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殍無數，令人垂淚！此為示意圖。（網絡圖片）
南瓜山不是山，是個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場部醫院後面的一塊荒坡上。當時沙坪勞改農場關押近一萬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份子，在所謂的「三年自然」中，兩年多的時間裏竟餓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現在也鮮為人知。好些將死未死的人都先送到這裏來搶救。所謂搶救就是給點糠膚餅吃，不幾天就死在醫院。當時死的人太多，沒說沒有棺木，就連個獨立的墳頭也沒有，是一個一個大坑埋的。聽說一個坑多的時候埋到幾人幾十人，上面只有一層薄薄的泥土。後來不知誰在上面種上南瓜，南瓜竟然枝茂葉密，黃花一片，秋後收穫的南瓜又大又肥又嫩又重，自此「南瓜山」揚名全場，成了沙坪一景。
重慶市公安局退休幹部、現年75歲的蔣柏齡先生，當年就是在「南瓜山」掩埋餓鬼凍殍的埋屍人。四十多年後我們相逢言及此事，仍感滄涼心酸。說到當年他為何劃為右派份子一事，他憤然道：「偉大深恩在劫難逃，鳴放騙術自當入羅。」
歷史回到1957年，那個鳴放高潮的五月。重慶市公安局和全國一樣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在眾多的大字報里有一張題為《雪裏送炭此地少，錦上添花我局多》，作者就是少年英俊筆頭帶刺的幹警蔣伯齡。他主要對局裏領導侵佔大家福利行為表示不滿，於是全局大嘩響應者眾，不少人簽名支持，一致呼籲：「改組局福利委員會，清查賬目，糾正偏差。」局領導立即調動黨團力量予反駁彈壓，時為副局長、黨委書記陳宗譜立即發表講話宣稱：「福利這事雖我們做得不對，但與右派藉此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是兩碼事，必須組織反擊，消除負面影響。」
事態與結果可想而知，一時反戈一擊者，聲明更正發言者比比皆是。他說，除我「罪有應得外」，確也連累了一些好同志，如老幹部任書旺，舊社會討口，參加革命流血負傷，也劃為右派，家屬不服，在市局張貼大字報討取公道，結果任的日子更不好過。對我本人，其實無須再動用其它手段：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掐頭去尾篡改原意，甚至無中生有編織材料，塑造什麼「攻擊肅反百分之百搞錯了，」什麼「成為《重慶公安》編輯部右派主帥」云云……什麼極右不極右？市局最大右派早就順理成章、名正言順了。於是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苛政猛於虎，如果再加飢餓，就是兩虎向你撲來，你能受得了嗎？」
他說：不久即被武裝押送發配至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從此便成為賤民，受盡磨難，尤其在那鬼都不下蛋的地方所受的種種苦楚，真是世間少有，終身難忘。當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們面臨着的是一場大飢餓、大死亡。當時吃糧每人每月只有18斤定量（還是粗糧），除去炊事班、打柴組、運輸組，幹部小食堂和職工（即表現好解除勞教的就業員）伙食，都與我們拉開距離，剩下舀進飯碗的只是沉底的一層包穀沙沙而已，怎麼能果腹？又如何勞作？長此下去惡性循環，又在源頭上斷了生機。莊稼從播種開始縮水，一直到薄收、絕收，自力更生成一句空話。
後因公安身份，承蒙照顧，分配至場部醫院讓繼續搞廣播宣傳。由於病室緊張，只好和湯人絜（統計）、葉林（繪畫）、程普（文娛）合住一小帳篷，恰逢葉兄妻子探親，談到外面也惱火，葉母在家蒸飯，按定量分別容器下糧，老人家也餓得從孫兒碗中剋扣歸已，親情尚淡薄如斯，可想勞教隊是什樣了？
長期的虧欠，雙腳滯重，下病區作例行廣播越來越勉強，眼見床滿為患，生死變化莫測，又往往人屍難辨（雜工組人少體弱搬運不及），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更增悲涼。還得違心鞭撻違紀現象（主要反映吃欲難抑、私相交換），提醒病體消化不良，脹死人的事層出不窮，實乃走過場而已。偏偏這時又當上了「職工」，屈指勞教三年半，噩夢遠未終結。
醫院不比隊上，病情高於身份，我接着也進了病室，醫生護士多所體恤，但難以回天，接着腹水、腹瀉、高燒、肝炎並發，掛危等死。偏神智清醒，隱約聽得醫護開會、批鬥貪食應歸我的一個煮雞蛋的某護士，其實，那是我不想吃。危難之時，幸武漢的兄嫂給我及時雨，寄來一盒肝精針，幹部唐醫生笑對我說：「這才把你從閻王那裏拽回來。」加之，鄰鋪的小勞教楊長生，因出去偷海椒被老鄉打傷，形成巴骨流痰（即化膿性骨髓炎），經常賙濟我的飯食，真是雪中送炭，可無力報答，終成憾事。病體恢復後，歸隊雜工組，做些力所能及的輕活。一天，院部向幹事召見，忐忑間接受一項特殊任務，蓋農場死人的訊息外傳，作家劉盛亞去世後，其重慶的遺屬意欲申請來場探視，由於死者太多，有的連個土堆都沒有，擬予適當彌補，作一些掩蓋偽造。這才令我去南瓜山相機行事，給陰陽兩隔的諸多難友「立碑」，這碑充其量搬塊稍大、成形的石頭，用紅漆寫上死者的姓名。
