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李雪莉講大陸幾代導演，如數家珍，比我還熟悉，但是未知她看到一股「西北風」沒有？解釋中國電影，若忽略了這個要害，則說明尚缺火候，看到什麼？意識形態與電影的關係，也就是延安對現代中國的意義。
除了政治層面那些極強烈含義，其中包括共產黨躲在那裏「等待摘桃」、「延安整風」締造了毛神話和毛文化、中共俘虜西方也始之於這個山溝溝的「史前神話」等等，延安文化的意義更大，遠未詮釋清楚，絕非「南泥灣」、「延河水」那點所謂「共產黨聖潔」，它還在八十年代掀起過一股「西北風」，從美術、音樂到電影，其中也有所謂「大師級人物」，從崔建到張藝謀，劇烈影響世俗社會，卻很微妙的一直被極酷烈的中共意識形態所容忍，一個很有趣的迷，謎底就在延安。
拿張藝謀來說，他在「西北風」的大敘述與調笑小人物的兩個張力之間來回蹦躂，毫髮無傷地存活於中共文化專制主義底下，也不費力地博得荷里活讚賞，其技巧比任何西方大師級導演玩弄票房和奧斯卡，毫不遜色。或許跟莫言比較一下更有意思，莫言打造「土匪」文學，其美學傾向絕對衝撞中共的「高大上」（因為原本是「土匪」才忌諱），但他摘取諾貝爾後卻被中共接納，最近忽被「清算」，大概要「冷藏」他了。接下來我們看張藝謀怎麼跟習近平博弈了，兩個陝西佬會唱出一曲政治與文藝的新戲。
我去過一趟延安，寫了一點感覺，對這個「西北」現象的疑惑，卻淺嘗輒止，然而今天坐在中南海頭把交椅上的是一個陝北娃子，不是一個偶然。】
受到一種克制不住的「源頭」誘惑，我們一行五人的攝製小組，在夏駿帶領下，八七年十一月從北京直飛延安。我們當然不再對青海河源地區感興趣，因為在我們的期待中，「黃河」已然在人文之境，甚至更在短促、迫近的當代史中。
黃河上下五千年、東西一萬里，說什麼不行？我們偏要去說最忌諱的。從一開始我們就不想「繞過批判現實的險灘去安全地鞭打祖宗」（事後有人作如是批評），毋寧我們是故意多拉點「祖宗」來做擋箭牌。黃河流經山陝峽谷就變「黃」了，而中國經過「延安」就徹底「紅」了。——事後證明，我們一開始的「延安衝動」就犯了大忌，捅了誰的心窩子，叫陳漢元最擔心的「一老」暴跳如雷。
王魯湘也敘述了飛往延安途中，從飛機上往下觀察的景觀：
『飛機掠過晉陝大地，這是最典型的黃土高原地貌，然而使我驚訝的是人類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跡。山西的地貌，很像軍事地圖，到處是等高線，說明坡地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我強烈地感覺到山西人的勤奮，並想到大寨，儘管我在飛機上看不到大寨。一過黃河，地貌突變，等高線消失，大地突然變得容顏醜陋，到處是坡度很大的坡地，鬆散乾燥的黃土像掛在坡上隨時都可以流失，由於重力流失（也叫垂直流失）形成一根根土柱、土搭，像雲南的石林，七零八落，矗立在溝豁和梁峁之間，像千年古宅塌圮後的朽柱，像大火過後的森林枯木。』
我們要來陝北尋找什麼？延安已不再神聖、莊嚴，而是貧窮、破舊。延河在冬季是干凅的，一河床的碎石。寶塔，那個革命象徵物，形單影隻地站在光禿禿的土山上，俯視着破破爛爛的延安城。棗園人去樓空，山坡上落葉淒涼。塗了白灰的窯洞，偉人們的名字還都一個個掛在那裏：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周恩來……，卻每一個名字都向遊人暗示著一個血腥的故事。
夏駿要拍一些陝北的外景，我們又在周圍的子長、安塞跑了跑。那些曾經演出過革命壯劇的梁梁峁峁、溝溝豁豁里，如今仍然是破敗的窯洞、守着幾隻羊的木訥老漢、生育過度而病怏怏的婆娘，只有雜糧餵飽肚子但很壯實的孩子們……。我們還走進一個莊戶人家的院落，採訪一位陝北老漢，我問他有幾個孩子？他說三個兒子、五個女兒，生養了十四個孫輩；鏡頭裏他的婆娘就坐在旁邊，摟着一個孫子。夏駿拍下的這個簡潔鏡頭，生動揭示了中國現代化的可怕瓶頸和生態危機：資源與人口的巨大緊張，一個無解的發展死結。在安塞，我們還遇到一群年輕娃們，《黃河》中日聯合攝製組拍攝「千人腰鼓隊」時，他們曾是臨時演員，可他們說，攝製組給每個人一塊錢酬勞，卻被縣政府貪污去了。腐敗也不會漏掉最窮的地方，因為它是制度性的，水銀瀉地似的流向所有角落。
『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
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殤》旋風颳過，還在「六四」屠殺後的恐怖中，中國大陸仿佛在血腥中飄蕩起一股「西北風」。甚至我逃亡到一個邊陲小鎮，那商業街上的所有商店、飯館、旅社中的各種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黃土高坡〉；這旋律伴隨着我離鄉背井初期的感傷。
「西北風」就像上個世紀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過渡插曲，至今對它沒有到位的詮釋。一說它是以「草根」的陽剛，抗拒「鄧麗君」的悱惻纏綿。又說大陸流行樂壇擺脫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歸西北的「黃土情結」；好像那裏是一個充沛的源頭活水。「西北風」也總拉上崔健的搖滾，然而崔健對採訪他的查建英說，「西北風」不過是一種「商業的東西」，他自己的搖滾則是「模仿西方」；因為「他們那種追求自由的個性，正是我們東方人缺乏的。」——這小子不只有音樂細胞，觀念上也絕對先鋒前衛。
在我們下榻的延安賓館，居然遇到大名鼎鼎的王軍濤，帶領一個團隊前來協助「老區」開發經濟。我從他那裏聽到一個新名詞：「宗法情感」。他說，從延安去到北京的這個政權，一直以「宗法情感」，向「撫育」過他們的老區—如延安、贛南、大別山、沂蒙山、蘇北等地「經濟輸血」，這卻慣出了一種惰性，抑制了這些地區自身的發展內力；如今「宗法情感」開始淡化，這些「老區」就被拋棄了。這無疑是對中共內部機制的一種政治學解讀。我們也就此議題採訪了他。
王軍濤是一個標準的民間政治家。早在文革晚期，他已是一個年齡最小的「老反革命」，並成為「四五英雄」，胡耀邦指示從他們中間挑選團中央委員。王軍濤一路參與民主牆、民刊社團與高校競選等體制外運動，卻在鄧小平發動「改革」以後選擇了「體制內」路徑，以「民間智庫」形式，向當局獻策。
八八年底我曾接到一個電話，說中直（中央直屬機關）招待所有個會，值得去聽聽。我去了，是一群年輕的「民間政改派」在那裏「侃大山」，其中我只認得王軍濤。那個場合的言說，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們直言不諱執政黨正面臨嚴重危機，搞不好會發生動亂，出現大家都不願看到的「軍管」後果；他們手中已為執政黨備好幾套應急方案，只要中南海肯採納。我當時都聽呆了，看來所謂「文化熱」並非幾個文人在那裏耍嘴皮子，民間有心的「政治人」已經應運而生，且相當成熟。不到半年，果然「天安門運動」爆發，接着就是大屠殺，然後王軍濤入獄。他的朋友謝小慶九〇年撰文說：
『陳子明、王軍濤認為民主進程包括傳統專制、開明專制、精英政治、民主政治四個階段。去年六四之前，中國的問題是防止向傳統專制的倒退和促進向精英政治轉化的問題，不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問題。軍濤認為，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實現民主政治只會導致「痞子上台」，精英由於受到個人道德的約束經常敗於痞子。他提出的「精英要與痞子賽跑」的觀點，在知識界中很有影響。』
——摘自《屠龍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