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者：李江琳｜作家、歷史學者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生長在紅色家庭，父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工作團成員，從東北南下至江西，中共建政後成為當地高級幹部。童年時享受着革命家庭的特權，認為革命就是天經地義。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父親被打成走資派，10歲的她被老師逼着和家庭劃清界限。1968年她和二哥隨母親到農村，大哥上山下鄉，「反黨分子」的父親發配勞改農場。一家人天各一方，再聚首已是70年代中期。
李江琳1982年獲得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赴美留學，研讀猶太人歷史，2004年開始獨立研究西藏歷史，多次赴印度採訪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藏人流亡社區，在海外出版《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藏區秘行》等多部作品，後被 中共當局禁止入境。
李江琳在採訪中說，正是由於她成長的紅色家庭所經歷的巨大反差和震盪，讓她這個曾經也是「傻乎乎的小姑娘」不得不去思考父輩打江山的意義所在。多年來的痛苦思考、文獻收集，與歷史見證者的對談，不斷沖刷着那個紅色家庭在她身上的烙印，一步步使她變成一個全新的人。她曾說過，對中共歷史的研究越徹底，她對這場所謂革命的否定也就越徹底。
我媽媽18歲就加入了中共，這個組織是她的一切。她始終不理解，我為什麼會成這樣。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這個革命是錯的。但是在我看來，他們已經不可能走出他們的思維。我只能說，這不是我的路。我的選擇就是摒棄這一切。我拒絕接受你們的遺產。
我們家是真正的紅色家庭。1948年我父母被編入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大隊。南下工作大隊就是往南方所謂「新解放區」派幹部。每攻下一座城市，就留下一批幹部。我父母就是這樣被留在了江西。
我們是在一個大院子裏長大的，南昌是怎麼回事，南昌人是怎麼生活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們在家裏甚至是不能說當地話的，我們必須說普通話。從小我們就知道我們和周圍人是不一樣的。我們父母這代人提及別人就是圈外的人，統統稱為「老百姓」。這是他們在軍隊養成的習慣。一輩子都是這樣，至今都是這樣。因為他們是幹部，其他人都是老百姓。我們交往的這些孩子們父母會給你過濾一下。老百姓的孩子，我們是跟他們沒有交往的。
我三歲的時候，進了我們當地最好的保育園，全托的。當然我們天然就是革命接班人。大饑荒的時候我是沒有挨餓的，因為要確保我們這些孩子不挨餓，全都是省委高幹的那些孩子們。小學也上的是我們當地數一數二最好的，其他人都是按照街道分，但是我去的學校是另外的。
我從小不是被媽媽帶大的，是被保姆帶大的，這是這一代共和國長子和長女們的共同點。父母們每天都在開會，每天都在學習。我曾經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寫道，「他們雖然沒有離開，但是他們一直缺席」。我有時候一個星期也看不到我父親，早上我起床上學的時候他已經走了，晚上還要開會，批評和自我批評。等他回來我已經睡着了。
我父親的職務其實並不算特別高，在當地勉強達到高幹級別吧。但是我後來才知道，他1940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了。他是在反右期間有一點抗上，拒絕在他們單位里打出5%的右派，大概跟這個有關，最後他就一直沒有提上去。這是我很多年後聽說的。我父親從來沒有講過。我從父親那裏學到的是他內在有一種傲骨，不提拔就不提拔，所以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慘。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只有10歲。我對文革最初的記憶就是我被老師叫到辦公室，然後說：「你爸被揪出來了，你要跟他劃清界限。」我完全不能理解劃清界限是什麼意思。把我嚇壞了，我以為是不再准我回家。我想我上哪兒去呢？
當時確實是太年幼了，就覺得家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個家庭的氣氛變得非常緊張。我的保姆，我從出生就被她養大的，被強行趕走。造反派認為這是剝削貧下中農，必須離開。再加上我父親的工資被扣了，負擔不起她的工資。我從10歲開始就承擔了我們家全部的家務。後來我自己也經常被革命幹部、其他造反派的孩子們打。學校很快就關了，所以我小學從來沒有畢業過，我只讀到四年級。
68年第一批下鄉，我們就下鄉了，我12歲的時候，我媽媽帶着我、我哥哥。我爸作為反黨分子被送到一個勞改農場。我16歲的哥哥跟着其他知青去了另一個地方。我們一家人就這樣被分成了三塊兒。
我下鄉公社的那個貧窮讓我是非常震驚的。我根本是沒有想到是這樣。後來輾轉去了好幾個地方，我都是被批鬥的。那些貧下中農的子女圍成一圈，還有人專門監視我。那種反差特別大。我天生很張揚的個性在那時候被壓製得非常厲害，動不動就被全校批鬥，都成常事兒了。
讓我產生真正懷疑的是林彪事件。這個事情讓我如此震驚，完全超乎了我的想像和理解。那件事給我帶來很深的恐懼感，我覺得我們所看到的一切，所經歷的一切和所宣傳的一切是不一樣的。但是到底怎麼不一樣，我也不知道。
後來發生在我身邊的一個直接衝擊，一下把我沖醒了的一個事情呢，是我父母的一個好朋友的自殺。這個叔叔是個東北人，時不時會到我們家來。他的性格也是有一點抗上，每次運動都挨整。他們自稱是「老運動員」。後來好像是74年在批林批孔中，他又挨整，他就上吊自殺了。
我那時候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革命是為什麼呢？這些農民的生活沒有改變，你們的生活也這麼痛苦。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第一代革命建政的人，在後來的運動中一次一次地被整。不管你們當年是怎麼預想的，這個結果相差得如此之大，那麼這次革命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認為對中國的這個革命就應該全盤否定的。你說誰得益了，對不對？這是我這樣一個來自紅色家庭的人，在經歷了巨大反差和巨大的震盪後得出的結論。如果你是一個願意思考的人，你是很難會避免這種比較。其實我當年也是一個傻乎乎的小姑娘，但是這種反差讓你不得不去思考。
【1988年，李江琳來到美國留學，從打餐館做起，她要離開家庭的祖蔭，一步步走向自己。1999年，她在紐約中央公園聆聽了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演講，也結識了當地的一些流亡藏人。她說，可能是某種緣分帶領她進入西藏歷史的研究。研究得越深，她對這場革命的否定就越徹底。】
首先我們要搞清中國共產黨是怎麼回事。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的。它派了一個人，維經斯基到中國來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
【1920年春，俄共（布）遠東局成立，負責在中國和其它國家建立共產黨的工作。4月，遠東局派遣維經斯基到北京，化名吳廷康，見了當時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和陳獨秀，說服他們組建中國共產黨。】
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它不是民眾自發成立的這樣的一個組織，它是徹底的外國代理人。1921年6月《張太雷關於建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的報告》就講到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組織關係問題。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直到延安時代，它都是共產國際遠東部的一個支部，是隸屬共產國際的。它的所有重大決定、人事變化，還有所謂的長征，都是經過共產國際批准的。
這些現在都已經是公開的研究，並沒有什麼神秘。沈志華教授有幾本書《中蘇關係史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都有很詳細的記錄。所以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選擇這完全是一個宣傳口徑。它不是真的。我們必須還原歷史。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是人民的選擇，是共產國際和那麼一小部分人投靠了一個國外組織，對中國當時的政府進行了一次軍事上的顛覆。在這個顛覆的過程中，造成了無數的生靈塗炭。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對我認知顛覆最大的應該是一連串的蘇區鎮反，對自己人的殘殺，不僅是對敵人。這裏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張國燾在川陝根據地對民眾的鎮壓，毛澤東他們在江西打AB團對自己人的鎮壓，還有一些資料到現在還是秘密資料，有關中共在各個根據地強行向民眾征糧的過程中，對這些中農以上的人的殘暴。48、49年他們進雲南和四川征糧過程中的殘酷也是引發當地暴動的原因之一。
你從這個過程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以來到現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時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極其殘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殺過來，直到現在都是這樣，誰不服從就殺誰。從1959年的拉薩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樣的手法。1959年拉薩事件後對藏人的大批關押，把藏人的精英幾乎掃蕩乾淨，對維吾爾人的方式也是同樣的。這種對精英的控制從反右開始到現在也是一樣的，要麼收買，如果收買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個罪名抓起來槍斃。它沒有改變，完全沒有改變。
我媽媽始終不理解，我為什麼會成這樣。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這個革命是錯的。但是在我看來，他們已經不可能走出他們的思維。你想想看，我媽媽18歲就加入了中共。他們進入了這個體制、這個系統之後，被系統地洗腦，洗得極其徹底。然後她發現，這個組織是她的一切，不止是物質來源，也是精神來源。當組織不給你一個指導、一個命令、一個綱領，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道怎麼做。她現在已經90歲了，她一生沒有任何其它思維的可能性。
我媽媽晚年的時候到美國來過，在我這裏待了8個月的時間，每天都要看新聞聯播。當然我也會給她看一些其他的東西。她會對有些東西有一些思考，但是這個思考是不能離開她這個格局的，後來我也完全理解。但是我只能說，這不是我的路——你在你的時代裏面，做出了對你可能是一個最佳選擇；我在我的時代，我有權利，也應該做出我的選擇。
我的選擇就是摒棄這一切。我拒絕接受你們的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