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去了，回去了，回到風雪茫茫的茶山，回到所在的就業單位茶場。來時嫌火車太慢，歸時嫌火車太快。真是「車離鄉土方有淚，人在天涯眼才紅」。難聽的長鳴汽笛，難聽的飛馳輪聲。夕陽下，歸鴉投林；西風中，流水東西，熟悉的不見了，陌生的闖入了眼帘。土丘、茶山、荒地、野坡，等待我的是茫茫黑夜，以及那無邊無際的崢嶸原野。它們張着血盆大口，似乎要吞噬我的餘年。我枕手幾桌，凝目窗外，不禁唱出：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殫劍作歌奏若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鄉戀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彗折節無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效英才。昭王白骨縈夢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歸去來！」
回到茶場的一個月後——1975年8月，女兒給我寫來了一封信。信寫得十分悲切苦楚，感情真切，讀後心都碎了。信寫道：
「親愛的爸爸：
請原諒我吧，那天我沒有叫你。我想現在你都還在恨我吧？爸爸，我知道你十分疼愛我，想念我，我又何嘗不疼愛和想念你啊！可是有什麼辦法，媽媽不准我認你。說認了你，就要把我攆出家門；還說認了你我變成了『黑五類』的嵬子，再不能入黨入團，參加工作，將永生幹着笨重的勞動。我呵，我呵，只好不敢認。爸爸呀，這不是女兒的自私，是出於無奈。我才十七歲，一朵羸弱的花蕾，怎能經得住風吹雨打？我只能將愛藏在心頭，將眼淚抹在被子上……
親愛的爸爸，聽姑媽說你每天還在堅持學習，堅持讀書，堅持寫作，這有什麼用呵！你要是當年不學習、不讀書、不寫作何致成為『右派』哩？你唷不應該背叛你工人階級的出身，現在還是個童工該多麼好呵！聽女兒的話，不要再學習、再讀書、再寫作了吧，聽從命運的安排，接受時代的懲罰，既然社會把你遺棄了，你就不要強求去改變它，要知道個人力量是有限的。
親愛的爸爸，雖然我現在不敢認你，等將來我長大了，參加了工作，我一定會認你，一定會公開叫你爸爸。放心，我會供養你的。因為你是我的爸爸啊！儘管我們父女接觸時間短，但我發現，我的爸爸是有學問的人。可是學問並不能使我們父女團聚呀！相反會拉長分別的時間。唉，為什麼我有這樣一個好爸爸卻不能共同生活啊！難道真是命運嗎？……」
我讀着讀着，信上的字跳起來，漸漸地模糊了。它化着歲月的春光，往事的蜜糖。記得，當她來到我們幸福小家庭的時候，妻和我第一個討論的問題：就是取什麼名字？我毫不猶疑地說叫「翻身」。妻子笑起來，說這個名字太俗。我又改說「解放」，妻子仍說不好。我道：「你就取吧。」妻想了多一陣才道：「孩子是愛情的果實，父母血液的結合，名字應該體現這個意思。」我靈機一動，拊掌笑道：「有了有了，用你高新華的華，用我王林的林，叫林華如何？」她點頭道：「可以可以。」我回味了下，擺擺頭道：「這好倒好，這是個女孩子的名字。」妻用水靈靈的眼兒瞟我一眼：「封建，現在哪還興名字上分男女。」我道：「不管分不分，我倒喜歡是男孩。」妻道：「我喜歡女孩。」接着她談了一番喜歡女孩子的道理。她說女孩子性馴不野，能幫家裏做事，所以做媽媽的第一個最希望的是女孩。其實當時我也並沒有重男輕女的思想，說「喜歡男孩」多半自己是個男人關係。在名字定案後，我又傻傻地問：「那第二個又叫什麼？」妻笑着啐我一口，臉上飛出兩朵紅雲，道：「您貪心。」我失聲地笑起來，笑得她不好意思極了，撲到懷裏踢打我。我們在狂吻中平靜下來，接着討論第二個問題：——孩子未來的職業。
職業，這是人生的戰鬥崗位，也是人們為社會發光散熱奉獻的地方。看來它似乎是自由的，實際早已有社會與命運為你作了安排。但是，人們總會去考慮它，特別是父母，她們總希望自己子女有一個好的職業，如何出人頭地，顯姓揚名；如何飛黃騰達，位處要津。我是個平民，對職業的選擇上也是平民打算，唯一希望孩子能繼承父業——搞寫作。妻說，寫作是由人的天賦決定，強求是不行的。她為孩子未來的職業提出三點建議：一，醫生；二，演員；三，教師。我問其理由，妻說：醫生是健康的天使，向死神爭奪生命；演員是快樂的天使，帶走人們勞動後的疲勞；教師是智慧的天使，向社會播撒知識的綠芽。除此，我們還談了從孩子降生那天起就記日記。記到在她自己能日記時為止。想得多麼美！可是得到的是什麼呢？連「爸爸」的呼諾都聽不到叫一聲。我的眼淚潮濕了，點點淚水灑在信紙上，再注目看時，信尾有這樣一行字：「爸爸，請千記不能讓媽媽知道我給你寫了信。」在「千記」上還打了兩個「··」重點符號。我不由得有些氣憤，在床沿上擂了一拳：「過於了。」這裏的過於是指高新華對孩子的控制。
姐姐曾向惠芬說：「此生有兩件大事。第一件把你弟弟（指我甥兒惠偉）從農村調回來（他初中畢業插隊落戶已經四年）；第二件把你舅舅戶口遷回來。辦不好這兩件事死也不閉眼睛。」為了實現這個畢生的願望，她不遣餘力地四處奔走。可憐的是她一無地位，二無臂膀，僅憑每月工資節餘下來的幾個錢在活動。換句話說，是拿自己的血去換取權勢狼狗們的「恩賜」。僅就惠偉的回調說——惠偉在農村表現很好，全年不缺勤，所做工分三千以上，幾次評為「五好社員」、「先進知青」，後還擔任大隊民校教師，可就是回不了城。同年去的知青安置完了，他還在「廣闊天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兩次都為招工單位錄取，大隊卻不放，藉口「革命需要」。為了打通大隊這一關，姐姐每年遠道去農村幾次。每次都帶不少高級糖、紙煙、上等酒，後幾次還帶皮鞋衣料。1974年春節，大隊幹部上城裏來看燈會，姐姐就像接待皇帝派來的「欽差大臣」一樣，把他們請到家裏，拿出所有的供應招待，並讓出住處，自己跑去睡地下。這些大隊幹部，一個個像餵不飽的狗，得着好處的時候笑着表態：「惠偉的問題，我們再研究研究，下次有招工的來一定推薦。」屁，推薦，不卡脖子就算有良心了。所以當時農村有句流行語：「大隊多一個知青，書記就多一兩黃金。」實際，大隊多一個知青何止才多一兩黃金呢？短短四年時間，姐姐花在送禮上的東西，不下四五百餘元。大隊一關打開了，縣一級的問題又來了。1975年春，省交通局分配的四個名額到了大隊，書記們發善心，惠偉被推薦上了。誰知報到縣裏被擠了下來，原來工業局副局長兒子媳婦的親家老丈人的兒子補了去。姐姐氣得大哭一場，第一次背着人破口大罵大隊幹部為官不正，一個個都是黑良心。」
惠偉的回調未辦成，現在又為我的事情操心起來，當然又是花錢又是送禮。大城市戶口回遷政策是很嚴的，但是再嚴的政策總是人在執行。人是活體，誰又不是「提刀割肉——看人說話」呢？好在我們轄區的公安分局局長竟是我當年土改工作隊的，他發了善心，同意我入戶。不過有一條：戶主必須是直系親屬。姐姐得知這個消息後喜歡得不得了，兩次電話催我回來。勞改隊幹部不放行，說我才請了假。姐姐沒辦法只好拍了一個病危電報。我便在1975年12月又回到了S市。一進門姐姐就喜笑顏開地說：
「林弟，好了好了，你馬上就可以脫離苦海了。昨天我又找了張局長，他對你很同情，願意在政策範圍內為你幫忙。唉，這些年你的苦頭吃夠了，總算老天保佑，回到了我的身邊。」
是的，十五年來我都生活在勞改隊，一直在羞辱的鐵輪下掙扎。解系就業了，仍然如此。幹部眼裏是刑滿人員，同類中叫「二犯人」。我對它的痛苦並不在於稱呼上，而是做人的不平等。如果說我真的是犯了罪，那麼已經承擔了法律責任，罪已經成為歷史上的事實，可為什麼社會還不給予我人生應有的地位，仍然是專政的對象呢？記得維克多·雨果的巨著《悲慘世界》主人公冉阿讓，在失業的飢餓中為偷竊一塊麵包，被罰做了十九年的苦役犯，釋放後當局給了一張「黃護照」。他拿着這張「黃護照」，有錢住不了旅館，有錢買不到吃食，鑽進狗窩裏狗也把它攆出來。想我自己的遭遇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當回家拿着就業員探親證明時，國營旅館就不收留我，聲稱我們這兒不住就業員，去派出所得喊「報告」，與幹事說話不能坐着。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歧視大於折磨的痛苦。所以解系後我竭力爭取回家，目的不是畏懼勞動，是要甩脫就業員這張皮——這張侮辱我人格的皮。
「戶口上到哪裏？」聽了姐姐的話後，我卻有點憂心忡忡地問。因為我沒有家，入戶有一個不能更改的條件，也是鐵定的政策：必須有直系親屬——兒女、父母、妻子、可是這三者，我一點也沒有。
「就是叫你回來商量這個問題。」姐姐說，眉宇間出現着焦慮的皺紋，看得出她為我耗了多少心血啊！
「我想過，如今只有一個辦法，把林華的戶口暫時遷出來，立一個單獨戶口，然後你的戶口就可以上上去。」
「高新華同意嗎？」
「向她說清道理，求她救救你。」姐姐想了想，緩緩地說：「你們畢竟是一場夫妻啊！」
「哼，夫妻，那天的那副兇相你不是沒看見。」我冷冷地說，表現出一種憤然情感。
此時姐姐反為她着想了，從中調停道：「她結了婚，認了你怕惹起老吳的忌妒，所以才翻臉。這戶口只是借一借，等你上了就把林華遷回去，不損傷她一點利益。」
「我不去求她，願一輩子死在勞改隊。」
姐姐笑起來道：「你想些什麼，事情已經辦成這樣，能借到東風為啥又不借？林弟，聽我勸。你不也說過大丈夫能屈能伸嗎？韓信還受過胯下之辱呢！現在又不是求外人，自己的妻子，雖說離了婚，俗話說『一夜夫妻百世恩』啊！何況你們過去的感情那樣好。生林華她住產院，你每天都去看她。一次我碰見你用棉花裹着雞蛋。我當時鬧不清，問你為啥這樣干？你說天氣冷，怕雞蛋冷……」
是呀，我何止用棉花裹雞蛋呢，還用棉套盛着裝雞湯的銻鍋。記得當她喝上家裏熬去的熱騰騰雞湯，看着我凍得紅腫的臉蛋和鼻子，也感動得兩手發抖了，流着眼淚道：
「林，你對我太好了，今後我不知該怎麼感謝你？」
我笑了笑，一邊剝着蛋殼，一邊柔聲細語地安慰：「你說些什麼，夫妻間有什麼感謝不感謝，做丈夫的愛妻子是他的天職和本能。試想一個不愛妻子的丈夫，怎麼能愛『黨』和人民呢！」
她激動地抓住我的手，長時間地把頭枕在我的肩上，深情地道：「林，你真像一顆發光的珍珠，晶瑩剔透，不帶一點雜質。我此生能和你結合太幸福了！願我們的愛情能像《長恨歌》上所說的：『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限期』。」
也許是往事情牽，我終於答應了姐姐的要求，決定去找找高新華，求她暫時把孩子戶口遷出來。巧好做「偵探」的惠芬回來了，她報告說高娘娘的老吳出差了，她一人在家裏休息。趁熱打鐵，我便帶着侄女尋門而去。
她的家住在樓上，要登上兩道「之」字拐的水泥樓梯再穿過30米過道。過道很黑，白天沒開電燈，從強光向暗光處走，由於瞳孔突然縮小，幾乎要摸着走。惠芬來了幾次，熟悉路徑，我跟着她跌跌絆絆地往前走，到了一處我撞着爐上銻鍋，咣當一聲，驚動了主人。一扇門開了，絲兒亮光射出來。
「誰？」高新華站在門前，警惕地問。
「是我，高娘娘。」惠芬迎上去笑着說：「舅舅特來看你，他不熟路，撞了你的銻鍋。」
她被我們突然的行動驚呆了，一時不知怎麼對待。我走過去，不溫不冷地道：「新華，你好。」
她沒有回答，站着木然地發愣。
惠芬沒動，笑着輕輕地推了推她，「高娘娘，有什麼坐下說呀，客來了也該招呼招呼。」她轉頭向我眨眨眼，也不等對方同意，便以主人的口吻：
「舅舅，裏面坐。」
我跟進去，坐在臨窗一個方凳上，打量下屋裏佈置。這是她的寢室，寢室里的家具——楠木床、紅漆平櫃、玻璃書櫃，以及柜上的擺設鬧鐘、花瓶、糖缸等器皿，全是當年我們結婚所置的東西。一切依舊，只是牆上那張婚照把一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換成了個年近半百的老頭。我們相對沉默，各一想着各的心事。
「高娘娘，你屋擺置得好漂亮呀，這被面多時新。」惠芬坐在床沿在無話找話說，「你和舅舅好些年沒見面了，談一談吧，我到外面打一頭就來。」
惠芬走出去虛掩上門，她立刻起身，把門拉開，向着我大聲道：「你跑來幹什麼？」
我審視下她那張冷得毫無表情的臉，笑了笑，文靜而有禮貌地說：「看看你。」
「看看我？」她坐在床邊，薄薄的嘴唇在抖動着，不難看出她這時的內心很複雜，思想在劇烈的鬥爭。
她蒼老了，一頭黑髮已依稀花白，原來光潔的額頭現在滿是皺紋。雖然臉上塗着撲粉，也不能遮去眼角長長的魚尾。青春的美麗從她身上消逝了，胸肌平踏，玉潔光潤的手也枯燥了，但仍白晰細膩。儘管衣着華貴，卻難掩蓋她生活中的空虛和痛苦。我想再狠心的人，在一剎間也會想想往事中有過的幸福，何況曾經鍾愛過的人就坐在眼前。
我展開了感情的攻勢：「新華，雖然我們離了婚，作為朋友的關係應該保持。何況我們的離婚並不是感情的破裂，意趣的不合，完全是階級鬥爭使我們不能生活在一起！這些年我並沒有忘記你，常常想到站東鄉普選工作的初戀，你教我學文化的動人情景。我們多少月夜漫步府河，談未來人生理想，傾訴憧憬前途；我們多少春日追花尋芳，騎着自行車在郊外奔跑，跑累了躺在草地共進野餐。公園裏到處是我們愛的腳跡，荷塘里哪兒不是笑的倩影？……」
「我忘了，我忘了！」她用兩手塞着耳朵，大聲地叫起來：「……你提這些幹啥，難道叫我要和你同歸於盡嗎？辦不到，我們已離了婚，往事只能使我仇恨，說明我當年眼睛瞎，政治覺悟不高，才受了你的騙。王林，不要羅嗦，你今天到底來幹啥？」
我沉默了，面對她這副猙獰的面孔，難以說出目的，在門外停立的惠芬聽到此問，知道我們難以癒合傷痕，便走進來道：「高娘娘，舅舅要回遷戶口，現在各方面的關係都講通了，就差個入戶的直系親屬關係……」
「這關我什麼事？」她像被火燒屁股樣，猛地從床上跳起來：「遷就遷他的戶口嘛！」
「是這樣，」惠芬抿嘴笑了笑：「現在回遷戶口必須具備直系親屬的條件，舅舅的父母早死，你又和他離了婚，現在唯有一個關係就是林華。我媽的意思是暫把林華戶口遷出來，立成一個獨立戶口，待舅舅入戶後，她又遷回來。」
「這怎麼行，這怎麼行。」她板着臉不住的搖着頭。
「怎麼不行？」惠芬似乎有點火，為了顧全大局竭力壓着，不讓它爆發出來：「高娘娘，舅舅受了十五六年的苦，當年寫小說得的幾千元稿費還不是花在你和林華的身上，現在未必連這微小的請求都不同意麼？好在你們過去總是夫婦，就是外人處在這種情況下也會同情的。」
「不行！」她揮着胳膊，斬釘截鐵地說。
「高娘娘，」惠芬近於哭了，聲音在哀求：「你就可憐可憐舅舅吧，讓他把戶口遷回來，今後他會感謝你的。」
她冷冷一笑道：「告訴你，我不能用原則做交易，這是立場問題。你難道叫我去同情『反革命』嗎？」
我心一顫，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虎」地站起來道：「高新華，不要欺人過甚了。」
「誰欺你，找法院去。我們有《判決書》。」
是呀，我們有《判決書》——離婚《判決書》！在這張《判決書》上寫着：孩子和家庭一切財產盡歸女方所有。這不是法官的不公平，是我上了眼淚的當。誰說女人的心仁慈？當一個女人為了追迎新歡，討取再嫁丈夫的喜悅，她可以忘記一切舊情，成為世界上最狠毒的人。無怪乎舊有的書上說，「婦人心，門鬥釘，有好深釘好深。」不假呀不假，高新華不是這樣的人嗎！？
在回歸的路上，惠芬余怒未息，說「舅舅，高娘娘怎麼是這樣一個人，連冷血動物都不如。」
我看着她那氣鼓鼓的胸脯，紅噴噴的臉蛋，以及那雙因憤慨而直立的修長眉毛，倒忍不住地笑起來。她今年二十二歲了，很有正義感，也愛好文學，目前還在戀愛中。我們走了一段路，我才發揮見解：
「殘酷的階級鬥爭，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越來越把人變成畸形。有些人是出於無奈而隨波逐流，適應生存；有些人是高攀求升，想踩着別人肩頭爬上去；有些人是愚昧無知，出於所謂『覺悟』。」
「那高娘娘出於那種類型呢？」
「在這三者類型中她哪種也不是。」我有理有據地分析道：「其實她是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的犧牲者，在內心深處她十分痛恨『階級鬥爭』，可是她不敢表現出來，如果表現出來就將變成一個被打擊的對象。再者人的特點都追求平安幸福。一個人的青春年華畢竟有限，要想等上十五年是很不容易的。現在我們國家早已不存在民族的傳統理念忠、孝、仁、信、禮、義、廉、恥、節，一切以政治標準作為善惡的分界線。於是什麼『劃清界線』、『站穩立場』成了自私、卑劣、附勢、趨炎的護身符。你高娘娘為了討取現在丈夫的歡心，也拿出這個盾牌。儘管一千個人中有一千個人背着說她不是，可是在桌面上便會是一片讚揚之聲。為什麼？所謂『真理』在她手中。要說悲劇這便是我們社會的最大悲劇。」
「這麼說來你還是同情她？」
「不，我可憐她。」我說：「她是受害者中的追求幸福的變態人。如果說我現在突然有了錢有了地位，她便會哭着鼻子找上門，像當年一樣的愛我。」
惠芬思索了一下，道：「舅舅，按照你這個觀點推論，那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愛情了？」
「一般說是這樣，特別是現在更是這樣。」
「我不這樣看。」惠芬固執地說：「要是今後我找的對象也像你一樣犯了政治性的錯誤，我就死死等他一輩子，決不變心，決不改嫁。」
我笑了，為自己有這樣一個天真、純潔、正直的侄女兒而高興，不過又為她的話而思慮，便問道：「你為什麼這樣想？」
「毛XX不是說了嗎，『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像你出身這樣好又是童工的人都犯了錯誤，其它人哪個又保險？」
是呵，她倒說出了別人不敢說的話，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製造「犯罪」社會，也是一個組織人「犯罪」的社會。1957年「整風運動」就是如此，領導先是動員你「鳴放」，給黨提意見，一旦你提了意見講出心裏話，又說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這不是設下陷阱害人嗎？其原因是它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的理論錯了。社會的發展進步，可是現代卻歸結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好像階級鬥爭成了社會軸心，如一離開大廈便要傾塌。從1955年機關「肅反」鬥爭到「文化大革命」，歷經「反右」、「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當前的「一打三反」和「清階」，所得的結果是什麼呢？遍地都是「反革命」，遍地都是「階級敵人」。監獄、勞改隊惡性膨脹，佈滿全國。按照這個指導思想和理論搞下去，八億中國人民都將成為「罪犯」。
我不願意和不成熟的後輩談論政治問題，轉開話題問：「怎麼不見林華呢？：
「下鄉啦，到雅安K縣××公社插隊去了。」
「幾時走的？」我感到驚愕。
「你剛回去就走了。」惠芬的氣又來了：「是高娘娘迫她走的，說讀書有什麼用，不如早去早回來參加工作。」
我低低罵了一句：「胡想。」
惠芬道：「她去的那地方是楊尚才在當縣委書記，總會有點照顧，看來鍛煉兩三年會調得出來。」
楊尚才是高新華大姐的女婿，1950年參加工作的幹部，進步快，文化大革命前夕就是K縣縣委副書記了。
「我看她去。」
「好遠啊！」
「再遠我也去看她，現在農村不安全極了。」
「我想她憑着楊尚才的關係，倒不會有人敢去欺負她，再說她也小。」
「正因她小我才去。」
假亦真來真亦假
姐姐聽說我要到雅安地區K縣看林華，表示不同意。她說路程遠，去不一定找得到；第二，沒有證明（我的就業員事假證明只開到S市，何況這張「黃色護照」拿出來會被人作踐）；第三，去了會影響她的前途。我卻執意要去。姐姐深知我的倔強性格，一經決定了的事，決不更改。於是為我張羅起來。我沒錢，來去路費在二十元以上。為省這筆路費便四處找車。巧好同院有個蕭司機的車運紙板去雅安，同意捎我去。解決了車又要解決去時所需的東西，姐姐用工資給我買了幾斤糖和一件女孩子穿的確良襯衫。一個初冬的早晨，我乘着這輛載運紙板的汽車向雅安進發。
雅安原是西康省會，是個十分富饒的盆地邊城，人口稠密，街市熱鬧，茶香酒濃處處可聞。我1960年作流徒去西昌修築成昆鐵路曾路經於此，腦海里有一個淺淺的印象。似乎城中有道河流把它一分為二，連貫這座一分為二城市的是座大橋。大橋是鋼筋水泥的，白夜有警崗。我到的時候正是暮色蒼茫的傍晚，碰着一長列農民。這些農民從地里收甘蔗回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群。不知他們是餓還是渴。邊走邊撕嚼甘蔗。從那狼吞虎咽的情況看多半是餓。在隊伍兩側有一群押解者，一看見誰撕嚼甘蔗，便揮着甘蔗梢惡狠狠的打下去，並大聲叱斥：「狗日的，偷吃，佔國家便宜。」我看着看着，流出了眼淚，不禁自語：「他們是囚徒麼，吃一點自種的甘蔗有什麼罪？」以後我把這種觀感寫在日記里，曾被幹部查到批判鬥爭了幾天，說我誣衊攻擊「三面紅旗」。現在我將去到這裏，雅安啊你將是什麼面貌出現在我的面前？從S市到雅安約三百公里，全是南行的斜坡，黑色路面。雖稱全省甲級公路，實際並不平直。汽車行駛在上面顛簸得很厲害。按照規定，貨車不能搭客，如被車輛檢查站發現，司機執照就會被吊銷。蕭師傅便把我安頓在一席之地的頂篷上的一個空檔里。頂篷不到兩尺高，坐不直，只能俯伏。七個小時的行程，全俯伏在紙板上難以挪動，飲夠了塵灰，吃盡了廢氣。但我並不感到怎樣難受，似乎比1960年之行愉快。那次行程沒有希望，縱是大白天也覺得前途黑暗。這次心裏有希望，這希望就是我將和女兒在山鄉團聚，父女倆將徹夜暢談。談什麼呢？我將告訴她我們家世。祖爺王錫金幫工四十年，最後怎樣死在資本家的屠刀下（因為他積存了十餘年的工資未領，準備自開一個小店，去向老闆索取，黑心老闆竟然支使人將他殺在店鋪門前）；爺爺王亦章在大華茶廳作茶房，怎樣慘遭特務和流氓的毒打；我怎樣從12歲起就進資本家開辦的工廠當童工，過着不死不活的奴隸生活；我還要告訴她，解放後我怎樣翻身追隨「黨和毛XX參加革命」，又怎樣在工作中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學習，從文盲變成了一個知識分子，做了共和國第一代工農記者，後又怎樣當「右派」勞教判刑……不，不能告訴她這些，對她的成長沒有好處。那談什麼呢？談生活、工作，以及她的學習情況吧？這些年我多麼想看一看她寫的字，聽聽她說話的聲音……這樣我便會得到最大的滿足和幸福。人在年輕的時候並不依戀孩子，在接近四十歲的時候便十分想念孩子了。每當我看見別家的孩子依偎着爸爸親昵地叫喊時，我就自然地想起林華來，要是她在我身旁也將是這樣。唉，做了十六年爸爸，真叫徒具虛名啊！這虛名轉眼就變成現實了，怎麼不叫我高興。所以我感到眼前景色十分光明，毫不感到俯臥車篷吞食塵灰的「旅途」之苦。
一路平安，車到雅安已是上燈時分。是夜我住在車隊，睡在蕭師傅的床上。蕭師傅是個老司機，已有二十年的駕車歷史，階級覺悟高，政治警惕性強，按照姐姐的吩咐我不能暴露身份。要是讓人知道了我是「右派」，「勞改釋放犯」，那麼住不上三天就會給革命大院的委員們轟走，並給她家留下後遺症。因此我一直沒有去派出所報戶口。同院的人問着，我姐姐便笑着為我應付：「他在×縣茶廠工作，這次出差，隨便來耍耍，住不了幾天就要走。」於是同院便以為我是出差人員，加之我行動檢點，不接觸人又不多言，大家便摸不透我的底。此次雅安之行我仍然保持着沉默，誰知入睡前，蕭師傅幾次用話來打探。
「老王同志，你一直在外地工作吧？」
「唔。」我含糊應着。
「那你女兒為啥下放在雅安呢？」
「她是我前一個妻子生的。」我撒謊，感到臉一陣燒。
「那麼你在S市安過家？」蕭師傅笑着審視我一眼咬住不放鬆。
「那時我在S市工作，1958年『大躍進』響應黨的號召：支援邊區。」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繼續撒謊：「她不同意，我們只好一刀兩斷。這個孩子就跟着了她媽。」
蕭師傅「哦哦」地點着頭，又諱莫如深地提了一個問題：「現在的工作單位是……」
「105信箱。」我為了終止這場為我所不高興的談話，便故意編纂了個信箱的代號。信箱是保密單位，稍有點社會經驗的人便不多問。蕭師傅當然懂得，一下被這張「王牌」打啞了。可他並不就此止步，拐彎抹角又開闢了新的戰場：
「好單位，好單位，三線建設。」他笑了笑：「那你一月的工資起碼是上百元罷？」
為了不露餡，我想了想，很老練地道：「沒有，加補助、糧差一共八十四元六角五。」
肖師傅這番「火力」偵察沒有發現破綻，也就不再問了。當然，我能度過這場「危機」全憑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撒謊。撒謊是不道德的，應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幾乎是一個謊言的社會。報紙電台每天在說謊，書本、雜誌每天在說謊，電影戲劇也在說謊，甚至大人物的言論無不說謊。人們也就自覺和不自覺地說起謊來。政治藉助於謊言來打敗對方，國家藉助謊言來穩定形勢，領導們藉助謊言來欺騙人民。普通人說謊不外乎有兩個目的：炫耀能耐和保護生存。我這時的說謊就是出於後一種動機，就好像被追急的翠鳥要吊在花叢中一樣，使捕捉者一時難以辨識。有什麼辦法，難道我能說：「蕭師傅，我是『右派分子』、『刑滿勞改犯』。這樣他會立即把我趕出屋子的。因此，說謊不是我的過失，是社會不公平的過失。誰叫它把人分成這樣多的類別啊！
第二天一早，我辭別蕭師傅搭上去K縣的客車，向林華下放的公社奔去。汽車過了飛仙關還有段步行的路，我就背着行囊按照惠芬提供的路線，一路問着走。山區的初冬已經很冷了，北風呼嘯淒歷地叫着，一股一股的寒流從樹林裏鑽出來，像刀樣地刮着人的臉。頭上的天空好似塊鉛板，凝聚着灰褐色的雲層，一動不動地壓在雜草叢生的田野上。路旁的農家生燃了地爐，圍坐一團，把手放在藍色的火苗上薰烤。
在這條通往公社的小徑上幾乎沒有什麼行人，荒涼苦楚極了。我約走了兩里之途，碰見了一個提油罐的中年農民。他穿了一件藍布棉襖，臂肩因長年磨損打了塊補釘，兩肘暴了線，露出不甚白淨的棉花；頭上是頂有耳護的棉帽，遮檐耷拉着，蓋去了他那粗獷寬闊的眉宇；下面是一條單褲，沒穿襪子的足攏在一雙黃布膠鞋裏。
「同志，看人的吧？」他打量我一眼，主動問。
「看女兒。」我點點頭，接着說出了要去的生產隊和名字，末尾補一句問：「你知道吧？」
他搖搖頭說：「我們這兒知青多，一個隊都有十五六人，鬧不清楚。你要去的地方不遠了，頂多還有三里地。」
我問：「這兒知青還好吧？」
他憨厚地一笑，晃着手中油瓶說：「還好還好，城市裏的人嘛，一下離開了爹娘總有點不習慣。女娃頂多哭哭鼻子，男娃就撒野了，賭錢摸包什麼都有。」
知青在農村賭錢摸包我早已聽說，但對造成這個原因是不詳的。現在聽他這麼一說，便以請教的口吻：「這些年輕人在城裏可不是這樣啊，為什麼來到農村反而變壞了？」
這位中年農民很有見識，也不迴避我提出的問題，滔滔不絕地說開了：「城市生活好，有電影有戲看，又在父母眼皮底下。來到農村吃的是苞谷沙沙飯，每天在地里幹活，也沒電影看，咋不亂搞嘛！依我說，政府不該把這些年輕人送到農村來，我們農村管不住，他們父母也不痛快。說實話，什麼再教育？他們學不好反學壞。」我淡淡地笑了笑：「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毛XX的最高指示啊！」
「『最高指示』也得要人有吃有穿的啊！」
「怎麼農村還缺少吃食？報上不是說現在農村生活如何如何好嗎？」
「好啊，好得來快吊鍋兒了。」接着他談了他們生產隊的分配情況：「一年大小一拉，每人不上三百斤毛糧，工分麼兩角多。比起『食堂化』那些年喝『大鍋清水湯』好一點，不論怎說，一天總能吃上兩頓苞谷沙沙飯。你說餵點雞牲、鵝、鴨，可又是什麼『資本主義』，荒地荒坡栽幾窩南瓜吧也不准，有什麼辦法？吃不飽餓肚子還不敢吼還不敢叫哩！要吼要叫了，便說你『誣衊攻擊社會主義』，弄去勞改。現在的農民呀是『打落牙齒和血吞』，一包眼淚水在肚裏。不怕你同志見笑，我是放牛娃出生的泥足杆。解放前我幫地主，一天三頓白米飯盡肚皮裝，年下十二斗老鬥米的工資錢棒棒打了不脫。唉，現在，現在……」他情動萬分，卻戛然中止，心裏有說不出的怨屈。
這位農民談的是實情，農村生活壞得不能再壞了。山區是這樣，平垻又何嘗不是這樣呢！但是在我們的報紙上卻說農民的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幸福。為了證實「幸福」的事實，特別把解放前農民的痛苦過分誇大描繪一番。諸如他們如何受地主剝削窮得啃樹皮、吃野菜、穿襟襟、吊綹綹，又如何賣兒賣女逃荒上吊。還經常組織農民吃「憶苦飯」。地主剝削農民是事實，農民窮也是事實，個別地主為富不仁也是事實。但解放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卻能吃飽穿暖，這卻是鐵的事實！個別不能代表一般，特殊不能證明普遍。從事「搞階級鬥爭「的理論家們卻抓住這種「特殊」不斷重複的宣傳，而在農民中一種以窮為榮的人也便用說謊來證實謊言。於是謊言變成真理，統治了社會，統治了人們的大腦。為加強鞏固這種統治，法律便滲入進來——也就是說，誰敢對這個「真理」懷疑和動搖，就會遭到打擊。農民沉默了，僅將真實情況埋藏在心頭，碰到合適的人才吐露吐露。年輕的朋友，你們想過沒有，如果解放前四億農民真是如此的話，怎能繁衍子孫綿延不絕啊！一個人對幸福的評判不能藉助於宣傳，應該是、只能是自己實際生活作出的回答：你是否真正吃飽了穿暖了？是否真正不受歧視與他人平等而自由？要記住，凡是藉助於法律的保護真理，藉助於警察、監獄、刺刀保護的「真理」，那它全是騙人的鬼話。
我和這位中年農民的一番談話，使我對女兒的生活憂慮起來。我發現高新華做事太狠，為了想割斷我們父女的聯繫，過早把林華逼到農村來受苦。什麼「鍛煉」，什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其實是如何把她變得愚昧和無知。一個十七歲的姑娘怎能擔負得起山區農民的繁重勞動？我按照他指的路，穿過小徑沿着一道坡坎走去，那上面就是女兒所在的生產隊了。每接近住房一步，心就劇烈地跳動，我想林華一看見我，無疑驚呼着向我撲來。那場面就像我們在電影裏常看到的鏡頭一樣：久別的女兒伏在父親的懷裏，父親流着眼淚，用慈愛的雙手，撫着女兒青絲般的頭髮……在我看來，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過久別的團聚。眼下，這個幸福就立刻來到了，我怎麼不激動啊！我加快了腳步，飛快地向那棟住房拔腿跑去。
那是一排三間的瓦房，立在土坡上，坐南向北，四周幾乎沒有什麼樹木，門
前有個籬柵。我大步流星跨進去，碰着位四十多歲的婦女，便道：「請問，林華住在哪裏？」
婦女打量我一眼，用手指着敞開門的住房，轉頭向另一房子喊：「林華，有人找你。」
我進得房，把提包放在木桌上，然後在牆邊的一條凳上坐着，因發熱解開衣領上兩顆鈕扣。房子不怎樣大，除一張桌、兩條凳外，還有一個簡易的寫字枱。那張白木的單人床架在屋角對着門橫擺着。床上鋪着潔白的褥子，花被單摺疊得整整齊齊。看得出女兒是講究衛生的。
女兒穿着件開襟短棉布大衣走了進來，我笑着叫了「林華」，以為她會撲上來。她驚疑地離我遠遠的站住了，表情極為淡薄和陌生。我又叫了聲「林華」。她突然轉頭跑走了，一邊還叫道：「認不倒，認不倒……」
「認不倒」？這不簡直不可思議，世界上竟有女兒認不倒爸爸，其中是什麼原因呢？在S市她還敢避開媽媽的視線跑來看我，儘管那次時間不長，但畢竟在高新華的眼皮底下啊！現在遠離家鄉，縱有紅外線追蹤也不易發覺的邊遠山區，卻叫出「認不倒，認不倒」。我正在狐疑，一個穿毛皮大衣的男人走了進來。他年約五十，瘦而且高，臉窄窄的，沒有什麼肉。
「你姓王吧？」他坐在床邊，大模大樣地把話挑明。我呢也很敏感，這個男人不正是掛在高新華屋中那個婚照上的男人麼！我毫不退縮，理直氣壯地道：
「我姓王，叫王林。你是吳運凱同志吧？」
他點點頭，未及開口，我又說話了：「很對不起，不知你也在這裏。我來看她僅是做爸爸的感情，決不是想把她從你們家庭中奪走。對於這種感情你應該諒解。」
「你來看她我不反對，現在是在同一地方出現了兩個爸爸，對她會有影響了。目前林華正在爭取入團，我專程來就是為她活動，爭取早日把她調回去。」
「這樣吧，我以叔叔的身份出現，我思考一下說：「她姑媽給她帶了點糖和一套衣服來，請你將她叫來，我交給她就行了。」
吳運凱叫來林華。林華依依地站在他的身旁，竟然不正眼看我一眼。
「林華，你姑媽托王叔給你帶了點東西來……」吳運凱話還未落口，她用頭貼着繼父的肩臂叫開了：
「我不要！我不要！」
我拉開提包鎖鏈取出糖和的確良襯衫，說：「兩斤糖，一件衣服，還有十元錢……」
「我不要，我不要。」林華把頭轉到吳運凱的胸前，那親熱樣兒就像雛雞站在老母雞的腋下有了庇護的地方，再也受不到外來的驚嚇，不停地搖着頭說：「我們爸爸給我買得有。」
我克制着情感，難過的眼淚幾乎奪眶而出。我一生經受了很多痛苦與打擊，勞役與飢餓、打吊和捆綁，可是它們只能激起我的仇恨和反抗，卻不能摧毀我的意志和信念，只有在面臨今天這種痛苦時才撕碎了我的心，一個做父親的心。女兒為什麼不能認裔親的爸爸？父親為什麼不能叫一聲裔親的女兒，反說是她的叔叔啊？怪，真怪！《紅樓夢》上有句詩，「假作真時真亦假」，眼前的事實不正是這樣嗎？是什麼原因把事情打了顛倒？是什麼力量改變了生活的面目？政治鬥爭！政治鬥爭！中國人民從老到小，從男到女，都捲入了這場酷殘可怕的政治鬥爭。都想從這場鬥爭中上爬、高升、發跡、暴富，什麼道德、品質、良心、節操，全都出賣殆盡。留在腦海里的只有一個惡字。因為只有「惡」才能生存下來，才能吞噬他人，因而社會生活中才會出現這些難以解釋的咄咄怪事。比如妻子揭發丈夫床頭上的私語，女兒檢舉父母所謂的「反黨言行」，鄰里相互詰擊對方的不軌行為。唉，我們整個國家不存在一點人情、一點溫暖，只有殘殺、殘殺！
我這時全身顫抖，艱難地站了起來，抓着提包，衝出房門，向空闊的初冬之夜高喊：「誰搶走了我的女兒？誰搶走了我的女兒？……」沒有回答，沒有回答，只有山區的寒流穿透我的心扉，無葉的喬木站立在我的眼前，兩顆灼熱的眼淚，順着臉頰滴在了胸上。我加快腳步，沿着青衣江大踏步地往前走。青衣江，大渡河的支流，橫貫四川西南。多少年多少代這樣流着，流着。灌溉兩岸肥土梁膏，潤育眾多生命，頻經塵海煙雲，幾度盛衰興廢，看了多少人世辛酸苦痛？請問可曾見今日的悲憤啊！江濤拍打着屹立於水津中的岩石，發起淒涼的吼聲，憤激的浪花跳起來落下去，落下去又跳起來，在愁雲下喧囂吶喊。難道你也有不平麼？望着暮色中的青衣江，心裏是恨，是憤，是苦，是悲，難以說清楚。我只覺得生活不公平，生活對我太不公平了！它不僅搶去了我的青春、年華、幸福，也搶去了我唯一的希望——孩子。孩子，孩子，你為什麼這樣狠心，竟然這樣對待你命苦的父親？回答我的只是那奔騰咆哮、滔滔東去的青衣江水……
女兒真的被人抱走了
1976年是多事之秋的一年，在毛澤東逝世前夕的五個月，為再次打倒鄧小平，「四人幫」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追查政治謠言」的政治運動。我們這些「右派分子」歷來是「運動員」，不管你參與不參與，每次運動都是被批鬥的對象。在這次「追查政治謠言」的運動中我又成了中心人物，在所在的勞改隊被批被鬥、被捆被打，為此憤而潛逃流落天涯。
我決定再去看看女兒，打算好好和他談次話，如果能聽到她親昵地叫我一聲「爸爸」，那將是無比的欣慰和滿足。「爸爸」——這一聲多麼溫暖，多麼甜心，多麼醉人呀！它會一掃我滿腹愁腸，慰藉孤寂的靈魂。我沒有想過她不會認我的問題，要是上次不碰上她的繼父，她肯定會撲向我的懷裏叫着「爸爸」「爸爸」。於是我又風塵撲撲，日夜兼程去到了她落戶的地方。那天趕場，她一早和同學去了。接待我的是她借食搭夥的農婦。
「同志，你是上次來的那個吧？」農婦四十一二歲，一張被太陽曬黑的臉上嵌着兩顆誠實的眼睛。我去的時候她正在灶房洗碗，一下認出了我。
「哦」我遲疑下，終於作了認識，「你眼力不錯，大嫂」。
「你上次來儘管連板凳沒坐熱就走了，可我們總記着你。」她笑笑，又注目打量我一眼，「你……和林華一個樣子，都是圓臉蛋，方鼻子，大眼睛。」
「我們像一個樣子？」我無聲地一笑，掩飾道：「我是她的叔叔，」「叔叔？」農婦洗完碗，撩起圍裙擦乾手上的水，送來兩片葉子煙，坐下來，誠實的眼睛裏現出不相信的神色。「我問過林華，她也這樣說，怪，可是女兒不像爸爸，到像叔叔。」我沉默。
「我隱隱聽人講，林華生父犯過什麼錯誤，她媽和他離了婚，現在這個姓吳的是繼父。」
我見不能再隱瞞，如實作了承認，並簡略地談了下不幸的遭遇。農婦聽後十分同情我說：「這有什麼，『右派』又不是強盜又不是賊，說錯了兩句話，有什麼了不起。我想林華會認你的，要不認我說她。」
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原在縣上工作，1959年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遣送回家勞動生產，1963年被甄別，安排在公社作會計。
「林華她媽也太做得出來了，離了再嫁有什麼好。」「這不怨她，是社會風氣，不離婚她日子難過。」
「不離婚充其量不工作就是，未必勞動不是人做的麼！」農婦憨厚直率地對世事發表起評論來：「那時我在縣婦聯，又是團支部書記。他打成『右傾分子』後，組織上叫我去發言揭發他，我就是不去。我說他沒有錯誤，說了兩句真話，堅持了黨實事求是的原則，一畝田怎麼能產上六七千斤黃谷。不是他保守，是你們太『躍進』了，『躍進』得太不合乎實際。組織上批評我與他劃不清界線，一個鼻孔出氣。我暗自好笑，兩口子未必還要分開出氣。後來提出最後『通牒』：要不劃清界線就一同遣散回家生產，這樣我就回來了。」
「你是幹部？」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語不出眾，貌不驚人，熟練做着家務事的農婦竟是當年縣婦聯主任。
「未必幹部還有個幹部樣子，可你還是記者哩！」看來她的摸底工作做得很細，對我歷史十分了解。
「現在幹部有什麼不好當，上面怎樣說你就怎樣做，保險犯不了錯誤，又不要文化又不要知識，照本宣科就行。不過我卻不願當這樣的幹部，寧願回家勞動生產，自己做來自己吃還快樂些。」
這兒她兩個出早工的女兒回來了，大的一個有二十一二，長得很秀氣，像山村一朵花，小的一個有十六七歲，比姐姐瘦，顯得靈敏。她們赤足腳，放下背上的背夾，走進屋裏，媽媽便向我介紹：「這個叫玉柳，那個叫玉秀。我就是兩個女兒，她們跟林華相好，像姊妹一樣。」轉向女兒：「這是王叔叔，林華的親爸爸。」
「你們一次背多少糞，一天背多少，得多少分？」我關切地問。
「一背二百多斤。」玉柳坐在遠處一條凳上，把足放在桶里。
「二百多斤？」我簡直驚了，看着這個秀氣的大力士姑娘，「林華也背嗎？」
「背，她背得少一點，現在每背可以背到一百一二。」
「老王你是在家裏等，還是我叫玉柳去把她找回來。」
我想看看山區集市，便道：「不麻煩你們，我自己去。」
我跟着她們指的路，步行了八個公路樁到了石馬，場已經散了，街上沒有什麼人，除百貨公司、供銷社還開着外，就只有一家賣麵食的館子，留在場上的多是知青，他們無目的地在街上轉去轉來，多半是為了混時間。在場口一家茶館門前我看見了林華，她穿着黃軍衣，拖着兩條不長的辮子，背着個軍用挎包和一個女同學坐在椅子上吃着買來的餅乾，她轉臉一下看見了我，顯得十分驚訝。我笑着叫了聲：「林華。」
她陰沉着臉，眼裏充滿怒氣問：「你跑來幹什麼？」
「看你。」「誰要你來看。」「做爸爸的看女兒是他的天職。」我忍住心裏的火。
「我不需要這種天職，十七八年來你把媽媽和我還沒有害夠嗎！」她在同學耳邊嘀咕了幾句，便揚長而去。我呢，由於愛的心切，竟尾隨在她的身後，她在街上走了一圈，碰見了一個男同學，不知向他說了幾句什麼，男同學竟提着拳頭向我走來。
「你老跟着林華幹什麼？」男同學也是穿的軍裝，胖篤篤的身體蠻好，他截住我，擺出一副鬥毆的架式。
「幹什麼？」我笑起來，語意有點挑釁：「你說幹什麼。」
「幹什麼？老子要捶你。」他揚着手裏拳頭。
「你為什麼捶我？」我斂住笑有趣地問。
「你一個陌生大漢老跟着一個姑娘想要幹什麼？」
「陌生大漢……」我望着他那大義凜然，誓與邪惡戰鬥的樣子有些敬佩，但又覺得不問青紅皂白地介入也未免太天真。我看實在忍不住了，哈哈一笑：「你看我像不像陌生大漢？告訴你小伙子，我是他的爸爸。」
「你是她的爸爸？」他不相信地看了多一陣，漸漸鬆開拳頭，那張充滿敵意的臉變得迷惑，繼而轉變為懺悔，最後向我賠禮道：
「你姓王，叫王林是不？」我點點頭。「我叫鄭南，聽我爸爸說過你，想不到在這裏看見。對不起，剛才我太冒失，不問清情況就要動武。」他轉頭向着遠去的女兒叫一聲：「林華，你搞些什麼？」
林華頭也不回，挽着同伴的手，加快腳步走出了場口。鄭南笑了笑也抱歉地走了。
我尾隨着她走了好長一段路，在一條小溪邊的女真子樹下，她和同伴坐了下來。當我走近時，她抬起頭火沖沖地問着我：「你怎麼老跟着我？」
我站着，用手絹拭着額上的汗，放緩聲音，感情真摯地道：「林華，我幾百里路跑來幹什麼？要你不是我女兒何苦這樣做。」
「我不是你女兒，我認不到你。」她口氣很硬，說完卻笑起來，把頭枕在同伴肩上，帶着幾分嬌氣：「他說，他是我爸爸，你看像不像。」
同伴抱着她脖子，無言地望着我一笑，然後不知在她耳邊說了幾句什麼。王華用手扯一根絲毛草挽個圈，扔到水裏，停了半響道：
「你多久走？」「明天。」「你今晚住在哪裏？」「陳會計處。」我怕意思不明白，補充一句：「他們留我歇。」她站起來，展展眉毛，向同伴道：「今晚我不回去了，到你那裏住去。」「林華！」望着她的背影叫了聲，可她連頭也不回。我真的氣了，感到有生以來沒有過的辛酸和失落，滿腔悲憤難以言表，決定不再跟去，便毅然地掉頭順着馬路回到陳家去取東西。
「王叔叔，找到林華沒有？」我進門玉柳這樣問我。「找到了。」我感到我聲音在發抖，眼角有點濕潤。「她……」玉柳看我難過的樣子再沒有說下去。
我強忍着滿腔辛酸，取上掛在壁上的行囊。陳大嫂瞥見即搶下來，「老王，今晚就在我家住，要走明天走。等會玉柳她爸爸回來，你們擺擺，我會教育林華，哪有連親生父親都不認的道理，世界上沒有這本書。」
這時，玉柳也安慰我道：「王叔叔，不要走，我是團支部書記，我幫助她，叫她認你。」
天黑前陳會計回來了。他個兒大，身體魁梧，一臉是歲月風霜留下的皺摺。穿着一套褪了色的藍咔嘰制服，經妻子介紹後熱情地和我握手：「稀客稀客，山區地方沒好茶好煙招待，便飯是有，要不嫌棄耍上十天半月。」
我道過謝以後，他坐在桌邊卷葉子煙，問：「王同志，你現在在哪兒工作？」我不能說真話，只能撒謊：「去年解決問題後，安排在鐵路工段上當醫生。」
「好工作，好工作！」他吸上煙，「方向盤、聽診器都稱『實權』派人物。現在社會呀，不像五十年代了，一切都得講關係，你能放下筆桿學醫到走上了好路子。對醫這行道我看得起，要不是解放我也會去學的。」接着簡介他的歷史。他出身中農，十八歲高中畢業正趕上解放，參加了縣工作隊，因工作積極很快入黨，1952年土改後分配到縣上財政科作副科長，1959年反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由於他的遭遇和我相近，對我便十分同情，說話也就很合拍。
「我就不承認『右派右傾』是什麼錯誤，『反右』鬥爭我也鳴放過，好在當時縣委楊書記是我剿匪工作隊的隊長出面保了駕，不然那時我就遭取了。誰知躲脫第一關沒有躲脫第二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倒給我戴起了。戴就戴，有什麼怕的，勞動不一樣吃飯麼。他們後來又覺得不合適，要給我甄別，我說甄別什麼？當官的說這是毛XX政策。我看啥子叫政策，用人就用人，不用人就用尿淋。甄別先安排我到公社當會計，我先初是不去的，經不住左說右說才答應。『上回當，討回乖』，現在我除了賬目什麼也不管，免得賣力不討好……」
他的經驗之談，對我們社會是一個真實的寫照，生活以無情的事實告訴人們，一心撲到革命，熱愛「黨」的事業的人並不一定得到好的結果。相反庸庸碌碌，混天過日，安於現狀，落後保守，無所事事，得過且過，對上級絕對服從，對人民百般欺壓的人，卻一直過着舒適日子，並且步步高升，還得到漂亮的桂冠，原因何在呢？這就是層層幹部委任制所形成的媚上壓下的惡劣的官僚主義作風。公社所負責的是縣，縣所負責的是專區，專區所負責的省，省所負責的是中央。如果將委任制改為民選制，實行「幹部是人民的公僕」，那麼就不會存在以上的弊病。「為人民服務」在我們國家的一些地區、部門完全是句空話，正確點說是在為上級領導服務，權力才是令他們眼紅的東西。
在我們談得正濃的時候，不覺已是上燈時分，陳大嫂擺上了飯菜，一碗臘肉，一碗油香葫豆，一個白菜湯，主人的盛情使我感動。
「陳大哥，我打着一雙空手來，這樣操撓實在不好意思。」
「不要這樣說，要你看得起我就耍兩日。」
飯後不久林華回來了，身後跟着一個三十多歲戴遮沿帽穿制服的中年人。玉柳向我說這是他們的大隊長。大隊長進屋和陳大哥打過招呼坐下來，空氣一下顯得有點緊張，沉默了好半天，大隊長開腔了：
「同志，你是路過的吧？」
「我來看女兒。」
「看女兒？」大隊長似乎有點懵了：「你女兒是——」
「林華。」玉柳補了一句。
「林華？」他更懵了。陳大哥輕輕拍他下，兩人走到另一間屋子低低說了好一陣又才進屋。
「你有證明吧？」
我鎮靜地笑笑：「外出人員怎麼沒有證明。」
大隊長不言串了，林華卻如同生人樣地向我進逼：「有證明就拿出來看。」
「好厲害！」我心裏自忖，誰敢相信說這樣話的是自己親生女兒。我做出無所謂的樣子，只是慘澹一笑。
「有證明就拿出來唦！」林華進逼得更厲害了。
我望眼大隊長，他是有點拿不定主意這樣說：「本來這些事不由我們管，按正常你來時先到公社，我就不會來過問了。」
語氣間很明白，他還是想看證明。「大隊長你是不是需要看證明？」「看一下也好。」
我打開皮包，取出那張經藥水洗掉塗改的廢證明。林華一看卻叫開了：「假的，假的。」我不動聲色地笑笑：「我沒有聽說過證明還有假。」
大隊長拿着證明看不出破綻還給我，臨起身時道：「對不起老王同志，我參與了你們家庭矛盾。林華跑來向我說，說一個陌生人纏住她。我們為了對她安全負責才來麻煩你。」看來林華不可能認我這個貧窮潦倒的爸爸了，因傷痛過余，我也不存在希望。陳大哥將我安頓在他的住室，聲稱回公社有事，明早再陪我擺龍門陣。我一人穿着衣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深感人間太冷酷。玉柳輕輕推開門走來，向我說：「王叔叔，不要難過，我正在幫助她叫她認你，她主要怕她媽媽知道以後不好過日子。我說你媽媽不會知道，只要你不說。隔幾百里，她又沒有生『千里眼』。」「謝謝你，用不着勸她，離開她我照樣能活下去，怪我不該風塵僕僕跑來，十幾年來我總感到對不起她，沒有給她縫過一件衣服，買過一本書，對她的成長沒有盡一點責任，但我有什麼辦法，我是『右派』，一個失去自由的人。但我決沒有想到，我受了社會的作踐，還會受女兒的作踐。唉，跑來這裏為着什麼啊！『可憐天下父母心』，這話不假。我沒抱任何希望，既不靠她供我，也不靠她養我，如果我有能力的話一定支援她。你是團支部書記，我拜託你三件事，第一，決不讓她過早談戀愛；第二，每晚必須歸宿；第三，督促她加強學習。另外請將這10元錢轉交給她，作為我此次來的一點心意。」
「爸爸。」林華不知是幾時走進來的，她忍不住了，這時叫了一聲。玉柳笑起來：「你想通啦？」
林華低着頭，站在我的床前，在燈光照射下眼角閃着兩顆亮晶晶的淚珠。也許由於過於驚喜，我反說不出話了。
「你們談談吧，我出去一下就來。」懂事的玉柳姑娘滿心歡喜，感到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走了出去。
「爸爸，不是我不認你，你應該為我着想啊！你來幹什麼嘛，我要是調不出去在農村怎麼辦？玉柳看來對我很好，可現在的人反覆大，萬一她今後為了自己利益，說我和你『劃不清界線』，麻煩就來了。」
「不會吧？這姑娘不是這樣的人。」
「你敢保證？」林華過於的成熟，使我感到驚訝。多麼奇怪，幼小的心靈竟這樣深通世故，想得好遠好遠，這是險惡社會對她的冶煉啊！出於愛女兒之心，對自己行為似乎感到不對了，我以承認錯誤的口吻道：「林華，原諒我這一次，今後我不再來了。」
「就這次都夠受了。」她笑起來，少女豐潤的臉上現出兩個深深的酒窩，掛在眼角的一串淚水滾了出來，是歡喜是高興還是悲傷啊！隔會兒她拿來本日記羞澀地說「爸爸，你看這是我寫的。」
我展開細細地讀了一遍，見是詩，寫得還可以，有詩的情感，有詩的凝練，但字裏行間顯得對前途憂鬱，對人生彷徨，流露出某種不幸的悲觀情緒。
「現在你應該多學習，準備升學。」我看完後還給她，「現在還是寫的時候，練練筆可以。」
「升學？」她悽然一笑，笑得像朵慘澹的白玫瑰，「怎麼可能呀，去年考試我是全班成績最好的一個，五科465分，還下到了鄉下……」
以下的話她咽了回去，我也不用問知道它是什麼內容。我們父女談了會兒其它，臨了她告訴我說：「玉柳問，還是說我沒有認你，免得日後麻煩。你明早起床就走，就不要見我了。」
我答應着她的請求。這一夜睡得很不好，不到天亮我就起來告別主人悄悄地離開了。我披着一身霜色，踏着枯草鋪黃的山間小道，沿着黑巍巍的山岩，穿過莽莽林原，向着一線曙天走去。大地呀！哪兒能容納我？宇宙呀，誰處可以讓我這片風中的落葉棲息？我向前走，盲目地向前走，僅抱着一個希望：明天比今天好。是的，明天會比今天好。但我的女兒已經被「階級鬥爭」的政治陷阱搶走了，永遠地搶走了……
1978年8月27日草於雷波馬湖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