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人民網《揭秘「三年困難時期」的茅台酒生產》在網絡上引起激烈爭議。爭議的原因，在於1959-1961年茅台酒的產量、原因及社會效果。
據其文介紹，1959-1961年間，茅台酒的生產出現了「大躍進」：三年中合計產量為2079噸，為此使用糧食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
這兩項數據，產量來自《茅台酒廠志》（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用糧來自《仁懷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二者均為權威的官方出版物。核對兩本書，數據是準確的。
根據《茅台酒廠志》及《中國貴州茅台酒廠有限責任公司志》（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簡稱「公司志」），茅台酒的產量為：1959年820噸，1960年912噸，1961年347噸，三年合計2079噸。從歷年產量來看，1959、1960年的確出現了「大躍進」情況。國營茅台酒廠，是1951-1953年從解放前在仁懷縣茅台鎮的「成義」、「榮和」、「恆興」三家私營釀酒燒房或收購、或接管後合併而成的。其產量，1949年為50餘噸，1952年75噸，經大力發展，至1957年達283噸，但1958年一躍而至627噸，進而1960年達912噸，為1977年前的最高峰。從中可以看出，1958年到1960年的茅台生產的確是「大躍進」。
由於「大躍進」片面追求產量，導致質量下降，企業從微利變成虧損，從1961年開始產量下降至347噸，1962年降至363噸，虧損6.8萬元，1963、1964年持續惡化，產量降到325噸和222噸，年虧損額分別為37.7萬元和84.8萬元。1960年生產的912噸酒中，合格率僅為12%，不合格品近800噸；1960-1963年不合格品或次品酒達1750噸（約佔總產量的90%），後來以其他酒的名義低價處理。這就是「大躍進」的後果。
然而，引起爭議的原因，不在於茅台酒質量下降，因為那個時代一般老百姓也喝不到茅台酒，質量下降和一般老百姓沒什麼關係。有關係的，也是引起爭議的，是製造這些酒花掉多少糧食。眾所周知，那幾年發生了大饑荒，很多人餓肚子乃至浮腫、餓死。一方面餓死人，一方面花特別多的糧食釀酒，這不免引起爭議。
由於《揭秘「三年困難時期」的茅台酒生產》一文中提到1960年生產茅台酒的不少糧食從仁懷以外地區調運，有人質疑說：茅台生產必須用當地特產紅纓子高粱，不能用其他替代，所以說各地調糧支持完全是謊言。
實際上，調糧的數據來自《仁懷縣誌》：「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省糧廳從全省各地調來紅糧支援，即遵義專區11萬斤，畢節專區29萬斤，銅仁專區10萬斤、黔東南州12萬斤，貴陽市7萬斤，湄潭縣1萬斤，習水縣10萬斤，桐梓縣10萬斤，正安縣1萬斤，赤水縣4萬斤，務川縣1萬斤，息烽縣1萬斤，加上本縣20萬斤，共117萬斤，仍然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了當年下沙需要。」縣誌為官方主持編修，所說必有依據，這證實了調糧的說法。
質疑者所說「必須用當地特產紅纓子高粱」也是不了解情況。茅台酒的生產，主要原料是高粱和小麥，小麥做曲、高粱造沙。仁懷當地所產高粱，最適合茅台酒傳統、獨特的工藝要求，但這不是說除當地高粱外就不能作為原料。據《茅台酒廠志》記載，1954年茅台產量擴大至136噸，「約需用紅高粱和小麥約800噸，仁懷縣不能滿足需要。從1955年開始，原料收購範圍便由仁懷縣擴大到鄰縣遵義、金沙、桐梓、習水、赤水、古藺、武勝等縣……1959年、1960年茅台酒年產量增長到800噸至900噸，需釀酒用糧4000噸到5000噸，當地每年最多只能解決500噸，絕大多數要靠外縣、外省調進。」這段記載說明，上世紀50年代，釀製茅台酒的高粱的確不僅僅止於仁懷本地所產。
至於生產茅台酒的高粱是否必須用紅纓子高粱，《茅台酒廠志》說：「據1956年的歷史資料記載，有4個紅高粱品種最適合於釀造茅台酒：（1）矮子高粱；（2）中心高粱；（3）麻雞婆高粱；（4）紅纓子高粱。」而在《仁懷縣誌》中，內容完全相同，但高粱只有3種，缺第四種「紅纓子高粱」。不管「1956年的歷史資料」所記到底是3種還是4種，可以確定的是釀造茅台並非只能用「紅纓子高粱」。
還有質疑說，「為什麼各地調集這麼多糧食，但釀造出來的1965年酒卻是有史以來最低產量？」這種質疑也是不了解情況所致。首先，1965年茅台酒產量是246.8噸，比1964年產量222噸略高，並不是「有史以來最低」，至於這兩年的產量低，原因如上所述，是因為質量下降和虧損。其次，這種質疑缺乏基本常識，即不清楚產量是指原酒產量。茅台酒生產一年一個周期，生產過程8次發酵，7次接取原酒，產量均指當年生產的原酒數量。原酒經過數年窖藏、勾兌後再出廠銷售，出廠量和產量不是一回事。
生產1斤茅台酒需要5斤糧食（高粱、小麥各半），1960年茅台酒產量高達912噸，需糧食4560噸，即912萬斤（實際用糧990萬斤）。據時任貴州省糧食廳黨組書記、副廳長王民三在其日記中所記，當年貴州全省糧食極其緊張，他自己每月23斤糧食定量，得了中度浮腫，一家六口，浮腫就有四個；在農村，每人每天6兩（一斤16兩制）糧食都不能保證；大街上搶糧、搶飯時有發生，聚眾搶糧事件也不少見。990萬斤糧食，可不是一個小數目，這些糧食從哪裏來？
上世紀50年代的茅台酒廠，實際上只是個生產車間。公司志對茅台產銷有個說明：「1951年至1979年，茅台酒廠產品銷售一直處於國家計劃嚴格控制之中，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屬典型的生產型企業。生產的全部產品均由國家統一計劃安排，由企業按出廠價調出。產品調撥權屬貴州省酒類專賣事業局，業務由仁懷縣酒類專賣局代理，產品全由國家糖煙酒公司及外貿部門負責包銷，企業沒有銷售權。生產發展所需的原料、資金也由國家全部負責安排，企業基本上不直接參與市場經銷活動。」
由此可知，茅台酒的生產、銷售計劃不由酒廠自己決定，原料也由「國家全部負責安排」。王民三的日記中提到：1959年4月3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上，王民三在匯報壓縮糧食銷售時，「談到壓縮釀酒用糧，餘部長馬上插話，茅台酒用糧可不能壓呀！」餘部長，指糧食部副部長余杰。1962年元月19日，「省委開會研究茅台酒的生產和糧食供應，確定今年拿出600萬斤糧食（小麥、紅糧各半）。我說，在糧食困難情況下，要力爭加以照顧，糧食部長也打過招呼要支持生產。當然，酒的產量目前還不能滿足市場需要。」這就說明，茅台酒的原料由貴州省委乃至國家糧食部安排，除仁懷當地外，可以從貴州各地乃至鄰近的四川省調運，這與上述調糧地相符。只是，在「三年困難時期」，貴州和四川都是饑荒和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省份，其調糧地無一不是情況嚴重。
2014年0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