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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問題: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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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問題,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澤東為什麼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兩個問題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說毛要發動文革,是因為他感到自己大權旁落;然而只有當毛對自己的絕對權力有極度的自信,他才敢於、也才能夠發動文革。這兩者不是正好相反麼?

本文就從解答這個疑問開始。

一、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澤東,一方面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危機感(用張顯揚的話就是:「生前防篡權,死後防清算。」)——這是他發動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權勢達到空前的高峰——這是他發動文革的本錢。在文革四十年後的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這樣的解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躍進,搞三面紅旗,導致三年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犯下滔天大罪,從此做賊心虛,唯恐大權旁落,被別人篡黨奪權,唯恐死後象斯大林一樣被清算。所以毛要發動一場大清洗,以維護自己生前的權力與死後的地位。

其實,毛的這種意圖在文革發動之初的兩個重要文本里就已經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發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上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姚文元批判吳晗的劇本是借古諷今,他特地聯繫到「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帝、修、反「發動反華高潮」,「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這就不打自招,點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來就是害怕別人追究三年大饑荒的罪過(毛嫌姚文沒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在廬山會議上罷了彭德懷的官」。這就不但坐實了毛在三面紅旗問題上的做賊心虛,而且也表明了毛髮動文革是為了針對黨內高層同僚)。林彪的518講話強調「反政變」。林彪說:「國內國外,國內是主要的。黨內黨外,黨內是主要的。上層下層,上層是主要的,危險就是出在上層。蘇聯出了赫魯曉夫,全國就變了顏色。」「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其後不久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林彪明確講到,這次運動「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調整。」這就講明文革是一場旨在維護毛的最高權力和身後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權力鬥爭還是路線鬥爭?

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但它不純粹是一場權力鬥爭。如果純粹是權力鬥爭,也就是說,鬥爭的雙方在方針政策或曰路線上並無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這場鬥爭中,無論誰勝誰敗,除了對捲入權力鬥爭的人們的命運之外,對一般社會面貌和普通民眾的生活都不會產生顯著影響。文革顯然不是這種情況。毛劉之間確有路線分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對所謂劉少奇資本主義路線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須有」,這是需要認真分清的。劉少奇真的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嗎?顯然還談不上。此其一。第二,什麼是毛主席革命路線?應當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張或理念,有的只是掩飾錯誤的將錯就錯,有的則不過是權謀或權宜之計。這就是為什麼毛提出的很多主張,要麼大而化之,缺少具體規定;要麼前後矛盾,讓人無所適從;要麼虎頭蛇尾,脫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經濟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躍進時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證明後來劉少奇搞的是「修正主義」該否定,可是他卻拿不出新的一套來取代,於是他就只好滿足於提口號,增加政治運動的頻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則。毛在肯定聶元梓大字報時就講過這篇大字報是「二十世紀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條里明文規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造反派奪權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時,毛卻表示不贊同。十六條中規定的全面選舉只在一些單位成立文革會或革委會時實行過(當然,那還談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選舉),地區的革委會沒有一個是通過普選產生的(包括奪權樣板的上海市革委會)。就在1967年3月,紅旗雜誌發表文章談到革委會的建立,閉口不談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選舉,而是提出由革命群眾組織負責人、解放軍駐軍負責人和黨政機關革命幹部「醞釀協商」。等到了1968年2月,紅旗雜誌文章乾脆說「迷信選舉是一種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認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張,可是這一指示並未認真貫徹執行,五七幹校既是以該指示命名,看上去應該是五七指示的試驗田,但到頭來它只不過是靠邊站幹部的集散地罷了。

一直有人把毛髮動文革說成是為了實現他的平等理想。此說實大成疑問。且不說在516通知等文件中總是對平等嚴辭批判,其實就連毛所盛讚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遠。中共在延安實行的是「一國兩制」,供給制只惠及中共集團內部,並不包括邊區的普通百姓。再說延安的供給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實味語),等級分明得很。共產主義理想是要消滅三大差別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權之後才有了城鄉戶口二元制,擴大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並使之制度化。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奧維爾的《動物農場》裏的那句口號——「一切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平等。」再舉一例,文革廢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學生全數趕下農村,遇到推薦上大學和招工參軍等機會,由於沒有硬標準,憑藉關係走後門大行其道。在所謂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佔了極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廣大群眾要反對走後門,這時的毛卻說走後門的也有好人。這實在比文革前還更不平等。再者,我們知道,關於平等主義有一個著名的悖論:一場大規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運動,需不需要領袖呢?一旦有了領袖和群眾的區分,他們之間還能是平等的嗎?大概沒人會否認,毛時代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極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文革時代的中國,權力的不平等是舉世罕見的。僅此一端,就是對毛髮動強調是實現其平等理想這種說法的莫大諷刺。

如果上面說的大致不錯,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毛髮動文革主要還是為了權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只是藉口,是手段。毛說:「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給人的整體印象卻是破多立少,只破不立。其實這正好說明毛並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東西,他只是急於否定別人而已。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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