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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郁玉:瀰漫中國的革命味道所由何來

作者:

董郁玉2012年12月17日

一段時間以來,坊間一直有議,說是王岐山在許多場合向中共官員推薦閱讀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最近,王岐山薦書的傳言得到了證實——在王岐山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後舉行的首次座談會上,他再次向出席座談會的人推薦了這本書。

王岐山薦書本身,應是在傳達某種信息,就是以此書來表達他對瀰漫中國當下的革命味道的反應。但他自己的讀後感是什麼,他從未對外提起,外界也無從知道。

《舊制度與大革命》從歷史的角度捋清了法國舊制度中最繁榮的路易十六王朝與最血腥的大革命(1789年–1799年)之間的脈絡,探討了何以繁榮葬送了繁榮、改革者成為改革犧牲品的原因,指出法國文人對革命的浪漫幻想為大革命通向暴民專政發放了通行證。

作為西北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王岐山挑中托克維爾的這本歷史著作,並不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作為中共高級官員,王岐山何以不向中共官員推薦同樣是論述托克維爾所謂「大革命」之後的另一場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1871年)、並且為後來所有「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奠定理論基礎、其作者為共產主義運動鼻祖的馬克思著作《法蘭西內戰》?或者,馬克思以托克維爾也曾論述到的革命為同一論述對象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

這,也許就是一個革命黨、一個靠暴力革命取得政權的革命黨,在自己面對可能的革命、甚或可能是暴力革命時的尷尬之處。

據以往的官方解讀,無論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還是《法蘭西內戰》,都是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的奠基之作。但是,現在看來——王岐山的薦書之舉也說明,馬克思的這兩部著作及其據此所進行的後續實踐,也不過是為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的相關論述提供了更多的佐證而已。因此,以革命起家的革命黨,要以革命奠基作中的革命邏輯來消弭革命的味道,那不啻抱薪滅火。

《舊制度與大革命》對大革命前法國的社會衝突及其發展過程的描寫,有太多的地方,如果去掉「法國」兩個字,活脫就是中國社會現實的高像素圖片。甚至於,由於物質條件的提升和財富數量的增加,中國社會存在的無知、自大、貪慾和荒淫、無恥、墮落,比起昔日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來說,簡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如果這些社會現象就是托克維爾所謂大革命的原因,那麼,中國社會的革命味道焉有不刺鼻之理,統治集團內部的有識官員焉有不着急之理?

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因果聯繫就在於,那些從未面對過如此繁榮的普通民眾,其被繁榮所激發起來的發財欲望,屢屢受限於舊制度的種種不公以及貴族和官員的空前腐敗。這種落差產生的政治絕望,在法國文人虛構的可由革命造就的平等社會面前,「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而問題更在於,那些處在革命危情中的貴族,竟也對此麻木不仁,終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對中國的政治路向不無提示作用。但是,要消弭中國社會當下的革命味道,其道卻當然不全在十九世紀法國人寫就的一本書里。實際上,目下中國最可悲之處,還不在《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描述的革命因由重現在中國,而恰在人們不敢想像如果托克維爾於今日中國寫就了這本著作後的下場究竟會如何。而造成人們不敢想像的原因,實則也正是以激活革命的明在或潛在誘因的方式來避免革命這一做法的社會背景。

其實,以十九世紀寫就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來對照中國的現實,固然會有重合、甚至是高度重合之處,但這些重合現象的所致原因卻也有不盡相同之處。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是在法國文人「革命浪漫主義」的「忽悠」下被引發出來的,由此便說中國當下的革命味道也是出自文人的嘴巴,那麼,這無疑是在拔高了中國文人社會地位的同時,又低估了中國一直以來的革命意識形態對文人定位的實際效力。儘管十九世紀法國「政府的種種罪惡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對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就只能潛藏在文學之中,而作家已成為旨在推翻國家全部社會政治制度的強大政黨的真正首領」,但昔日法國這種現象的背景,卻是先前的啟蒙運動為法國文人所奠定的政府也無法打壓的社會歷史地位。因此,如果什麼人把今日中國的革命味道判定為中國文人的「口臭」,那麼,這就如同設定「敵對勢力」的意圖一樣,無非是要為實際促進了革命的責任方推卸歷史責任而已。

對於今天的中國文人來說,可以「忽悠」起全民進行革命的社會政治地位全然不存在。中國當下的革命味道,多半來自革命政黨的「頂層示範」。至今為止,遍覽官方准許出版的中國近代與現代史,全部都是宏大的革命敘事。成功革命,革命成功,這是現行政權合法性的主要依據。即使是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那也是被用來襯托共產黨所進行的成功革命。正是在這種革命的宏大敘事中,中國所有的「成功」都源自革命,中國所有的「成就」都歸結為革命。正是在這種革命敘事的語境中,許多中國人篤信,快捷而徹底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共產黨所示範的成功革命。

「毛主席領導人民鬧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敘事中的一個定式用語。可以說,只要這個敘事結構堅挺依然,毛澤東就依然會被充當這個結構的「頂樑柱」。由此,「人民」對「鬧」「革命」的憧憬,就一定會使社會瀰漫着濃烈的革命味道。尤其是在革命的替代品——改革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就更是如此。

董郁玉是資深媒體人。

——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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