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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秘書胡喬木幹了什麼

—左王胡喬木

作者:

1949年4月,毛澤東和胡喬木在香山

胡喬木號稱黨內第一理論家,但實質卻是維護共產黨領袖權威以及僵化教條的御用文人。1983年,胡喬木與鄧力群聯手發動「清除精神污染」,由於當時領導人胡耀邦的反對,只堅持了28天就無疾而終。加之他們倆前後一系列左行左為,被觸角靈敏的香港媒體分別封贈「左王」、「左將」。中共當然習慣性嗤鼻為「反共勢力誣衊」。不過,真相是一切正義的基石,對歷史對人物的品評都得以史實為據。「左王」、「左將」並非情緒性扣帽,出處鑿鑿,「帽」出有據。

「左王」語錄

1983年5月14日,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1912~1992)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竭力為毛澤東整死劉少奇彭德懷開脫:

在革命勝利以前,毛主席跟劉少奇共事的時間比較短。他們的關係始終不是很親密的。相反,毛主席和彭德懷是長期共事的,在革命戰爭年代有過很長時間的合作……毛主席這位偉大的革命家,比較缺少充分寬容的美德。這是他跟許多同志發生一些不愉快關係的因素。當然,其他同志也都有個人的缺點。你剛才說的三位同志,都是自尊心很強的。……

拿彭德懷來說,他在1959年曾寫了一封署名的信給毛澤東,批評1958年所實行的辦法。這封信今天看起來還是相當委婉。但如果他採取其他方式的話,可能不至於導致後來那種不幸的結局。因為毛澤東同志的自尊心過於強烈,很不容易接受哪怕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委婉的批評、含蓄的批評,他覺得這是對他領導地位的挑戰,也是對他整個思想路線的挑戰。彭德懷採取的方式和選擇的時機都是不幸的。因為毛澤東同志和中央許多同志正在糾正1958年的錯誤。在平心靜氣時,他對這些錯誤是能夠承認、能夠改正的。……如果彭德懷注意提意見的方式,這次會議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這就如同一個人有了傷口,傷口正癒合的時候,最好不要去接觸它。應該讓它自己癒合,那麼傷口是可以自己癒合的。但如果接觸得不好,特別是接觸時帶有刺激性,就會引起受傷人的暴怒。……彭德懷同志是一個正直的人,但與人相處比較粗魯,對他不滿意的人是不少的。另方面,大多數黨的幹部不願意在這樣困難的時候造成內部分歧,不願意在這樣的時候損害毛主席的威信,造成一大批人對毛主席的攻擊。

……文化大革命是一種非常離奇的局面,這是後人以及外人很難理解的。[1]

歪曲事實

護短首先從歪曲事實開始。毛劉1943年開始共事,至1966年共23年,還是「比較短」嗎?再則,「共事短」能成為「有失親密」並整死對方的理由嗎?

更不能看的是:居然將1959年廬山會議「打倒彭德懷」的責任推給彭德懷!胡喬木說廬山會議原本「可以得到很好的結果,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摧毀這種可能性的不是毛而是彭嗎?廬山會議從前期的「糾左」到7月23日的「批右」不是老毛一手逆轉?還講不講一點起碼邏輯?還有沒有一點起碼良知?胡喬木出於中共不能批毛的政治需求,硬就如此顛倒黑白、不顧事實!

毛澤東惡意整死劉少奇、彭德懷,還是缺少「充分寬容的美德」嗎?毛澤東的「自尊心」強,其他人的「自尊心很強」就成為缺點嗎?難道只准老毛一人自尊心強?胡喬木既然理解毛澤東的「自尊心很強」,為什麼不理解劉少奇、彭德懷的自尊心?對毛一個標準,對劉彭又一標準,還講不講一點標準的統一性?批評矛盾不對準主要責任的毛澤東,反面高標準嚴要求為民鼓呼的彭德懷?就算彭德懷遞信時機不合適,就該得到「反黨」罪名直至被整死的下場嗎?與毛澤東的卑鄙殘忍相比,「遞信時機」還值得一提嗎?

2014年,李銳先生評胡喬木:

他的一些文章有許多不大符合事實、強詞奪理之處。

胡喬木有「兩面性」,或者用另一種說法,他是「士」和「仕」相結合、既統一、又矛盾、常反覆的人物。

聽說喬木臨終時,對一些事有所反思,說他寫的黨史(指《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很多是不實事求是的。因此,在給他開追悼會時,降低了規格。[2]

「很難理解」

很清楚,為了政權的歷史「合法性」,中共強行護毛挺旗,為老毛遮醜就是為中共卸責。胡喬木不愧為「中共中央一支筆」,很有點思維能力,不僅將責任推給受害方,還說「後人以及外人很難理解文革」,似乎只有他們自己才了解情況、才有「正確」評判的資格。

國事非家事,國務非家務,後人外人當然有權一輪輪評議。所謂「很難理解」,無非是中共你們自己。對廣大國人來說,毛澤東發動文革不就是要打倒劉少奇嗎?不就是為掩蓋「大躍進饑荒」餓死四千多萬人嗎?毛不肯下「罪己詔」,不就是硬將錯誤進行到底嗎!這有什麼「很難理解」?所謂「很難理解」,實為你們自己「不願理解」——不願按事實理解,而要國人按你們的「四項基本原則」理解中共理解文革,這才是真正的「很難理解」。

大躍進、大饑荒、黑文革,胡喬木一路親歷,當然知道其間來龍去脈、是非曲折,但為一黨私利,只能顧頭不顧腳了。同時,如此笨拙護毛,說明中共實在沒招了,只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國人會接受胡喬木的指鹿為馬嗎?會真正「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會認同「黨的利益高於一切」?

歷史當然不能由「演出者」自評。胡喬木1930年入團,1932年轉黨,1940年在延安《中國青年》發表〈上蔣委員長書〉,得到毛澤東垂青,1941年攬為秘書,毛譽胡喬木「思想改造得最好、靈魂最美」的知識分子典型。[3]

1949年後,胡喬木兼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代表毛澤東掌管意識形態,忠實執行毛旨(從批判影片《武訓傳》到1964年杭州西湖毀墳再到文革),一生與毛緊緊捆綁,護主即護己,屁股坐在什麼位置,不是很清楚嗎?按說,他才應該迴避自評(利益攸關),居然倒過來指說別人外人無資格評議中共,國人後人能接受這樣的邏輯嗎?

胡喬木現象

墓志銘最終是自己刻的,胡喬木如此這般演出,加上他為鄧炮製「四項基本原則」、賣力拱倒胡耀邦……也就為自己刻下無法拭改的墓碑——左王。老實說,擲帽「左王」還算客氣的,「左棍」更為恰當。比如周揚在「文革」後的大徹大悟和懺悔態度贏得了許多人的諒解與尊重,但是他因為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時做了「關於人道主義」的報告,卻被胡喬木輪動左棍狠狠批判,整得鬱郁而死。所以這撥為毛洗地者更準確的歷史評語,應是「助紂為虐」、「自甘殉葬」。出來混,當然要還的。

寧要黨性不要人性,寧要黨識不顧常識,成了數代赤士最具標記的共性。因此,識別此類人物(包括當代大小「五毛」)也就有了一柄刻度精準的標尺:誰在顛倒是非有違常識,誰就有五毛嫌疑。

王滬寧(1955~),「今天的胡喬木」,他的表演如何?會不會再演「胡喬木現象」?以他迄今為止的演出,好像並未「致君堯舜上」,很難避免黨性決定的共性——為中共政治服務的特有尷尬。

10/31/2019 Princeton

【注釋】

[1]《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頁213~214。

[2]盛禹九:〈複雜多面的胡喬木——同李銳談話錄〉,《炎黃春秋》(北京)2014年第2期,頁32~33、35。

[3]盛禹九:〈複雜多面的胡喬木——同李銳談話錄〉,《炎黃春秋》2014年第2期,頁32。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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