了驚人發現：原來秘方79頁暗喻「氣死周葉（工作組的兩位組長）」，106頁就是「葉林溜也」。所謂的大批判，簡直到了捕風捉影的荒唐地步。
老蒯那不服輸的倔強精神，確實令人欽佩。然而他最大的作用，是無意中逾越雷池，直接觸動了劉少奇營壘的核心，使自己成為「兩個司令部」鬥爭中一枚極有價值的過河卒子。
北京高校的文革先鋒人物，都和當時的政治鬥爭動向與焦點有着密切聯繫。最近看到聶元梓大字報共同作者的一篇文稿，詳細說明了大字報醞釀出爐的全過程，否認他們的寫作得到過康生和曹軼歐的授意指使。
這張大字報的誕生的背景，是北大作為高校社教的試點，聶元梓等人與陸平為首的校黨委矛盾逐步激化，就像瓦罐里受到挑逗的蟋蟀，非要決出個勝負死活。聶元梓等人遭受圍剿，正好借着「五一六通知」的東風，來一個絕地反擊。
大字報的矛頭，直指校黨委及其後台北京市委。雖然充滿火藥味，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內涵。只有經過曹軼歐與康生穿針引線上達天聽，發揮「政治炮彈」的作用，才能身價百倍，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8月開始，毛澤東接連十餘次檢閱紅衛兵，把全國紅衛兵運動推向高潮。北京的紅衛兵由中學的幹部子弟首先發起。他們打着「造反有理」的旗號，以「破四舊」的名義，在一些部門的配合與慫恿下沖向社會，打砸搶抄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紅色恐怖」行動，而且迅速向全國蔓延。
清華大學最早的紅衛兵，他們的當務之急，則是儘快把校園裏源源不斷揭發走資派的大字報統統撲滅。「824行動」掃蕩了清華園，撕毀了大禮堂前全部大字報，推倒了二校門，對各級幹部和牛鬼蛇神的暴力懲罰也立刻升級。
文革中所有的派別，都成了身陷羅馬競技場的角鬥士，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千方百計把禍水外引轉移目標。輿論眾矢之的和社會弱勢群體，往往成為最容易捏的「軟柿子」。各派又都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以此作為自己的護身符。
批判以蔣南翔為首的校黨委，是清華大學所有正在或企圖掌權的派別的保留節目。而批判內容則大同小異，無非是招生用人的「階級路線」以及學生的培養目標這兩個問題。現在回想起來，學校領導的過錯，其實並非什麼「資產階級統治學校」，主要還是受到當時「左傾」指導思想的影響。
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崛起和四一四的分化，與全國文革形勢緊密關聯。精彩紛呈的文鬥，成為校內外關注的焦點。兩派紛爭從形勢估計，幹部路線的分歧到權力爭奪，緊鑼密鼓針鋒相對。最後圖窮匕見大打出手，堂堂最高學府搞起百日武鬥，恐怕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
經過兩年時間，毛澤東對革命小將「教育自己，解放自己」的真實表現，不僅是失望，而且已經完全不耐煩。他要甩包袱了。毛澤東手裏可用的「牌張」所剩無幾，只好派工宣隊進駐奪權。
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何況這些「奉旨造反」的紅衛兵，他們的歷史作用已經完成，淡出政治舞台的命運是必然的。
九年之前，由領袖發起「百家爭鳴」演變而成的「反右運動」，與文革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1957年春末夏初的「大鳴大放」，是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毛澤東歷來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抱有很深的成見，他將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為反右派鬥爭奠定了理論基礎。
毛澤東宣稱「開門整風」，但是經過解放初期的「五大運動」，知識分子中大多數人已經「噤若寒蟬」，所以需要反覆動員，多加鼓勵和慫恿。
「右派」鳴放的重點，就是一本「民主經」。這本「經」從抗日戰爭開始，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整整念了十年。但是，毛澤東早把「民主經」丟到九霄雲外，以前開出的支票，乾脆不兌現了。
鳴放言論比較突出的著名「右派」，大多數都經歷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進程，年輕的學生至少也受到過這種氣氛的耳濡目染。他們的年齡、社會閱歷、知識結構與政治見解，和文革時期「低齡化」的革命小將，形成鮮明的對照。
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了抵制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共產黨高舉民主旗幟，並且在邊區率先作出示範。1945年6月，國民參政會參議員訪問延安，黃炎培和毛澤東談心時，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希望能夠找出一條新路，來打破歷史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毛澤東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解放後黃炎培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作為共產黨的諍友，黃炎培提過不少中肯的建議。在「鳴放」期間的一次整風座談會上，針對饑荒和救災問題，黃炎培和解放前曾主政廣西的黃紹竑，都發表了尖銳的批評意見，人稱「雙黃會」。不久黃紹竑被打成大右派，黃炎培得以倖免，文革中黃紹竑被整死。
當年和黃炎培同訪延安的章伯鈞，時任交通部長，也是當時民盟的負責人，因為提出「政治設計院」的主張，被扣上「章羅聯盟」的帽子，打成大右派。黃炎培自己雖然躲過一劫，但是這位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在曾經受過他諄諄教誨的後輩之中，竟有七人（包括五名子女）被打成右派！
儲安平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生代的代表。他的事業巔峰是主辦《觀察》半月刊（1946－48年）。《觀察》堅持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基本立場，雲集了一批最著名的作者，包括胡適、吳晗、柳無忌、馬寅初、張東蓀、傅斯年、梁實秋、馮友蘭、季羨林、費孝通、朱自清、錢鍾書等。他們放言論事，對時局和社會焦點問題作出儘可能客觀的報導和公允的評論，吸引了大批知識份子讀者。《觀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最後的一次輝煌，1948年底被國民黨查封。
1957年儲安平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他在統戰部整風座談會上發言，認為「黨天下」的思想，是宗派主義的根源。儲的言論觸動了毛澤東的底線，被打成大右派，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不知所終。
清華大學打了571名右派，北大的右派多達800餘名。北大的林昭和人大的林希翎，年輕時都受到民主進步思潮影響，參加革命工作，再入大學深造，民主革命的理念在她們思想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林昭書卷氣重，林希翎活動能力強，兩人都「死不悔改」，成了極右派。林昭遭受的刑罰十分慘酷，而她的思考也愈加深刻。林希翎的影響更大，株連的範圍更廣（包括一些高級幹部的秘書或親屬），僅在北京一地，因此被打成右派的，就多達100餘人。
「二林」都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林昭慘死刑場，還要向家屬追討五分錢「子彈費」。林希翎生存能力較強，雖然屬於不予平反的六名右派之列，卻得以移居海外。也許出於與生俱來的批判性，她不大喜歡迎合西方輿論，與台灣的國民黨和民進黨也格格不入，最終客死異鄉。
反右運動建立起舉國輿論一律的體制，奠定了思想文化專政的牢固基礎。
啟蒙與增昧
從構建現代國家與社會的政治理念和基本要素來考量與分析，「右派」鳴放的呼籲和訴求，具有更加深刻的內容與合理的內涵。總結57年的「鳴放」與「反右」，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北京高校的文革思潮，圍繞政治鬥爭的漩渦跌宕起伏。聶元梓激情迸發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現在看起來並沒有什麼深邃的意義。蒯大富包羅萬象的「權經」，只是集權力角鬥場「叢林法則」之大成。那些豪情滿懷、鋒芒畢露、風靡一時的文章，差不多都消褪了當年的華彩。而一切企圖逾越雷池「觸犯天條」的異端，在萌芽階段就遭到無情扼殺。譚力夫劃分階級壁壘的《血統論》遭到批判，依然有它的市場。而遇羅克針鋒相對的《出身論》，則付出了慘痛的生命代價。「四三派」的「財產與權力再分配論」似乎掀開了大幕的一角，旋即遭到圍剿，銷聲匿跡。李一哲關於民主與法制的吶喊，只有在文革後期懷疑與迷惘情緒瀰漫的掩護下，才能在網羅全國的思想牢籠里，獲得狹小的「放風」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