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M被左派定義為反種族歧視的運動，它們宣稱黑人在美國受到了系統性歧視，所謂系統性，應該是指制度性（體現在法律、政策上）與社會心理雙重歧視，後者主要源於社會成員對某族裔行為、生活方式的看法，這不是革命或者暴力就能逼迫人們改變。本文主要討論制度性歧視有關的問題。
《平權法案》消除了對少數族的制度性歧視
自1968年平權運動之後，美國對黑人已經沒有制度性的歧視，無論是就業、升學，還是社會福利，基本上都向黑人傾斜。甘迺迪總統推行的《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就是一套法律、政策、指導方針和行政慣例，旨在終止和糾正特定形式歧視的影響，其中包括政府授權、政府批准和自願行動的私人運動。這些法案往往側重於獲得教育和就業機會，特別考慮歷史上被排斥的群體，尤其是少數族裔或婦女。採取《平權法案》的動力是糾正與過去和現在的歧視有關的不利條款，希望確保公共機構，如大學、醫院和警察部隊，能夠更好地代表他們所服務的人群。
必須指出的是，《平權法案》最早出現在甘迺迪總統1961年簽署的行政命令中，本來是一個消極意義的概念，是禁止政府在招聘和執行中有根據種族與信仰等的歧視行為，但時至今天，已經演變成了一個積極意義的概念，指那些給予歷史上受到歧視的種族在教育、就業、住房事務上以優待的政策。在奧巴馬任總統以前，《平權法案》重點強調的是具體的配額，奧巴馬時期，已經悄悄地轉換成強調「有針對性的目標」，通過「真誠的努力……確定、甄選和培訓具有潛在資格的少數族裔和婦女。」例如，許多高等教育機構自願採取政策，設法增加少數族裔的招收數量。擴招活動、定向招聘、僱員和發展管理、員工支持計劃都是就業平權行動的例子。
事實是：對黑人、拉丁裔的制度性種族歧視不僅不存在，反而是優待這些族裔，讓他們在同等條件下更容易進入優質大學或得到就業機會。
奧巴馬第二總統任期內，這種入學的歧視發生於優質大學對亞裔尤其是華裔身上。優質大學的資源有限，華人及亞裔有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以往錄取憑成績，多能進入優質大學。但近年來，民主黨的加州、紐約等華人較多的州與城市實行了《亞裔細分法案》，哈佛、普林斯頓大學對錄取亞裔尤其是華裔有不公平的規定，引發了美國華人的大學平權之爭。加州眾議院更是通過了對亞裔逆向歧視的ACA5提案。這種狀態，說明美國的《平權法案》已經走到與初衷背道而馳的地步——這裏只丟個梗，需要專文論述。
有一值得深思的現象，由於政治正確肆虐，敢於公開批評《平權法案》的，只有極少數美國黑人當中的傑出人士，例如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馬斯法官（Clarence Thomas）。他的反對基於兩點理由：
在法律上，托馬斯大法官認為，聯邦憲法中第十四修正案中的Equal Protection Clause（法律平等保護條款），禁止政府基於種族給予優惠待遇。在Adarand Constructorsv.Peña中，托馬斯大法官寫道：「政府不能讓我們平等，它只能承認、尊重並確保我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托馬斯大法官認為《平權法案》不能改變黑人的少勢地位。有《平權法案》的存在，黑人不需要努力就能得到和其他族裔努力後的收穫，這會讓黑人群體非常依賴這個平權法案而失去了提升自己的動力，到頭來只能一直仰仗施捨，無法靠自身力量站起來。
那麼黑人的出路在哪裏呢？托馬斯大法官認為是通過黑人的自立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傾斜。
有意製造的統計學謬誤：黑人是警察執法暴力的最大受害者
弗洛伊德事件後，全美各地的BLM街頭抗議的主要理由是警察執法暴力中的種族主義，《紐約時報》、CNN包括英國BBC等英語主流媒體都是如此宣傳的，並列舉出死於警察執法中的黑人遠高於其他族的數據。弗洛伊德案在明市發生後不到10天，《紐約時報》於6月3日發佈的一篇《明市警察對黑人使用的武力比白人高7倍》，這篇文章被視為是美國警察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的鐵證，被廣泛轉載，加上南希·波洛西等民主黨政要在全國各處表演下跪，美國公眾群情激憤，對BLM的支持率達到最高峰值78%。
但是，《紐約時報》等左派媒體完全不提的是另一組更重要的基本數據：各種族不同的犯罪率。稍懂統計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各族的犯罪率是分母，各種族被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槍殺的只是分子，執法過程中「各族死亡人數/各族裔犯罪率」之比率相比較才是客觀分析，抹去分母的分子說明不了任何問題，但對宣傳機器極為有用。
有心者搜尋出明尼阿波尼斯市警局發佈的2009-2014年犯罪數據，該數據顯示，在暴力犯罪中（謀殺、強姦、搶劫、嚴重襲擊）中，黑人嫌疑人佔比為74%，白人嫌疑人佔比為7%，亞裔嫌疑人佔比僅為1%。被捕的黑人在所有暴力犯罪被捕人員中佔比為69%，白人被捕佔比15%，亞裔被捕佔比僅為2%。明尼阿波尼斯市人口種族構成為：白人64%，黑人18.6%，亞裔5.6%。可見，僅占明市人口18.6%的黑人，卻在暴力犯罪嫌疑和被捕中分別高達74%和69%。
這背後牽涉到的其實是各族裔犯罪率的差異問題，不同種族的犯罪率差異在西方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如果有人膽敢在西方公開談論這個問題，必然會被扣上「種族歧視」（Racist）、「偏見仇恨者」（Bigot-hater）的帽子，輕則被輿論攻擊，重則丟掉工作，被社會邊緣化甚至面臨人身安全威脅。在這種政治正確形成的軟暴力壓迫下，警察與執法部門在針對黑人的執法過程中小心翼翼，唯恐成為社會攻擊的靶子。
左派無視的研究報告：犯罪的膚色
那麼，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2016年，美國新世紀基金會（New Century Foundation）2016年推出報告The Color of Crime（《犯罪的膚色》），該報告的作者是埃德溫·如本斯特因（Edwin S. Rubenstein），這項研究所有的數據均來自政府公佈的資料，該報告揭示了一點：絕大多數警察在執法過程中不存在種族歧視，並以紐約、芝加哥為例，說明對警察的攻擊正在傷害黑人群體。早在2018年，就有作者詳細介紹了這本書的內容，詳情請見《掩蓋不同種族的犯罪率差異正在逐漸瓦解西方社會（上、中）》。
本文僅以如今居民大量逃離的紐約為例，摘引相關部分。美國著名記者、律師與政論家，曼哈頓研究所研究員：海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在她的著作《對美國警察的宣戰傷害了黑人群體》中提到，從1993年-2001年，紐約警察在黑人區的積極執法使得犯罪率下降了64%，為當時數十年以來最低。
下圖為美國紐約市的謀殺數量圖表，圖表顯示，謀殺數量大幅下降的年份（1990年-2000年）同時也是警察貫徹在黑人區積極執法政策的時間。
數據來源：《紐約雜誌》（New York Mag）
必須指出的是，犯罪率降低的那八年，正好是被譽為「美國市長」的朱利安尼治理紐約的八年（1994年至2001年）。面對如此卓越的成效，美國警察得到的回報是「種族歧視」和迫害黑人的指責。主流媒體、炒作種族關係的黑人公眾人物和白左政客們對警察的執法形成圍攻之勢，他們對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治安改善的看法與普通市民相反。
2015年，美國50個大城市的謀殺率上升了17%，這是20年以來的單年最高增幅。奧巴馬總統執政的最後一年（2016年），也是「政治正確」勢頭正猛的時期，美國各大城市的犯罪率進入高峰。僅頭六個月，51個大城市的就在2015年的謀殺率基礎上又上升了15%。
希望真正願意了解的人士去閱讀上述幾篇文章，而不是跟着美國的左媒起舞，鸚鵡學舌。
反種族歧視：新身份政治的自我稱義
由於西方自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以來，主流是認為從身份到契約是社會的進步，美國左派要將新身份政治合理化，得找出理由，以便自我稱義。批判性種族理論的反種族歧視，就成了一面大旗。BLM運動與其說是反種族歧視，不如說是美國左派形塑新身份政治的工具。至今仍積極介入美國政治的前總統奧巴馬對身份政治無疑起了非常關鍵的推波助瀾作用。從奧巴馬當選的2009年開始，美國全國犯罪受害調查（The 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停止公佈罪犯的種族信息，直到2015年美國司法部才公佈了部分信息。他擔任總統的八年，不僅沒有彌合種族矛盾，反而讓身份政治與BLM運動正式成為美國政治的一部分。新身份政治認為，按膚色、族群、性別等來確定人的政治權利，是群體對自我身份的承認，是追求更深層的尊嚴感。
但是，承認這種身份政治來主導美國政治，事實上是對美國憲政的否定，等於再造一個完全不同的美國。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需要另寫專文，本文只丟幾個梗：
1.在20年前，美國號稱「大熔爐」（Melting Pot），對外以此自傲，認為美國是個不分膚色、種族、原生國、等級、性別，只要來到這個國家，認同美國價值，努力奮鬥，就能實現美國夢。身份政治在近20年內的興起，已經將美國變成了一個沙拉碗（Salad bowl）。
2.身份政治要求的是附着於身份之上的特殊權利，與美國基於契約政治的自由平等完全相悖。從人類進化的歷史來看，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史，而美國進步主義主張的身份政治，則是從契約到身份，比如高校錄取放棄擇優，唯膚色為標準，就是種倒退。
身份政治的危險，亨廷頓早就預感到。這位智者生前寫的最後一本書Who we are（譯成《誰是美國的孩子》），他已經預見到，多種族、多國移民身份認同導致的身份政治，最後必然導致國家認同危機。毫無疑問，全世界現在只有在美國，喊出讓美國偉大、美國利益優先成為政界左派、媒體與社會輿論攻擊的靶子，這種時候，美國人如果還不能正視自家存在的問題，政治衰敗之勢難以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