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了一句名言：人類最大的悲哀就是從不吸取自己的教訓。
1960年11月23日凌晨1點左右，時任河南省唐河縣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攜夫人劉桂香、二兒子畢劍增及3個女兒一起跳進唐河城郊大寺附近的一口深水井裏，原打算一家6口人都自殺謝罪……
1957年7月初畢可旦來到河南省最南端的唐河縣任縣委書記。
1958年按上級要求大煉鋼鐵，唐河縣建起煉鋼爐4617個，將鋤頭、鐵杴等農具也扔進煉鐵爐，讓80多歲的老太太拉風箱，畢可旦對上級檢查的領導說：「看，我們的老太太都能煉出鋼鐵。」
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大煉鋼鐵的同時，唐河縣一哄而上建立起了農民大食堂4389個，建立了機關、學校、幼兒園、婦產院、敬老院食堂995個，「一陣風」，全縣人民全部過上了就餐下食堂，吃飯不要錢的「好日子」。
為了躍進全國衛生先進縣，畢可旦又命令唐河縣開始全縣搬家，毀掉一家一戶的廁所、糞坑，燒掉木製家具（據說易細菌感染），男女分別集中住宿。
為了大辦民兵師，唐河縣僅用一個月時間，民兵就由4萬多人增至40多萬。
為了「大興水利」，全縣一下子動工修建33座中小型水庫。當然，由於缺乏勘測設計、選址不當，建材緊張，大部分工程中途而廢，耗資巨大。
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口號刺激下，1958年6月7日《河南日報》在報眼位置報道了「唐河縣湖陽鎮民主農業社二畝四分小麥，均勻畝產1106斤」的消息。一顆「衛星」升空！
放出了史學界公認的全國第一顆大衛星後，6月20日《河南日報》又在報道唐河縣先鋒一社穀子生產情況時說：「估計畝產可達11625斤。」
唐河縣「衛星」放得大，放得高，「浮誇風」不但吹出了唐河縣榮獲南陽地區紅旗先進縣，也吹出了烏紗帽。縣委書記畢可旦成績卓著，被提升為地委委員。
1958年勉強過去了，災難的1959年到了。升了官，嘗到了先進榮耀的畢可旦在「烏托邦」式空想共產主義的虛幻下，雷厲風行地更加脫離實際地抓起了各項工作來。
當時，唐河號稱「躍進歌聲飛滿天，歌成海洋詩成山。太白斗酒詩百篇，農民只需半杆煙」。其中有一首是這樣說的：「奇唱歌來怪唱歌，紅薯畝產三萬多，南瓜大一個，抱都抱不合，要拿重得像秤砣，急得他喊爹喊媽莫奈何！」這還不算誇張，更誇張的是「種個南瓜像地球，架在五嶽山上頭。把它扔進太平洋，地球又多一個洲！」
面對唐河縣放出的超產衛星，南陽地委領導看出了倪端，但多數人迫於形勢需要，不敢直諫，少數有膽有識的領導仗義執言後，遭到批整殆盡，被打成「右派分子」。南陽地委副專員朱曉山，僅僅因為1958年底在推薦唐河縣城郊公社植棉能手牛桂蓮是否晉京展覽問題上與地委第一書記林曉發生了分歧。朱曉山認為牛桂蓮報稱的畝產皮棉4000斤的棉花產量不可信，不能晉京搞展覽。林曉認為真實可信，在鄭州搞了一陣子展覽後又強行推薦到京里進行展覽。事後，朱曉山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南陽地委計委副主任劉文祥在毛集鐵礦蹲點指揮「大辦鋼鐵」時，下邊給他匯報說：「今日放出了日產生鐵一萬噸的大衛星」。劉文祥奚落說：「甭說一天煉一萬噸鐵，就是搞一萬噸鐵礦石也不可能」。結果，劉文祥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這種高壓政策下，面對着1959年秋因乾旱和大呼隆人民公社體制所造成的普遍減產一半的嚴酷現實，因進京展覽畝產皮棉4000斤受到上級肯定的南陽地委地委第一書記林曉在全區秋糧任務已經超額10％的情況下，又主動提出「再增加1000萬斤」，使秋糧入庫硬是比「大豐收的1958年秋季還多出200萬斤」(1959年10月28日地委常委會議記錄)。在這次會議上，林曉書記還特意表彰了唐河、鄧縣的領導。
畢可旦的幹勁更足了。1959年10月21日，畢可旦在縣三級幹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說：「今年夏季唐河小麥豐收是史無前例的。經過兩三個月的抗旱保苗，秋糧也增產了，總產可達6億多斤!」
事實上，1959年南陽地區出現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嚴重乾旱，地里糧食嚴重減產，有的甚至顆粒無收。唐河縣農村根本沒有多餘的糧食上繳。但已經被浮誇風吹昏頭腦的畢可旦卻認為下面瞞產不報。
為了打擊基層幹部瞞產不報，唐河縣大河屯公社、城關公社、祁儀公社領導，把麥種和國庫糧食拿出來充當「反瞞產反出來的糧食」示眾，先後打出400萬斤、64.3萬斤和160萬斤的「反瞞產成績」。
搞了幾個假經驗、假現場會和逼糧會，唐河縣的反右傾、反瞞產、保徵購推向了高潮。
心疼老鄉的唐河縣委調查組一位本地幹部報告說：「城關公社常橋大隊減產50％。」畢可旦聞訊即大發雷霆：「這是否認大豐收，是立場問題!」
為了完成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徵購任務，畢可旦提出：
「拼命干，死了算。」
「要發高燒到40度，就是爛掉一批幹部，也要確保任務的完成。」
「在糧食問題上，階級鬥爭尖銳極啦!」
1959年10月29日，畢可旦在全縣糧棉油入庫電話會議上說：「在唐河大寺(縣大會場)搞了半個月，回去後還翻案，可見有些人資本主義思想是很嚴重的……糧食工作上不去，就是資本主義當道。對資本主義一定要打倒，打倒後還要再踹上幾腳，同時還要狠狠打擊富裕中農思想。」
唐河縣福利辦公室幹部鈕丹反映說：「上屯公社大郭莊大隊因糧、棉、油入庫死了人!」
畢可旦說：「真要是因為糧棉油入庫死了人，也沒啥!」指示屬下給上屯公社黨委書記打電話，要他「不要怕」。
11月27日，畢可旦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再一次強調了徵購問題：「公社黨委中有人動搖了，認為完不成任務。或者嘴硬心軟，工作上不去。大隊、包產隊主要是個人主義，這反映了兩條路線鬥爭。在徵購問題上，就是要先下手為強……社黨委下不了手拿東西，是不是怕對不起農民，幹勁不足了?」
11月29日，畢可旦在桐寨鋪徵購現場會議上說：「糧食徵購屬於兩大對抗階級鬥爭的範疇，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鬥爭不徹底就是改良派的做法，不是馬列主義，我們畢竟還是吃階級鬥爭的飯嘛!」
這期間，畢可旦還幾次開會佈置，叫找出幾個糧、棉、油任務完不成的「擋道人」，指示向「擋道人」開刀。
在縣委書記畢可旦身先士卒影響下，唐河縣、公社主要領導不擇手段地狠抓糧棉油入庫任務的完成。主抓農業的縣委書記處書記李華亭在農業、財貿三級幹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放言：「1959年仍然是個特大豐收年，有完成徵購任務的物質基礎。現在徵購任務完成的遲緩，主要是因為現在公社幹部中有人動搖，大隊幹部有嚴重的本位主義，這是階級鬥爭在糧、棉、油問題上的反映。縣委研究已定，任務少一點也不行!滑、推都拖不過去。不管哪個隊，哪個人，哪個社誰完不成任務都不行。誰完不成任務誰就過不了這一關，非處理不行!跑了的抓回來也要鬥爭，要開除黨籍!」
同月，在一次縣委擴大會議上，縣委書記處書記李華亭介紹了城關公社有人在棉被裏裝了24斤棉花，一個棉褲里裝了8斤棉花破壞徵購行為。各公社第一書記也介紹了各自發現的類似的破壞徵購任務典型。
與會幹部當即表態：裝上也要扒出來!
隨即，唐河全縣上下開始扒掉群眾的棉被、棉衣、棉褲裏邊的棉花，拿出來充噹噹年棉花任務的瘋狂運動。
對於這些野蠻作為，畢可旦解釋為：「馬列主義必須加兩分秦始皇才能治縣……某些人對第一書記制度不滿意也不中。」
畢可旦言出，下面立即有怕馬屁的人迎合。
唐河縣委委員、城關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對書記的話更進一層發展為：「只有馬列主義與秦始皇手段相結合，才能實行合理獨裁；心不狠不能治國，手不狠不能治事，面軟不能立事。」
郭灘公社第一書記說：「完不成任務我非喝你們的血，吃你們的肉，砸你們的骨頭不中!」
大河屯公社黨委書記更在會上惡狠狠地說：「完不成任務者，給我照死處整!」
1959年，在各級政府的高壓之下，唐河縣土地「大豐收」，出現了不少「高額豐產方和高額衛星田」。
1959年12月3日，畢可旦在「縣委1959年工作總結報告」中，驕傲地宣佈：「通過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促進了秋季的抗旱保苗運動……今年全縣秋季糧食產量平均是376斤，比上年每畝淨增產68.3斤，總產63,696萬斤。」
事實上，1959年秋，唐河縣糧食每畝單產僅為182斤，全縣秋作物總產僅29,838萬斤，硬是多報3.3億斤！
糧食征繳完了，國庫又不對先進縣不放糧賑災，唐河縣共產主義的食堂被迫停火，農民開始大量外流。
1959年冬天來臨了，那年，唐河縣的冬天是特別的冷！
人們吃完了僅存的最後一粒食糧，就吃爛在地里的壞紅薯。這一切都吃完之後，開始吃樹皮，樹皮剝光後就吃河裏的水草，吃生麥苗，吃大雁屎。
當一切能食的東西都吃完後，餓極了的人們開始偷外縣能吃的東西吃。重災區的唐河縣一時成了「公社社員都是賊，誰要不偷餓死誰」的反常局面。有位寧死不做賊的老教師，因不願偷，一家人活活地餓死在家裏。
1959年冬，唐河縣出外逃荒要飯的達8萬餘人。1960年春，鬧大饑荒唐河縣餓死了9萬多人(1990年唐河縣誌測算)。
看着大量的人們因飢餓而死，活着的父老鄉親面黃肌瘦地在死亡線上掙扎，農家出身的畢可旦發熱的頭腦開始清醒。他一面循規蹈矩地執行上級的指示，一邊暗自譴責自己再走下去就是犯罪。他把榮譽和仕途拋到了腦後，一心想的是如何讓百姓有飯吃，減少死亡人數。
1960年，畢可旦連續5次向上級要救濟糧5000萬斤，但每次都因唐河縣是豐產大縣而遭到拒絕。
唐河縣開始落後了，在「反隱瞞」中，因工作不積極，唐河縣被地區天天「點名」批評。
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要求「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接着，中央、省、地派工作組進駐唐河，大批幹部被關進特訓班，宣佈畢可旦停職反省，接受審查。同時，南陽地委決定先拔「釘子」，殺「雞」嚇「猴」，指示地區公安處首先將淅川縣、鄧縣、新野縣4名主要領導逮捕，報省里執行槍斃。省里又上報中央，雖然最後未獲批准，但南陽各縣的主要領導都受到了震驚。
恰在此時，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被抓，鄢陵縣委第一書記已經開槍自殺……這些更使畢可旦如坐針氈。
畢可旦停職反省之後，各種謠傳四起。有的說「畢可旦罪大惡極，唐河縣餓死人都是他的責任。」有的說：「據可靠消息，馬上就要解押到南陽，很可能槍斃。」
死，對於出生人死革命幾十年的畢可旦倒並不可怕，但令這位山東大漢想不通的是，他曾忠實地執行上級的政策，怎會淪為「罪犯」呢？他向「三級」工作組及地委領導訴述，哪知根本沒人聽他的，反挨了訓斥：「有什麼好談的？你好好反省吧！」
畢可旦絕望了，他淚流滿面，仰天長嘆。
1960年11月20日晚上，畢可旦握住妻子的手說：「唐河餓死那麼多的人，咱還活着幹啥?」
深知丈夫脾氣的劉桂香見丈夫決心已定，抱住畢可旦放聲大哭：「要死，咱們一塊死。」
11月21日、22日，中共唐河縣委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實行「面對面」、「背靠背」揭發。與會者在上級指示下，把畢可旦當做「壞人」和「敵人」，堅決要與其「劃清界線」。
牆倒眾人推的世態炎涼徹底擊垮了畢可旦。
22日下午會議結束，畢可旦特意站在會議室門口同到會者一一握了手。當時同事們還以為畢書記是為了準備去坐牢而告別，哪知23日凌晨，畢可旦一家6口排着隊一歩步挪上井台，挨個跳進了井裏。
悼亡靈，歷史教訓不可重演
1960年11月22日晚上，畢可旦家裏沒有生火，一家人坐在屋裏抱頭痛哭。
畢可旦反覆一句「唐河餓死那麼多的人，咱還活着幹啥?」把巨大的恐懼籠罩每個人心中。
這家人究竟歷經了怎樣撕心裂肺的生死離別最終決意共同赴死的過程，已經無法復原，事後，在畢可旦及妻子、大女兒的遺書中，可見其中的悲憤、屈辱、無奈和對黨對政府的一片忠心。
畢可旦在遺書中留言：「簡單地說，我嗅到了一個氣味，暗示性的語調，即要把我的問題當成敵人性質的問題處理……與其等組織處理，不如自己了斷自己。我愛人劉桂香家庭婦女，身體又太壞，覺得再活下去，撫養兒女也將成為大問題，決心跟他一起走；自己和愛人死後4個兒女無人撫養，將會成為社會上最受鄙視的人，今後的日子很不好過，生不如死……」
妻子劉桂香在遺書里申訴：「俺孩子他爹說，唐河餓死那麼多的人，咱還活着幹啥?原唐河縣委宣傳部長齊光祿被畢可旦提拔為縣委副書記後，有違法亂紀問題，齊書記違法亂紀嚴重，不該提拔的提了，他有幾條人命，咱可擔待不起。前些時，俺在鄭州上學的大兒子劍鳴回來說，爸爸跳到火炕里了，上海餓死了三個人，法辦了十幾個領導幹部。我在青島工作的一個弟弟來信說，姐夫這個工作危險哪，責任大。現在有人說唐河縣餓死人沒人上報，都說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人家怕，咱更怕!」
23日凌晨1點左右，畢可旦與妻子劉桂香、小子畢劍增及3個女兒手拉手走出一起坐出家門，悲悲戚戚來到縣委後院一口架有水車鏈子的吃水井邊，依次跳了進去。
落水後，冷水一激，劉桂香後悔了，舉起小兒子說：「劍增，抓住水車鏈子往上爬，兒子，你不能死，要活着出去！」
畢劍增抓住井裏汲水的水車鏈子爬出來後，跑到縣委院裏大喊「救人」。人們聽到喊聲，開始打撈救人，但只救出了劉桂香，44歲的畢可旦及3個女兒畢金榮、畢玉春、畢玉英永遠閉上了眼睛。
從井下被救出後，劉桂香滿懷悲憤地守着丈夫與三個女兒的遺體，辦完了後事，又找有關領導反映了畢的冤屈。然後，在畢自殺後的第五天，她懸樑自盡，終於隨夫亡命而去！在恐怖氣氛下，當時縣委那位同樣正派的、胖胖的司務長，受驚嚇過度，也於畢死後第三天，上吊自殺！
說來令人痛惜的是，畢的大兒子畢劍鳴，當年因在鄭州上大學，倖免於難。畢劍鳴畢業後分配到在南陽酒精廠工作。他曾多次上訪寫信，為父親之死申冤。其中給中央文革小組寫的反映信，於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受到有關調查，畢劍鳴遂跳樓自殺！
至此，畢家十七年內先後六口人自殺身亡！
縣委書記攜3個女兒投井自殺身亡，立即成為轟動全國的「唐河事件」或「畢可旦事件」。
畢可旦這位山東大漢，本想以這種極端的自殺方式謝罪死去的唐河縣父老鄉親，誰料，其死後卻得不到安寧。
自殺當天，唐河縣委向南陽地委呈報了「關於反動分子畢可旦的罪惡和對其開除黨籍的報告」。文中不僅列舉了畢可旦積極推行「左傾」路線的種種「罪行」，還新增了一條「慘無人道，殺害全家」的罪狀。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分子，他殘害了唐河人民，又殘殺了自己的親生兒女，完全喪失了人性，是地主階級向人民實行絕望性摧殘報復的代表人物……據此，縣委決定，開除畢可旦黨籍，特報請地委批准」。
兩天後，南陽地委即批准了此報告。
這個幾天前曾是主政唐河多年的縣委書記，參加革命和入黨20多年的革命幹部，不僅被貶稱為「沒有改造好的富農分子」，「混入革命內部的異己分子」，還被戴上了一頂「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叛徒」的黑色大帽子。
多麼荒唐的歲月荒唐的事啊！
歷史的車輪在滾滾向前。
畢可旦的家庭悲劇，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社會悲劇。追述這段歷史是讓今人莫忘「浮誇風」給黨和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高度警惕並認真克服時至今日在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的那種「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不良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