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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為何在延安種鴉片?鄧發的回答清楚地解答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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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銷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着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而且還只是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

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1938年。

1942年8月2日

毛澤東邀請尤任到他的住地去,要教尤任打麻將。在玩牌的時候,尤任問到:「毛澤東同志,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機關也在公開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沒吭聲。鄧發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以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銷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着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癟的,而且還只是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癟癟一袋鴉片,就能帶回滿滿一車的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去收拾他們!

中共中央通過博古負責的電台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保持聯繫,所有通訊聯絡都用密碼。

博古是能堅持自己立場的少數同志之一。他如果不同意誰的意見,要麼就明說,要麼只是笑笑,這種微笑比語言更能表達他的看法。

晚飯時,我們有幸接待肖里來訪。他飽餐過後,透露最新消息:「你們的軍隊快要放棄庫班地區,把它交給德國人了……」他的話充滿了惡意。

特區沒有貨幣酬報制度。工人、機關工作人員、學生和軍人都配給制服和糧食。

軍隊裏,每人配給一斤半小米,而在機關和教育部門,則只有一斤三兩。

學生和工作人員每年可以領取一套內衣內褲,一套夏裝,一套冬衣。軍隊中配額稍高一些。

按官方說法,每人每月有3磅肉、約16盎司油、1磅鹽和260元邊幣的津貼。

但這不過說說而已,因為實際上他們每天吃的是兩頓小米飯。肉食只供應高級幹部和軍官。

我從未到過熱帶地區,但是熱帶下雨想必就是這樣的。濃雲低垂,壓住群山光禿禿的峰頂。烏雲從四面八方翻滾而來。一聲霹靂劃破天空,接着大雨傾盆而下,漫漫黃塵頓時化為一片泥潭。

我們虧得有幾匹很強壯的矮種馬。馱着我們小心翼翼地顛簸於陡峭的山路之間。我全身都散發出一股難聞的馬汗味。

1942年8月5日

肖里說對了,德國人已侵入庫班地區。

第二戰場還沒有影子。像在中國這樣,盟國只願意參加空戰。就讓俄國人、中國人以及被佔領國的游擊隊去流血吧!

康生為了竭力加強他的地位,身邊都用他的人。他的秘書肖里是反蘇狂。他的副手李克農,於1941年從國民黨區來到這裏,他曾是國民黨的諜報和反諜報負責人。李克農無疑是蘇聯的死敵。

特工部是彭真領導的。

據尤任說,彭真在春天陪同劉少奇從新四軍那裏來到延安。劉少奇是新四軍的政委。

順便提一句,李克農有心臟病,他去找奧爾洛夫看病,李克農這種人,首先監視奧爾洛夫,然後又要他治病!

李克農這人很陰;他既粗暴又專橫。他非常謹慎小心,不讓別人看見誰去過他那裏。

1942年8月6日

交通工具正運往滿洲,渡水工具正向濱海地區運送。

日本軍閥會見俄國反革命頭目,公開講到將來要發動反蘇戰爭,建立一個緩衝國。

日本電台在大叫大嚷要「消除來自北方的威脅」,廣播的調子一天比一天惡毒。

據莫斯科報導,五、六月份發生日軍和日機侵擾蘇聯邊境事件十五起。1941年納粹就是這樣挑起戰爭的。

今年年初以來,中共一直在進行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原來預期大會會早些召開,但是以新四軍被擊潰為藉口而推遲了。

一些來自遙遠的解放區的代表已抵延安,還有更多代表將陸續來到。

我們認為,代表大會推遲的真正原因是:在中共領導內部有鬥爭的情況下,毛澤東不想冒風險到大會上作公開的講話。

整風運動似乎與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有直接的關係。

1942年8月9日

不久,很可能是九月中旬,我和阿列耶夫要到八路軍的前線去。在前線,我們就可以把中共領導所講的話,同他們的政策對照一番了。

康生想讓中共中央委員反對同國民黨聯合,以便不惜代價地挑起武裝衝突。這個問題使人聯想到康生會不會是個日本特務。他堅決反對積極抗擊佔領軍,煽動毛澤東把全部軍隊從抗日前線撤回後方。

中共的領導成員一直是以輕視的態度對待我們的,而現在由於蘇軍正節節敗退,他們簡直就完全以敵對態度對待我們了。

康生命令他的工作人員不要同我們保持任何聯繫。他們不讓我們了解當地生活的任何情況,不讓我們去看戰,或者聽音樂,也不准參加文娛晚會。他們甚至企圖隱瞞特區有莫斯科報紙一事。

康生是個偽君子,表面上還跟以前一樣彬彬有禮,經常許願,但從不兌現。由於我是他的「老相識」,他見到我時滿臉堆笑,嘶嘶地跟我打招呼。

今天,阿列耶夫再也受不了啦,他發泄了一大通。早飯後,我們都坐在桌子旁邊,他說:「大大小小,許多事實都說明,我們是生活在敵人中間!在這裏,沒有一件事是表示友好的!」

他媽的,在這裏是容易發脾氣的!

肖里喝了一杯「白干」,精神十足,就瞎吹起他主子的命令來了。康生對從蘇聯回來的人說:「別老想着你們在蘇聯工作過!這裏是中國。做工作得有中國風格!記住,你們在蘇聯是學壞了,並不是受了教育!我禁止你們跟蘇聯人隨便往來!」肖里對我們這兒的「小鬼」的不尊重,真是難以形容。

我們無論走到哪裏,都處在康生的工作人員的監視之下。不管是那漂亮的教員還是過去的炊事員,都是監視我們的,我們每走一步都有一大幫告密者監視着:康生手下的人,腿勤腳快,到處鑽。只要這些人一到場,我們想要與之談話的人的嘴巴就都封上了。康生親自決定誰去談,跟誰談。當然,這些人都是嚴格訓練過的。

1942年8月13日

毛澤東突然跟尤任提起馬海德來:「馬海德是一個外國人,自願到中國來為中國革命服務,我們遵守國際主義義務,歡迎外國的志願人員。」

從馬海德經常同我們交談的片言隻語中可以看出,他對延安情況了如指掌。

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類:

1.毛澤東、康生(特區和中共黨內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劉少奇(他不是政治局委員,但是他慢慢地攬權,越來越成為顯要人物了)。

2.王稼祥、陳雲、朱德,他們多少還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但他們理論上不強,往往不能維護自己的觀點。

3.所謂的莫斯科派,是毛澤東及其支持者的機會主義的主要反對派,即王明、博古、洛甫。

4.任弼時屬於所謂的騎牆派,誰一時得勢,他就容易倒向誰一邊。

鄧發採取中立路線。

周恩來代表中共駐在重慶,實際上處於黨內鬥爭之外。

王稼祥,1907年生,安徽人。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1930年5月回國,現任中共武裝部隊政治部主任。

陳雲,1905年生,江蘇人。離開學校後他就在上海賣報。在蘇聯學習過。領導特區財經辦事處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他的假名為廖程雲。

朱德,1886年出生在四川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軍校畢業。1922年他去德國,就學于格丁根大學。他在國外結識了周恩來。在德國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驅遭出境,取道蘇聯回國。1927年,他指揮了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1928年,他在井岡山與毛澤東的農民武裝會師,並被委派來指揮會師後的部隊。從此,中國紅軍誕生了。

洛甫(張聞天),1900年生於江蘇省一個富有的地方官員的家庭,從南京的一個工程學校畢業後,自費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到畢業。從美國回來之後,他就從事翻譯工作,把西方和俄國古典文學著作譯成中文。1925年,由陳雲介紹加入中共。1926年,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1930年回國。1931年1月以來,一直是政治局委員。在延安,他是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主要講課人。是一位能幹的新聞記者。他作為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從黨務上說,是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工作中的副手。

周恩來,1898年生於浙江省的一個大地主家庭。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以後又到天津上學。他由於參加抗日示威運動坐牢六個月。1920年,周恩來赴法深造。在法國,他建立了中共巴黎支部,並且參加了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去過英國,在德國留學一年。1924年,周恩來回到中國。自1927年4月以來,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延安日記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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