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編者按：《立場》今年4月透過人權監察協助，接觸到目前定居法國、曾於2017至2019年間被囚於新疆看守所及再教育營的維吾爾人 Gulbahar Haitiwaji，透過電話進行越洋訪問。
Haitiwaji被囚期間，其女兒 Gulhumar Haitiwaji曾多次為母親公開呼籲，及向法國政府求助。今年初，Gulbahar在法國記者協助下出版自傳《Rescapee du Goulag Chinois（中國的古拉格倖存者）》，及接受法新社、法國電視台 France24等媒體訪問，講述被囚經歷。
歐洲多國議會近日通過議案，就新疆人權問題表態，中方多次提出抗議，否認任何有關新疆「集中營」或「種族滅絕」指控。上月26日，新疆政府就世維會計劃召開「維吾爾特別法庭」聽證作出回應，再指「種族滅絕」之說是「世紀謊言」，並點名批評部分自稱再教育營地受害者，包括指控 Gulbahar Haitiwaji是「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分子」，品質低劣、私生活混亂，「她說的話能信嗎？」。當局未提及 Gulbahar是否曾被關押於看守所及再教育營，但否認她曾於2017至2019年遭拘禁虐待，亦承認2017年曾對 Gulbahar立案偵查。
那31個月裏，Gulbahar每晚都會默想一遍日子：2017年1月29日被關進克拉瑪依市看守所，1月30日第一次提審，4月1日到20日被人用腳鐐扣在床上，6月5日被送來教培中心……
Gulbahar Haitiwaji是維吾爾族人，1966年生於新疆。80年代大專畢業後，Gulbahar與丈夫 Kerim Haitiwaji曾於新疆克拉瑪依的石油公司任職工程師。2002年，因無法忍受工作上維吾爾族人與漢族人的差別對待，Kerim先後到過哈薩克斯坦、挪威、法國另覓工作，最終在法國定居並獲難民資格，Gulbahar則在2006年帶同當時13歲及8歲的女兒與丈夫團聚。
Gulbahar Haitiwaji與丈夫 Kerim Haitiwaji（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定居法國十年，2016年11月某天，Gulbahar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自稱是舊公司人員，告知她要親自回新疆一趟辦理退休手續。Gulbahar不虞有詐，登上前往克拉瑪依市的班機。
抵埗不久，Gulbahar就被帶到派出所。警察由早上9時多，一直審問她到晚上，關於一家在法國的生活、丈夫的工作、小孩的學業，逐一質問，又揚起一幅她大女在巴黎手持東突厥斯坦旗的照片。警察最後暫准她離開，但扣起了她的護照，又下令她去老家伊犁或其他城市前，必先獲他們批准。
Gulbahar早年幾次回鄉探親一直沒有阻濟，當時也未聽說過政府大舉抓捕維吾爾人。但在護照扣起後，Gulbahar開始隱隱憂慮，「我是不是永遠回不去法國了？是不是永遠看不到家裏人呢？」
2017年1月22日，Gulbahar在伊犁的老家，正準備過春節，忽然接到警察電話，說要回克拉瑪依簽文件。Gulbahar問，過完春節再簽不行嗎？對方說，回來談一談，就把護照還你。Gulbahar想到可以回家，興高采烈買了回克拉瑪依的機票。
Gulbahar Haitiwaji和她的兩個女兒。左是大女兒 Gulhumar Haitiwaji，母親被囚期間，她曾多次公開呼籲，及向法國政府求助。（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再來到派出所，Gulbahar等候了兩個多小時，拿不到護照，卻來了兩男一女年輕國保，小的不過她女兒這樣大。他們把 Gulbahar皮包里的錢、身份證、耳環、所有的東西翻出來逐樣登記，把她帶到醫院體檢，量身高體重，又錄下她的聲線。最後國保把她帶到克拉瑪依市看守所，要她在拘留書上簽名。
拘留書上的罪名寫著：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案。Gulbahar不肯簽，說自己什麼都沒有做，但很快意識到在那環境裏反抗也是徒勞，唯有就範。警察隨即勒令她換上囚衣，在她腳上鎖上腳鐐。
這是 Gulbahar失去自由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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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lbahar一直搞不清楚自己被關押的原因。警察一天說她「擾亂社會」，另一天又說她「組織領導恐怖活動」，是恐怖分子。
看守所里和她同一囚室的儘是維吾爾人。Gulbahar聽說她們被關的原因，有人是因為去過土耳其旅遊、有人去過麥加朝聖、有人因為做乃瑪子（namaz）、有人戴了頭巾，或孩子在外國念書。Gulbahar在看守所的5個月裏，囚室也越擠越多人，容納12人的囚室，由1月進去時的只有9人，到後來共擠了30、40人。
按 Gulbahar憶述的看守所環境模擬圖
看守所的日子是無時無刻戴着腳鐐，及直逼體力承受邊沿的軍訓。Gulbahar說，囚室裏面17到70歲的女人都有，常有人軍訓期間體力不支暈倒，被警察粗暴拖出房間。
起初她們都非常害怕，但原來恐懼也可以麻木，「後來天天見人倒下去的人，我們也習慣了，不害怕了。」
Gulbahar形容，看守所的條件特別惡劣，一日三餐都是稀飯或幾個饃饃，身上衣物無一可以更替，她及同一室的女囚更曾有20天以上無故被鎖在床上不得走動，方便都得靠互相傳遞便盆。
看守所的記憶里還有老虎凳。Gulbahar在看守所期間共提審了三次，每次的日期她都記得，負責提審的警員全是維吾爾人。腳上扣腳鐐，手戴手銬，由兩個警察推著進去審問室，扣在老虎凳上，要她供出自己和家人做過什麼違法行為。她試過抵抗。
…我沒有！沒有就是沒有！我從沒有參加過什麼反對中國的行為！
你好如實交代，在法國也有我們的人。
在法國有你們的人，我就特別的放心！
這什麼意思？
你們的人就知道我有沒有做過違法行為！…
這種每次以五、六小時計的爭持，始終是徒勞。「最後他們知道我老公參加是世維會（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DUQ）成員，參加世維會的遊行，說我就是恐怖分子的老婆。說我作為中國公民，沒有報告我老公的違法行為，這就是我的包庇罪。」
囚於看守所五個月後，Gulbahar被送往位於白鹼灘區的「教培中心」。
Gulbahar覺得，教培中心與看守所相比，前者吃飯睡覺的條件雖較好，腳上也沒有腳鐐，卻是另一種精神折磨。她在教培中心接近兩年，每天就是疲勞轟炸式的政治教育，及全方位規訓與控制。由語言、文化、宗教，到身體。
Gulbahar說，教培中心裏不能說維吾爾語，學員只能用漢語交談，被發現違規會被罰跪下用手擦廁所及走廊。祈禱更是想也不能想的事情。Gulbahar在見過警察把兩個女人戴上手銬，送去看守所。那些警察說，她們在宿舍里念經和祈禱。
「不可能，她們可能是換衣吧，在裏面沒有人敢做（祈禱）這樣的事情。」
每一、兩個月一次，學員會被帶到一間大房裏面做「大排查」，列隊把衣服脫光，蹲在地上，檢查她們有沒有偷藏着違禁品，例如刀片。每年春秋兩次，教培中心都要學員打預防針，說是流感疫苗。Gulbahar說，好多年輕女學員打針後，都說月經沒有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