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國時期的徽派建築
1959年父親在安徽省委財口工作時被打成右傾，我們家從合肥發配到皖南涇縣，母親安排在涇縣糧食局工作，我們家就住進了涇縣糧食局裏。
涇縣糧食局是一個白牆黑瓦有幾進深的徽派老建築，從當時木板的陳舊程度看至少是民國時的建築。職工住家辦公室食堂等所有的辦公生活都在這個徽派大宅里，臨街的大門一關裏面就是一個小世界。
糧食局臨街的大門是雙開的，規模要比上圖大，網上只能搜到這張記憶中最相似的老房子圖片。
看門的是一個姓孫的五十多歲精瘦老頭，不知何故我小時候最怕見到這個老頭，他一看到我就獰笑或擰我的臉蛋，我嚇得直想哭每次進出糧食局大門都戰戰兢兢的，儘量不想引起孫老頭的注意。
下圖就是當年我家在縣糧食局徽派大宅里的位置。右廂房全家只有一間屋子大概十來個平方，整個房間只有一個對着門的小窗戶，房間裏面光線暗得很，木板也不隔音。進門右邊靠牆處是一張小床父母睡的，對面靠窗子的位置是個大架子床，我們5個孩子都擠在一張床上。
很快就是飢餓的來臨，我記得我們小孩子經常餓得頭昏眼花，嘴裏淌清水，恨不得啃泥巴，每天吃大麥糊的碗根本不用洗舔得乾乾淨淨，現在想想真是造孽啊！
曾經寫過一篇三年困難的回憶，摘錄一段：1959年父親在省委工作時被打成右傾，發配到涇縣勞教，我們全家跟隨遷往涇縣。這正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我們趕上了三年困難。從此從天堂掉到地獄，掙扎在死亡線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餓飯記憶。
當時母親是受父親問題牽連從省委調到涇縣的，自己並沒有犯錯誤。所以組織上「大發善心」，把她安排在涇縣糧食局工作，這也是後來我們全家沒有被餓死得以倖存的主要原因。
涇縣糧食局當時坐落在城關的一個徽派民居里。推開兩扇大門一共有三進。兩邊是木板廂房，中間是天井。作為職工宿舍，我家在右廂房中佔一間。往後走是一個大院子，院子右側是糧食局食堂，院子最後面是一排灰色磚瓦平房是糧食局辦公室。現在想來，整個糧食局也就相當於一個大戶人家。
每當夜晚來臨，糧食局大門一關，飢腸骨碌的我們就籠罩在期盼的氛圍中。
為了自救糧食局讓家屬養豬，分的豬飼料米糠母親帶回家，用篩子篩米糠中的碎米，我們五個子女眼巴巴地圍着媽媽，等着那糙喉嚨的糠米粥充飢。最後糧食局家家養的小豬都死了，人都沒得吃拿什麼餵豬？估計分豬仔發米糠都是糧食局為自救而搞的把戲，幸虧有人想到這一出。記的有一天糧食局職工家家都在殺小豬，母親整天都在清理那個小狗般大的死豬，整個糧食局大院裏都籠罩着喜悅的氣氛，小孩子們高興得跑來跑去。
我們不但吃過死豬肉還吃過死馬肉，離糧食局不遠的地方有個養馬場，糧食局是怎麼弄到死馬肉的就不得而知了，估計是用飼料換的。
我們家還養過鵝。每天清晨我們幾個幼小的孩子（最大的哥哥才7歲），在凌冽的寒風中踉蹌着趕鵝到野外吃草，餓極了就扳高粱杆當甘蔗嚼，還吃高粱上一種黑菌苞，我們叫它「黑麵包」，放鵝時每發現一個「黑麵包」我們就歡呼起來。
髒東西吃多了小孩臉上都有蛔蟲斑，有次大人給我們吃打蛔蟲的「寶塔糖」，我們孩子一字排開在野外拉屎，白花花的全是蛔蟲嚇得互相不敢看，屙了半截的蛔蟲不肯出來只好用手拽，有時拽出一尺多長來。
在涇縣糧食局的有段時間裏，每到夜深人靜之時，母親就輕輕地把我們叫醒，在半睡半醒中我們歪歪倒倒地走到食堂，從人縫中伸出小手在盆里拍兩個山芋粑粑，等着那按人頭煮熟的二個爛山芋做成的粑粑。有時粑粑還沒到嘴，就聽見糧食局的大門被拍打的震天響，有人在外喊：「煙囪冒煙了快來人啊，糧食局裏的人又在偷吃哦！」炊事員一個眼神，我們立刻滅燈（煤油燈）走人，悄沒聲息地溜回屋。
幾乎每個夜晚，糧食局都要鬧出大動靜。主要是後院外的糧食倉庫被偷。倉庫周圍徹夜點着100瓦的大燈泡且有人看守，每天夜裏1點到凌晨4點總是有人來掘倉庫打牆洞，簡直到了明火執仗的地步。
記得上學的路上有所孤兒院，我經常好奇地扒在鐵門外朝里張望：裏面擠滿了2—5、6歲大的孩子（稍大一點的孤兒分配到機關單位，糧食局也攤派了一個8、9歲的孤兒），有百人之多，一個個眼屎糊住雙眼，睜都睜不開，衣衫襤褸，蓬頭垢面，所有的孩子手中都拿着一個破碗，爭先恐後地往裝稀飯的木桶邊擠，一個中年婦女一邊大聲呵斥一邊用勺子舀木桶里的稀粥，分給蜂擁而上的小孤兒們。那樣的場景比《霧都孤兒》裏不知道還要悽慘多少倍！孤兒院的慘狀一直留在記憶中，揮之不去。
還有一次在城關鎮街上，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半大孩子走得好好的，突然大喊一聲「我餓啊！」接着向前狂奔了幾步就倒下了，到處都能看到餓殍。
1960年的三十晚上，我們5個孩子圍着母親，要求年夜飯能吃上一頓不摻山芋干和雜糧的白米飯。母親竟然答應了。炒青菜的時候，母親假裝失手在鍋里倒了油，平時燒菜不放油，在熟菜上滴上幾滴意思意思而已，我們一起拍手歡呼，叫到：「不許舀回去！不許舀回去！」那是我終身難忘的一頓年夜飯。
從1959年到1962年短短四年時間，涇縣糧食局這所房子，承載了我一生都無法釋懷的、刻骨銘心的飢餓記憶。
二、蕪湖地委的「縣長樓」
六十年代初張家山是蕪湖地委所在地。1964年地委在偌大的原墳山、荒地上分期蓋了一些房子，最早蓋的就是二座3層建築的小紅樓，這是一個自帶廚房衛生間成套的房子如同現在的商品房，號稱「縣長樓」，主要分配給地區縣級幹部住，一些小套分配給科級或一般幹部居住。
我家是1965年小紅樓一建成就搬進去的，住在西邊二樓。55年過去了，如今我哥仍然住在這七十幾平方帶衛生間廚房的紅樓里，現在大部分住戶已經搬走，剩下的住戶在等拆遷。
小紅樓是我們家住得時間最長的一套房子，文革十年我在此見證了從抄家遊街到造反派武鬥到紅衛兵搶槍等所有事件。
1967年7月13日，以「七一三事件」為標誌，蕪湖兩派對立的造反組織爆發了大規模武裝衝突，一串串信號彈刺破夜幕，密集的槍炮聲響徹蕪湖上空。就在人心惶惶之際，1967年下半年傳來了「五湖四海」到居民家武裝搶劫的消息。
文革時期全民都組織戰鬥隊，清潔工組織的叫「鐵掃帚戰鬥隊」，醫療衛生部門組織的叫「白求恩戰鬥隊」等等不一而舉，最為荒誕和諷刺的是小偷盲流們組織的「五湖四海」戰鬥隊（名字起得何等貼切），趁亂持槍武裝搶劫居民。無奈之下居民只有自發組織起來自保。
一天傍晚「五湖四海」一溜十多人到地委所在地張家山打劫來了。
那時蕪湖地委總共只有2個三層樓建築，號稱「縣長樓」，因此成了打劫的主要對象。我家在樓的最西邊大套無遮無擋，一樓和三樓的人都不敢在家裏呆，好多人都跑到二樓的我家，父親是打過游擊戰的老軍人，被視為整棟樓的主心骨，他安排各家各戶備好鍋盆到時聽他指揮。
我家成了與打劫匪徒正面交鋒的主戰場。
那天彎腰在陽台望風的我們，看見對面幾十米開外有十餘人彎腰匍匐朝我們樓逼近，手上拿着槍不時地朝我們這邊放上一槍。
那「八勾、八勾」的清脆槍聲令我膽寒，我渾身不由自主地發抖上下牙齒打顫，三個兄弟卻興奮的在家裏直竄，在父親的命令下大家猛敲手上拿着面盆大聲吶喊，雙方對峙了約半個鐘頭，看到我們這邊早有準備，五湖四海的毛賊們只好撤退了。
事後我因為沒有敲盆吶喊和雙腿顫抖，語不成聲，被父兄們嘲笑了很久，他們不知道我那種恐懼是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就像看到血腥的死人場面，內心裏有個聲音「趕快走開」，但是雙腿有千斤重，怎麼也跑不起來，只能機械地移動雙腿如機械人，這種現象恐怕醫學才能夠解釋。
住在家裏面臨槍林彈雨是在1968年6月底。
1968年6月26日晚，蕪湖「聯總」和「三籌處」兩派先後行動搶部隊的槍，準備武裝自己消滅對方。我家住在地委，也是駐蕪部隊十二軍的領導機關，成了造反派兩派襲擊的首要目標。
那個夜晚，機槍「噠噠噠」，步槍「叭勾叭勾」聲此起彼伏，綠色的曳光彈在我家周圍閃來閃去，我家南面西面北面全部暴露在流彈範圍內，我不敢站在家中南北西任何一個窗子前，彎着腰在家裏走動，恨不得趴在床底下才覺得安全。
只有父親談笑自若，還分析槍聲和來源處，斷定我家西面相距只有十來米的駐軍機關是目標，我家實際上也成了目標範圍。一時間父親忘記了文革以來不斷被批鬥的煩惱，興奮地說起戰爭年代打槍的事，說起勃朗寧、左輪，說起三八大蓋，告訴我們連發的「噠噠噠」是機槍聲，窗前不斷閃過的綠光是曳光彈……
一夜槍聲不斷，一夜未眠。
三、蕪湖大清監獄
1979年結婚生女以後，我就離開娘家搬進了自己的新家——蕪湖公安處6科的一個大宅院，它是一個晚清的老建築，曾經是蕪湖大清監獄。
蕪湖大清監獄：晚清牆基，民國磚瓦，當代門窗。
牆外這條路原先是磨得光滑的青石板，監獄的圍牆有七八十公分厚，後來家家戶戶都在監獄的圍牆上開了門窗。
我曾經在「大清監獄」里住了12年。
1979年女兒出生後，蕪湖地委調劑分配給我家一套約50幾平方的監獄房子。那時年輕的小夫妻能分到這麼大的房子，很高興哦，還管它是不是監獄是不是牢房，搬過去的時候才知道是原監獄的2間辦公室，它的對面才是真正的牢房。
我家分了2大間隔成4小間的房子，像一個長方形的「田」字。房子後面一米處是高大堅實的監獄圍牆，自然形成一個走道，利用這個走道，我家在房子後面的圍牆上挖了灶台開了窗戶。比起對面的牢房，我家這排灰色磚房顯得正規些，住戶基本上是幹部。
對面牢房的住戶，家家都是七八平方的樓上樓下，要通過監獄中間的瞭望塔才能繞到自家樓上，或改建加上披廈或在七八平方里加上梯子，家家搞得都像迷宮似的。
老房子屋頂上民國時期的小瓦年久失修經常漏雨，每次下大雨房頂都要檢漏，每到梅雨季節家裏地下都冒水；又因為一排五六家房子的天花頂上是貫通的，晚上老鼠在天花板上弄得動靜很大，有時像千軍萬馬在奔跑一樣，總是擔心它們會掉下來。
在這個房子裏我家置辦了第一台電風扇、第一台水仙牌單缸洗衣機、第一台縫紉機、第一台黑白電視機、第一頂尼龍蚊帳，年紀稍長的同事來我家玩，都羨慕得很。整個八十年代生活節節向上，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歲月蹉跎，恢復高考那年我因為結婚懷孕，失去了參加高考的歷史機遇。那時國家剛從文革中走出來，撥亂反正。回憶起八十年代初，那真是一個朝氣蓬勃積極向上，令人回味的美好年代。整個社會充滿着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氛圍，誰都想把文革失去的時間補回來，尤其是我們姐倆，做夢也沒想到此生還有與別人平起平坐考大學的機會，不甘心啊！
那幾年我最怕見到母校的老師和同學，沒能上大學和名牌大學是見面的主要話題，受不了她們的嘆息，也受不了自己命運的陰差陽錯，當可以考大學時卻不能考，多麼悲哀！所以從恢復高考後我一直在做重返校園的讀書夢，並為之努力。
記得當時電視開始進入家庭，港台電影風靡大陸。八十年代初的夏天，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住家大院子裏周圍傳來的都是播放《上海灘》的聲音，我克制着自己堅決不去看，我沒時間看電視，我要學習。那是怎樣的一幅場景：我坐在書桌前雙腳插在水桶里（降溫和防止蚊蟲叮咬，那時還不知道空調為何物，電風扇算是奢侈品，剛剛流行）看書學習，身旁是女兒的搖籃，不時地還要搖搖.....
大清監獄裏面的住戶是大雜燴，從政法系統幹部、原監獄勞教看管人員到教師工人甚至勞改犯，加上牢房前面的一個四分之一院子是汽車發動機廠的職工宿舍，總共住了二三千人。原因是文革後期廢除監獄功能後，原無房的司法監管幹部就住進牢房。牢房的間數比較多，於是與之有點關係的親戚朋友也來借住，之後成分越來越複雜，到1979年我家搬出時，整個大清監獄牢房裏已經住得滿滿的。
那時蕪湖人管「大清監獄」叫6科（公安），女兒從出生一直住到她小學畢業。女兒從小就像男孩子，自然就成了小夥伴們的頭，每天與前後院子裏的小孩子們瘋得沒影，吃飯時叫人好找，也因為經常找女兒，才見識了形形色色的住戶和謎一般的監獄結構。
大清監獄的牢房中間有個瞭望塔像碉堡，向外延伸有四條呈十字形狀的2層牢房。樓上下都是號房規模很大，估計每層都有三四十間。每間號房約七八平方，地板很好還有個窗子。住在大清監獄牢房裏的所有住戶都把一樓開了門，這樣住家看起來就像普通平房一樣。但要上樓就太恐怖了，不但要從碉堡處的樓梯上去，上面號子只有窄窄的走廊和一溜順的牢房，整個樓中間是空的像個「回」字，中間的空間裏掛滿了蜘蛛網和搖搖欲墜的木板，幾乎沒有光線非常黑暗。大部分住戶都在自家安裝梯子上下，避免從中間碉堡處上樓穿越長廊的恐怖。
最恐怖的地方還數中間那個碉堡，大白天裏面漆黑一團，陰森森的。一條窄窄的幾乎垂直的木梯盤旋而上，住着女兒的一個小夥伴小吉吉家。小吉吉家好獨特，每層只有一個小房間，每次登上那個搖搖欲墜的樓梯，我就想到電影《秘密圖紙》，真是拍恐怖片的好地方。
一個被釋放的勞改犯，住在碉堡的最下一層。他的農村老婆和女兒，一起住在那個暗無天日、潮濕的地下室里。
一次，女兒沒有上學，我滿院子到處找她找不着，只好鼓着勇氣從監獄中間的那個碉堡爬上「鬼樓」，這是女兒起的名，朝着碉堡的4個方向樓梯我一處處上去尋找，上到第3個樓梯，霍然看見女兒蜷縮在佈滿灰塵的木走廊上（想必一整天都沒有人上去過），我的心都要碎了，女兒的臉上沾着淚卻沒有恐怖，因為那是她經常躲貓貓的地方。
我家對面的一間2樓號子裏住了一個老頭，白天睡覺晚上唱京戲，嗓子還大，弄的四鄰不安都拿他沒轍。有一天大白天他在上面狂喊，說是被人反鎖在家裏面，還說他從鑰匙孔里看見是我女兒乾的。當時我怎麼也不相信，因為到他那間號子只有樓上沒有樓下的房間，到他家要上鬼樓的中間碉堡，還要走到長廊的盡頭，我都沒有那個膽量。不過也很難說，鄰居中經常有人來告狀，說女兒把他們自行車的氣給放了！
監獄牢房裏那些奇怪的角落，垮塌的地板，奔跑的老鼠、壁虎甚至還有蛇，都是女兒和小夥伴們尋秘的樂園。女兒童年的美好記憶，她的愉快時光，都是在大清監獄裏度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